馮客：文革所到之處，留下的盡是破碎的生活與被毀滅的文化

一九六三年八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

誰是反革命分子？他們如何滲透共產黨？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現代修正主義」（編按：「現代修正主義」對比的是十九世紀德國社會主義者Edward Bernstein對馬克思主義提出的修正意見）的頭號代表人物就是蘇聯領導人暨共產黨總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在一次非公開演說中詳述前任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統治下的恐怖慘況，並批判對史達林的「個人盲目崇拜」，這次演說摧毀了史達林的聲望，也撼動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兩年後，赫魯雪夫提倡與西方「和平共存」，這個想法被全世界的革命共產主義教條支持者視為背叛，包括那位來自南羅德西亞的年輕游擊戰士。

毛澤東一直以史達林為榜樣，赫魯雪夫推動的「去史達林化」使他自覺受到威脅。他必定也思考過，為什麼僅僅是赫魯雪夫這樣一個人，就能夠在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蘇維埃聯邦——裡謀劃如此全面的政策逆轉。畢竟，佛拉迪米爾．列寧在一九一七年領導布爾什維克派奪取政權後，曾經成功地克服過外國勢力的猛攻，而史達林也在二十五年後熬過了納粹德國的攻擊。毛澤東的答案是：改造人民思想的工作做得還不夠，資產階級雖然消失了，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仍然極具影響力，使高層的少數人得以逐漸侵蝕體制，最後將其一舉顛覆。

在共產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改變了生產工具的擁有者之後，還需要一場新革命來將殘留的資產階級文化全數消滅，從個人思想到私有市場皆然。就像從資本主義轉變成社會主義的過程需要一場革命一樣，從社會主義轉變成共產主義也需要一場革命——毛澤東稱之為「文化大革命」。

這個計畫相當大膽，其目標是完全抹滅過去的一切痕跡。但是，隱藏在這所有理論論證背後的，是一個年事漸高的獨裁者意欲在世界歷史上鞏固自身地位的決心。毛澤東確信自己很偉大，也時常提起這一點，並且自視為社會主義的領導者。這並不全然是狂妄自大的表現。毛主席把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帶向了解放，後來又成功地在韓戰中與帝國主義陣營打得難分難解。

毛主席第一次企圖僭奪蘇聯的威望，是在一九五八年實施大躍進之時，當時有大量的農民被送進了人民公社。他以為能夠藉由「以勞力代替資本」並利用群眾的巨大潛能，讓自己的國家一躍而甩開競爭對手。他確信自己找到了通往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成為領導人類走向均富世界的救世主。然而大躍進實際上是一次災難性的實驗，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毛澤東第二次意圖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世界歷史軸心的行動，就是文化大革命。列寧發動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創下了先例。但是赫魯雪夫等現代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黨內的領導權，將蘇聯帶回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毛澤東認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二階段，它會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使其免於修正主義的傷害。當毛主席領導全世界備受壓迫與踐踏的人民走向自由的時候，也在中國打下社會主義未來的基礎。是毛澤東繼承、捍衛了馬列主義並將其發揚光大，把它帶入新的階段，也就是「馬列毛思想」。

毛澤東和許多獨裁者一樣，對自己的歷史定位有很多宏大理想，同時也超乎尋常地惡毒。他非常易怒且滿懷恨意，可以記仇多年。他對人命損失毫無感覺，總在他那許多意圖威嚇人民的政治運動中任意宣布要殺死的人數指標。到了晚年，他愈來愈熱中於對付自己的同志和部屬，讓他們遭受群眾羞辱、酷刑折磨與監禁，其中有些還是他的老戰友。文化大革命也和一個老人企圖在死前清算宿怨有關。文革的兩個層面——讓社會主義世界免於修正主義的破壞，以及對真實與假想政敵的自私報復陰謀——彼此並不矛盾。畢竟，獨裁者和心胸狹窄的暴君們往往同時具備狂妄與怨恨的心態。最重要的是，毛澤東不認為自己與革命有所區別，他就是革命自身，只要對他的權威有絲毫不滿，就是直接威脅無產階級專政。

他的地位經常受到挑戰。所有獨裁者都活在政變的恐懼中，總是不斷四面張望，舉目所及盡是政敵。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一些最親密的夥伴受到赫魯雪夫那場祕密演說的影響，將黨章內提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全數刪除，並且批判個人崇拜。毛澤東為此勃然大怒，但他別無選擇，只能勉強同意。不過，最大的挫折是，大躍進結束之後，這場規模空前的災難被歸咎於他一意孤行的直接結果。毛澤東相信，有許多同志將大批百姓餓死歸罪於他，想要他下台。這並非他的偏執妄想，當時已有不少流言迅速傳開，說他被蒙蔽、理盲，是危險人物。毛澤東可以流傳下去的一切都搖搖欲墜，他擔心自己會跟史達林有同樣的下場，在死後遭到批判。而即將成為中國赫魯雪夫的那個人會是誰？

有幾個可能的人選，首先是彭德懷元帥，他曾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寫信給毛澤東檢討大躍進。但是黨內第二把交椅劉少奇更有可能爭取「中國赫魯雪夫」的頭銜，因為他曾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當著數千名黨內領導幹部面前宣稱大饑荒是「人禍」。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著手清理門戶以鏟除異己。正如他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的：「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
然而，毛澤東謹慎隱藏自己的計謀。文化大革命刻意使用模糊的用語，僅以「階級敵人」、「走資派」及「修正主義者」等極為籠統的字眼稱呼聲討對象，除非事證確鑿，從不明白地指名道姓。一開始並沒有幾個黨內領導幹部感受到威脅，因為一九六五年時，黨內高層中並沒有真正的走資派，更別提劉少奇和鄧小平了。他們正是毛主席憤恨的對象，但是對即將發生的風暴渾然未覺。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間，劉少奇主持了現代史上最狠毒的共產黨肅清運動之一，共有五百萬名黨員遭到懲處。他極力證明自己足以擔任毛主席的繼承人。另一方面，鄧小平則是最猛烈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人之一，一九六四年起擔任蘇聯總書記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就稱他為「反蘇小矮人」。劉少奇與鄧小平都是最常發聲支持毛主席的人，並且幫助他整垮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包括毫無警覺的北京市長。

毛澤東著手誘捕其政敵，手法如盜獵者般精準，然而，當他布局完成後，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夏天爆發，卻從此自行其道；那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就連最老練的謀略專家也無法預料。毛澤東意欲肅清權力高層，所以不能依靠黨機器完成工作。他轉而利用年輕且激進的學生，賦予他們造反和「砲打司令部」的特權，有些學生當時只有十四歲。

但是黨內幹部早已從數十年的政治鬥爭中磨練出生存技巧，沒有幾個人會被一群既吵鬧又自以為是的紅衛兵拉下台。許多幹部為了轉移自身可能遭受的暴行，於是煽動這些年輕人去對家庭背景不佳、已經淪落為社會邊緣人的無助人民實行抄家。部分幹部甚至打著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名義，組織起自己的紅衛兵。按照當時的說法，他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紅衛兵開始內鬨，為了爭論誰是黨內真正的「走資派」而分裂。在某些地方，當領導幹部受到攻擊時，黨內的激進分子和工廠工人也團結起來支持他們的領導者。

對這樣的現象，毛主席的回應是「號召百姓參加革命」，呼籲他們「奪權」、推翻「資產階級當權派」，結果造成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社會巨變。多年來飽受共產黨高壓統治的失望情緒一口氣爆發出來，到處都是痛恨共產黨幹部的人，但是「革命群眾」並未乾脆俐落地掃除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追隨者，反而自己產生分裂了，不同的派系因為爭奪權力而開始互相鬥爭。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利用人民，然而人民也同樣利用這個運動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情勢混亂到不得不派軍隊介入，他們奉命完成革命，並且透過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來控制住局面。不同的軍方領導人分別支持不同的派系，並且全都確信自己才能代表毛澤東真正的意願，於是整個國家陷入了內戰。

但是，毛主席依然占上風。他心地冷酷、精於算計，卻也思緒飄忽、善變無常，令人捉摸不定，在刻意製造的混亂中愈顯得意。他行事隨興所至，在這段過程中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向他屈服，並鬥垮他們。他或許不是執行運動的人，但始終掌控全局，享受著一場遊戲，而遊戲規則總是任由他改寫。偶爾，他會插手解救某個忠誠的屬下，或者反過來拿某個親信開刀。他可以隨意宣稱某一個派系是「反革命」，只要一句話就能決定無數人的命運。他可以在一夕之間翻轉自己的裁決，更加助長了因為群眾爭著向毛主席表示效忠而形成的暴力循環。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在一九六八年夏天告一段落，當時新成立的所謂各級「革命委員會」接管了黨和國家。革命委員會大多由軍官把持，所以實權都集中在軍方手上。它們相當於一套傳達毛主席命令的簡化系統，他所下達的指示都可以絲毫不受質疑地立刻執行。接下來的三年裡，革命委員會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軍事極權國家，學校、工廠和政府機構都由軍人監管。一開始，數百萬名不受歡迎分子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中包括年輕學生及其他曾經對毛主席深信不疑的人。接著，革命委員會發動一連串殘酷的肅清行動，藉此將所有曾在文革高峰期公開發聲的人趕盡殺絕。遭到聲討的對象不再被稱為「走資派」，而是被稱為「叛徒」、「走狗」和「內奸」，同時設置了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百姓及昔日領導幹部與敵人之間的可疑牽連。經過一場全國性的獵巫行動後，又來了一場肅貪運動，進一步威嚇民眾，令他們更加屈從，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羅織罪名。在某些省分，每五十人當中就至少有一人曾經在整肅行動中遭受波及。

不過，毛澤東對軍方甚為提防，尤其是林彪；此人於一九五九年夏天取代彭德懷成為國防部長，而且首先在軍中倡導研究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利用林彪發動文革並使其持續下去，但這名元帥卻反過來利用這場混亂來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安插他的屬下占據軍中要職。一九七一年九月，他死於一場神祕的墜機事件，平民生活遭受軍方全面控制的時期才告結束。

截至此時，革命的狂熱已經耗盡幾乎所有人的精力。即便是在文革的高峰期，許多不滿一黨專政的百姓頂多也只是在表面上順從，但絕口不提他們內心深處的想法及個人感受。這時，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意識到黨組織已經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傷害，於是他們利用這個機會，低調地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即便毛主席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年不斷對派系挑撥離間也一樣。尤其在農村地區，若說大躍進摧毀了黨的聲譽，那麼文化大革命便是破壞了黨的組織。在一場靜默的革命中，千百萬的農民悄悄重拾傳統慣例，開辦黑市、分配集體資產、瓜分土地，並開設地下工廠。在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去世之前，許多農村地區早已拋棄了計畫經濟的道路。

這無非是十年的混亂與恐懼所留下最深遠的遺緒之一。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會容許有組織的對抗，但是農村幹部每天面對大量的沉默反抗行為及無止盡的推託，根本毫無招架之力；人民嘗試破壞國家對經濟的掌控，並以自己的主動性及聰明才智取代之。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去數年後開始掌權，他曾經短暫地試圖重振計畫經濟，但是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跟隨潮流前進。曾經是集體化經濟主軸的人民公社，於一九八二年宣告解散。

計畫經濟逐漸瓦解，是文革造成的意外後果之一。另一個意外的後果是殘存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被徹底消滅。毛澤東去世時，不只農村人民要求擁有更多經濟機會，很多人也掙脫了毛澤東主義數十年來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毫無休止的思想改造招致了廣泛的懷疑，甚至連共產黨員也普遍抱持這種態度。

不過，有一項遺緒是相當負面的。就人命損失而言，文化大革命殘忍的程度遠遠不及許多較早期的運動，特別是大饑荒時發生的災禍，然而，文革所到之處，留下的盡是破碎的生活與被毀滅的文化。各界一致認為，十年文革期間共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人遭到殺害，但是有更多人的人生被無止盡的告發、不實的認罪、批鬥會和迫害活動所毀滅。中國專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曾經一語道破，文革並非突如其來的災難，亦非大屠殺，卻是一個由許多層面的損失所構成的嚴酷局面：「文化與精神價值的損失、身分與榮譽的損失、事業的損失、尊嚴的損失。」當然，人民互相敵對也傷害了彼此間的信任，人際關係亦變得難以預測。

在不同的人身上，損失程度也差異甚巨。有的人一生就這麼毀掉了，有的人則勉強安然撐過了日常的磨難。此外，少數人甚至發達了，尤其是在文革的最後幾年。在毛澤東時期的最後十年中，呈現了各式各樣的人類經驗，無法用籠統的理論去解釋；隨著我們走出權力的狹廊並聚焦在各行各業的人民身上，這種多樣性就愈加明顯。誠如本書的副標題所言，這段歷史的焦點是人民。

即便只是短短幾年前，我們還很難想像可以寫出一段屬於人民的文革史，因為當時多數證據仍然只是來自官方的黨內文件及紅衛兵的發行物。但是過去數年來，中國的共產黨檔案庫裡可供專業歷史學者參考的一手資料愈來愈多。本書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並與前兩部一樣，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在這裡是首度被使用。這些資料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以及許多其他細節。

當然，市面上已經出版過許多關於文革的回憶錄，本書也會提到它們。除了鄭念的《上海生與死》與張戎的《鴻》等較為人所悉的作品之外，我也仔細閱讀了數十本作者自費出版的自傳；「自印書」是一種新近的出版現象，這個詞譯自俄文的samizdat，但是這種書和蘇聯異議人士之間傳閱的「禁書」完全不同。許多這類自印書是由基層黨員、甚至普通民眾執筆撰寫，提供了官方記載中看不到的視角。訪談紀錄也是同樣重要的資料來源，有些公開供人查閱，有些則是特地為本研究所蒐集的。

也有豐富的二手資料可供對文化大革命有興趣的讀者參考。紅衛兵從崛起的那一刻開始，便攫取了專業漢學學者與廣大民眾的注意力，現在，文革的標準參考書目上，光是以英文撰寫的文章與書籍就列出了數千條，這些豐富的作品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毛澤東時期的理解，然而這些研究往往沒有提及一般民眾。本書嘗試將「大歷史的敘述」與曾經身處這場人倫悲劇之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連結在一起。從處在政權頂端的領導人物，直到偏僻地區的窮困村民，大家都面臨過極度艱難的考驗，而他們當時做出的不同選擇，顛覆了世人的印象——世人通常認為毛澤東時期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了一個與毛主席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簡而言之，他們埋葬了毛澤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