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蒲慕州
編按：一般認為，漢代的巫蠱之禍主因是漢武帝個人的迷信和消耗國力之故，但當代學者的研究顯示，巫蠱之禍不只是漢武帝個人的錯誤所造成的家庭悲劇，更是複雜的個人恩怨、宮廷派系之間權力鬥爭、皇位繼承、社會動盪、迷信和漢武帝個人的精神狀態等等因素的綜合結果。社會中流行的有關巫蠱的信仰，加上謠言在宮廷內外的流傳，更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而巫蠱遂成為所有這些因素發酵之後的藉口或者引爆點。
不過，武帝時的巫蠱之禍只是許多類似的事件中最著名的。由漢到唐，甚至到近代，史籍記載了許多發生在宮廷之間的巫蠱事件，大多牽涉到皇親國戚及政府官員，其中又以漢唐之間最為頻繁。試問，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法律和宗教環境滋養了或鼓勵了巫蠱的信仰和行為？這些事件既然延續如此之久，是否有何模式？這些事件對於我們了解宗教和社會的發展有何意義？顯示出當時的宗教心態是什麼？同時，官方史籍的記載和私人記載、方志、醫藥文獻，以及宗教文獻如佛經道藏中的記載有何異同？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武帝喜歡任用執法嚴苛的人物來打擊豪強貴戚，也不斷的追求長生不老仙藥以及成仙之法
由元狩到征和三十多年間，武帝經歷了一生重大的事件。一方面他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有諸多的興革，同時喜歡任用那些執法嚴苛的人物來打擊豪強貴戚，另一方面，他仍然不斷的設法追求長生不老的仙藥以及成仙之法，一直到他晚年，這兩方面的作風並沒有基本上的改變。
征和元年為武帝在位的第四十九年，六十六歲。身體已經開始衰弱，精神上也有不穩定的情況，時常恐懼臣下的謀害。在這年冬天大搜前後，丞相公孫賀為了要救贖因濫用公帑而下獄的兒子公孫敬聲，自請追捕了人稱「京師大俠」的朱安世。豈料朱安世在長安城中甚有力量，反而由獄中上書，控告公孫敬聲和武帝女兒陽石公主私通，並且使巫者在甘泉馳道埋偶人，祭祠祝詛武帝。於是公孫賀父子皆下獄死，全家族滅。連坐的有衛皇后所生的陽石、諸邑兩公主以及衛皇后弟子衛伉等人。
武帝用手下酷吏幫他打擊豪強貴戚，但這些酷吏也只是工具而已，棄之不足惜，也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他們可能誤犯的過失
當我們想要設法透過一些殘闕不全的消息來了解巫蠱事件的性質時，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我們難以掌握，但又必須要試著去了解的，這就是武帝個人的心理因素。綜觀武帝一生的用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武帝對他的臣子所採取的態度是寧願因嚴厲而誤殺、多殺，但不願輕易放過可能有問題的人物。他可以先用酷吏去打擊豪強，但不輕易放過這些酷吏可能犯的過失，如張湯、義縱、王溫舒、減宣（見《史記．酷吏傳》）。他所任用的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都是坐事處死，而後石慶數度見譴。因而當公孫賀被任命為丞相時，起初不受印綬，他的理由不是他對武帝說的「材誠不任宰相」，而是因為他知道當了丞相之後常無善終，他在受印綬之後對別人說：「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這「主上賢明」四字用在此處不但不見其溢美之意，倒有一種因了解其為人行事而產生的恐懼感。果然後來公孫賀遭巫蠱滅門之禍。對武帝來說，這些臣子只是他手下的工具而已，棄之不足惜。有這樣的一種作風，再加上他因為年老而多疑，對有人用巫蠱謀害他的事自然要大加整治。三十八年前陳皇后之事大約仍在武帝心中有深刻的印象，那次武帝也是用一名酷吏（張湯）來辦案的。間題是，這治巫蠱的主張是武帝有計畫的政治整肅？或者事先並無確定的目標？
人處順境時對鬼神是一種看法，處逆境時，則可能是另一種看法，人對鬼神多半是游移於半信半疑之間
首先必須認識的是，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對於鬼神之屬的超自然現象，從來沒有任何人或者思想流派曾經徹底的討論或者否定過，即使是後人以為是理性而人本為主的儒家也必須採取一種不可知或敬而遠之的態度。因而對於不可知不可見的神祕現象，我們很難說社會上有一共同的定見，個人的情況也會因個人在不同的生活或心理處境之下而有不同的看法。所謂的相信，或者宗教信仰，大多不是一成不變，或者一次了結的。人處順境時對鬼神是一種看法，處逆境時，則可能是另一種看法。信仰，是人和其生存環境（包括人事和自然）之間不斷商榷的一種過程，它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心理狀態或思想內容，它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信或者不信，而多半是游移於半信半疑之間。
歐洲的獵巫牽涉到一個核心問題，即女性地位和社會對女性的歧視，現代不少學者以為，歐洲對女巫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社會整體對女性的歧見之上
中國與歐洲的情況還有一些不同的是，歐洲有關女巫的論述和基督教會或者基督教信仰有一定的關係，因為巫術在本質上與基督教信仰是不相容的，所以它很容易成為教會反對甚至查禁迫害的對象。如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的日耳曼地區，因為氣候變冷，導致農業蕭條，鄉村人口生活困難。生活窮苦的農民之間因生活資源缺乏而造成人際關係緊張衝突，成為一些人指控其鄰居行巫術的導火線。而一些所謂的智識分子，包括教會人士，此時亦認為是巫者導致農作歉收。他們的意見表現為各種文字印刷品或宣傳手冊，指控農業歉收是魔鬼的作為，而巫者就是魔鬼的門徒。
歐洲的獵巫還牽涉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即女性地位和社會對女性的系統性的歧視。現代不少學者以為，歐洲對女巫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社會整體對女性的歧見之上。例如最有名的天主教士攻擊女巫的論著Malleus Maleficarum由神學的角度說明女性具有天生的缺陷，因此女性會受魔鬼的引誘而成為女巫。即使是所謂的基督新教，與舊教（即天主教）之間有種種不同的論點，獨獨在有關女性的態度上，和天主教沒有什麼差別。其領袖如路德（Luther）和喀爾文（Calvin）等人，也都認為女性為天生的弱者，應該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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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退休）。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埃及學博士。專長是古代埃及史、中國古代宗教社會史以及比較古代史。曾在中央研究院及美國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葛林耐學院等地工作教學，是少數能夠從事埃及學及漢學研究的學者，近來亦致力於比較古代史的研究。專書有：《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尼羅河畔的文采 ；古埃及文選》、《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法老的國度》、Wine and Wine Offering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Daily Life in Ancient China; 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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