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兆安
編按：何以胡適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潮，最終抵擋不住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徐兆安教授曾指出，這是余英時在1983年〈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中所提出的經典問題。余英時指出，胡適思想在「改變世界」方面有其重大的內在限制。胡適抱持「小心求證」的宗旨，拒絕對於中國社會性質提出全盤的解釋，因而無法產生「根本而徹底的改變世界方案」。在余英時的影響下，不少學者把胡適的經歷視為中國現代知識人困境的代表，為學界帶來深遠影響。藉著聯經再版余英時五〇年代在香港時期的著作，我們可以重新發現余英時史學研究背後的思想淵源，並更真切地把握其民主自由論說的內涵。以下是徐兆安的私藏余英時書單，勾勒出余英時的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中如何同時帶著「革命意識」。
在共產主義的革命以外，中國還可以有怎樣的革命？這是余英時在1950年代初期所面對的難題。從後見之明來看，在辛亥革命以至於1949年之間的種種革命，包括無論是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思想革命，似乎都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建國的最終結果。因此，反對中共的知識人們，往往被迫採取質疑革命的立場，甚至走向政治的保守主義。但余英時即然在香港時期認同於「新勢力」，即是國共以外第三勢力的政治運動，則也不可能接受否定革命，變相為國民黨統治無條件地背書。《民主革命論》所結集的文章，都是1950年代初期余英時對於國共以外，革命與不革命以外的「第三條路」思考。這種第三條路的思考，正是早年余英時「胡適方案」中政治願景的基礎。
《民主革命論》探討政治上的第三條路，《文明論衡》則是余英時超越「中西」與「新舊」文明二分，補充胡適思想侷限的嘗試。在革命與不革命之間，胡適固然提供了「改良即革命」的第三條路；但面對中國傳統文化，胡適帶來的影響還是偏於破舊，關於如何承接傳統的遺產，以及如何開出新的文明進程，都未有提供更具體的答案。對此，《文明論衡》補充了「胡適方案」在「再造文明」方面的缺失。身處1950年代的戰後世界，余英時認為文明的危機是普世的，而不是中國特有的。因此，對治文明危機的答案，固然不可能單純地回歸傳統，但也不可能直接從西方移植。要「再造文明」，就必須從東西文明傳統中吸收養分，針對當下的問題創造出新的答案。
沒有五十年代的「胡適方案」，我們就難以理解余英時在學術生涯中「重尋胡適」的思路。胡適之於余英時，既不只是思想史上的研究對象，也不是所浮慕的思想英雄。兩人雖然沒有直接的交集—文獻可徵的，只有胡適曾經在日記提到聽聞余英時的早慧—但余英時卻是少數真正深入胡適思想，從中找尋「改變世界」方式的知識人。《重尋》一書描寫胡適的困境，其實也是余英時在五十年代第三勢力運動挫折下，所親身經歷過的困境；他對胡適思想侷限的探討，不單純是對前賢的評論，同時也是在重新審視本身「胡適方案」內的政治願景。
在錢穆「士史」的基礎上，余英時更進一步綜匯各種對於知識人形成的歷史解釋，成就了《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在歷史學專業中的地位。但學術研究上的名聲，卻往往讓讀者錯過《知識階層史論》的思想史意義。事實上，書中眾多看似一般學術語言的用詞，都對應著余英時五十年代「胡適方案」中的政治與文明理論。書中各章源自1950年代後期的研究論文，至1980年結集時，這些關鍵的用詞近乎一字不漏地收進《知識階層史論》書中。可是，讀者若只從《知識階層史論》本書出發，就很可能只能得到該書作為研究論著的意義。換言之，1950年代的「胡適方案」，常常是余英時學術著作的「今典」的來源。這些「今典」是一把鑰匙，讓我們尋覓思想史上的余英時。
延伸活動
重訪自由主義的年代：讀《余英時文集》、《林毓生作品集》
日期｜2023年2月3日 （五）
時間｜ 18:00-19:00
地點｜臺北國際書展 藍沙龍（台北世貿一館）
主講｜
錢永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思想》總編輯）
周保松（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客座副教授）
主持｜
涂豐恩（聯經總編輯）
余英時及林毓生兩位學者，在1980年代為台灣以及之後的整個中文世界帶來了自由主義的觀念與思辨的風氣。本次活動，我們邀請到錢永祥及周保松兩位研究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來重訪余英時及林毓生各自的思想軌跡，以理解兩位學術巨人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並思考自由主義對於當代臺灣與中文世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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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現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明清至現代中國思想史與制度史，現正撰寫關於考試制度如何後科舉時代建立信用的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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