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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劉賓雁追思會上的發言

文 / 余英時

編按:2005年12月,中國作家、異議知識份子劉賓雁先生去世。劉賓雁於1925年在長春出生,曾於《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反右運動期間又被打成「右派」、遣送農村「勞動改造」。1988年初,劉賓雁赴美講學;六四事件發生後,他因公開反對當局的武力鎮壓,而宣布在海外開始流亡生活。劉賓雁先生離世後,余英時曾撰文懷念其對於「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精神的傳承。(本文摘自《余英時雜文集》,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

劉夫人,家屬,各位來賓:

今天我們都以同樣沉重的心情,在這裡追思劉賓雁先生。我想這種感覺大家是完全一樣的。

我現在只是想從我個人的觀點,對賓雁先生做一個簡單的頌詞。我不是無緣無故地,或者只是敷衍式地歌頌一個剛剛走進歷史的人,而是真實的感覺。

我記得第一次認識賓雁先生,我還在耶魯大學——我剛剛跟我的老朋友鄭愁予先生問過是哪一年,後來發現大概是一九八二年。我還記得跟他沒有多說話,但是他跟我握手是很親切的,有一種交流。我感覺他非常誠懇,他一心一意想為中國好。我那時已經知道他是一個非常敢說話的人,中國叫做敢言之士。那時候《人妖之間》已經出版了,大家都知道賓雁先生的大名。但是,後來因為劉先生被趕出中國(不是趕出中國,是八十八年出國,八十九年在海外抗議六四屠殺,不被准許回國),在美國住了很多時間,也有一段時期在普林斯頓大學,所以我們就更有機會交流。

我的感覺,就是他的一些綽號,或者大家喜愛的一種稱呼,像「中國的良心」,「劉青天」,這都不是沒有理由的,都是非常有根據的。因為他始終是抱著一種正義感,社會正義感,是非常強烈的。特別是要為受苦受難的老百姓說話。我今天想用「老百姓」這個詞。這個詞比「人民」好,因為「人民」這個詞已經被濫用了,所以我不想用「人民」這兩個字。他對中國老百姓說話,恐怕是他最大的特色。他能夠暢所欲言也就幾年。就是從右派解放以後,大概七十八年以後吧,到八十八年被趕出黨,被趕出中國。就是這幾年的時間,他做了他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就是為老百姓說話,伸張正義,同時也敢於對腐敗的權力,邪惡的權力大加討伐。這是他的貢獻。所以,叫他「劉青天」也罷,叫他「中國的良心」也罷,他都是當之無愧的。

劉賓雁。相片來源:轉自「開放博物館」

在他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他早已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人,他不可能不接觸到許多中國過去的傳統。

《紐約時報》報導他逝世的一篇文字,稱他為「內幕評論家」,用中國話說,就是「體制內的批判者」。所謂「體制內,就是他是中共黨員。他是滿腔熱血去革命的。而革命是出乎很純潔的抱負,是一種不平之感。在這個情况之下,他一直是相信社會主義的,也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我想,他到老年還沒有拋棄他早年的理想。這是他特別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但是這個理想,他慢慢發現不對了。他發現從史達林到毛澤東,所實行的,在他講,都是假的,虛偽的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為人類的平等,自由等種種價值而努力的一種社會制度所以他不能不說話,不能不批評但是他並不是想推翻什麼,或者有什麼激烈的行動。他只是站在體制之內,希望中國在體制不動的情况下,慢慢走向光明。尤其是在毛澤東死了之後,他以為這也許有一個機會。因為當時在中國,在中共黨外,黨內,都有一種期待,覺得最大的問題解决了,現在真正的問題是怎麼樣走上社會主義。劉先生就是在那種心態之下,出來說話的。他所到之處,我所知道的,老百姓有各種苦難,都向他訴求。希望通過他的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出來,得到一種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為老百姓說話,暴露了黨的——他自己的黨的——許多罪惡,這是他最後被鄧小平趕出黨的重要原因。

但實際上,他是更忠於黨的。他忠於黨,用他的話說是「另一種忠誠。」他不是奴才式的,沒有思想的追隨,盲目的追隨,而是希望這個黨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能夠給中國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認為他的黨應該是為了老百姓服務的,為中國努力的。所以他的所謂「愛」、「忠」,都是對中國,也是對中國老百姓,而不是狹義的對一個執政黨的愛。

賓雁先生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那麼他的這些正義感,他的這種敢言的精神是不是完全是從馬克思那裡來得呢?我相信當然有關係。但是我不相信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他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人。在他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他早已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人,他不可能不接觸到許多中國過去的傳統。這個傳統有好的有壞的。壞的,在五四時代以來已經慢慢被批判了。但是好的,還是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我的感覺是,這種敢言的批評(行為),正是中國知識人的——我們叫「士」的——一個最重要的傳統,這個傳統就是要說話,這是我們從周代可靠的文獻中知道,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一種說法,士是要說話的,要批評的。老百姓,庶人也要說話的,也可以謗的,可以罵政府的。所以,我們有「士傳言,庶人謗」的古訓。老百姓對政治不滿意,我們要知道。這是中國很早的一種智慧。最早上古的帝王都有這樣的智慧。就是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你要不叫老百姓說話,比防河缺口還要難。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好是讓老百姓說出話來,鼓勵老百姓說話,鼓勵老百姓甚至於罵。我們叫「謗」誹謗的「謗」。庶人謗是一個普遍現象。所以孔子就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如果天下有道,社會合理的話,老百姓就不會罵,不會批評的。這個老百姓也包擴「士」在內。所以,換句話說,如果無道,那一定要罵的。所以這是「士」的一個基本精神。劉先生就繼承了這樣一個精神。

什麼叫寧鳴而死?就是說這個老鴉寧可叫,鳴,而死掉,但是他不肯默默的不出聲而活下去。所以胡適之先生稱為,這是中國「不自由,毋寧死」的一種表現。

這個精神在宋朝,儒教復興以後,有更現代化的形式出現,這就是我們人人都知道的。

有一位范仲淹,他一生就是敢說話。三次在朝廷被貶出去。每一次被貶出去,朋友都在開封給他送行,送出開封。那時開封是中國的國都,就說,你這次很光榮。第二次說,更光榮。第三次就說,更光榮得不得了了。所以范仲淹自嘲地說,我現在前後已經三光了。這是他敢說話付出的代價。但是我們知道,那時候,執政的人雖然不喜歡他,把他趕出去,可是他擁有他的朋友,他的同僚。知道他的人都越來越佩服他。這也是劉先生的遭遇。劉先生兩次給趕出黨,雖然不是三光,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他一次比一次光榮。而在實際上,儘管他的黨討厭他,可是他自己受到老百姓,受到朋友,受到知識界,受到許多正義感的人的尊敬。

范仲淹也說過一句話,他第三次被趕出去以後,有一個朋友寫了一首賦「靈烏」,就是烏鴉,很靈活,神靈的一種烏鴉,老要叫。我們中國實際上是討厭老鴉的。認為老鴉是不好聽的。可是老鴉表現牠自己的感受,不能不叫。所以〈靈烏賦〉就是歌頌范仲淹的。范仲淹做了一個長賦,作為答覆。其中有兩句話,很有名,這兩句就是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什麼叫寧鳴而死?就是說這個老鴉寧可叫,鳴,而死掉,但是他不肯默默的不出聲而活下去。所以胡適之先生稱為,這是中國「不自由,毋寧死」的一種表現。中國有這個觀念,只是說法不同。

劉先生當然就是繼承了這樣一個「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這也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傳統。關於這個老鴉,後來胡適之自己有一首詩,也叫「老鴉」。新詩很難背,不過我大概記得是這樣說的,他是以老鴉的口氣做這首詩的,他說,我大清早起,在人家屋上啼,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老鴉叫。大家認為不吉利的),但是呢,我不能呢呢喃喃地討人家歡喜[1]。

這就是胡適當時為自由主義者爭取說話的自由。先是罵國民黨,後來當然罵共產黨,以致左右不討好,招兩面咒詛。這首詩也就是繼承了范仲淹〈靈烏賦〉的傳統。所以在我看來,賓雁固然是馬克思主義者,固然受到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正義(理論)方面的激勵,但是說到最後,他仍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光輝的產品。

謝謝。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北明根據錄音記錄整理,經演講者本人審校)

[1] 胡適〈老鴉〉全文:一,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二,天寒風緊,/無枝可棲。/我整日裡飛去飛回,/整日裡又寒又饑。/我不能帶著鞘兒,/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飛;/不能叫人家繫在竹竿頭,/賺一把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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