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劉賓雁追思會上的發言

《紐約時報》報導他逝世的一篇文字，稱他為「內幕評論家」，用中國話說，就是「體制內的批判者」。所謂「體制內，就是他是中共黨員。他是滿腔熱血去革命的。而革命是出乎很純潔的抱負，是一種不平之感。在這個情况之下，他一直是相信社會主義的，也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我想，他到老年還沒有拋棄他早年的理想。這是他特別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

但是這個理想，他慢慢發現不對了。他發現從史達林到毛澤東，所實行的，在他講，都是假的，虛偽的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為人類的平等，自由等種種價值而努力的一種社會制度所以他不能不說話，不能不批評但是他並不是想推翻什麼，或者有什麼激烈的行動。他只是站在體制之內，希望中國在體制不動的情况下，慢慢走向光明。尤其是在毛澤東死了之後，他以為這也許有一個機會。因為當時在中國，在中共黨外，黨內，都有一種期待，覺得最大的問題解决了，現在真正的問題是怎麼樣走上社會主義。劉先生就是在那種心態之下，出來說話的。他所到之處，我所知道的，老百姓有各種苦難，都向他訴求。希望通過他的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出來，得到一種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為老百姓說話，暴露了黨的——他自己的黨的——許多罪惡，這是他最後被鄧小平趕出黨的重要原因。

但實際上，他是更忠於黨的。他忠於黨，用他的話說是「另一種忠誠。」他不是奴才式的，沒有思想的追隨，盲目的追隨，而是希望這個黨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能夠給中國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認為他的黨應該是為了老百姓服務的，為中國努力的。所以他的所謂「愛」、「忠」，都是對中國，也是對中國老百姓，而不是狹義的對一個執政黨的愛。

賓雁先生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那麼他的這些正義感，他的這種敢言的精神是不是完全是從馬克思那裡來得呢？我相信當然有關係。但是我不相信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他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人。在他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他早已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作為一個中國知識人，他不可能不接觸到許多中國過去的傳統。這個傳統有好的有壞的。壞的，在五四時代以來已經慢慢被批判了。但是好的，還是在中國知識人的身上。我的感覺是，這種敢言的批評（行為），正是中國知識人的——我們叫「士」的——一個最重要的傳統，這個傳統就是要說話，這是我們從周代可靠的文獻中知道，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一種說法，士是要說話的，要批評的。老百姓，庶人也要說話的，也可以謗的，可以罵政府的。所以，我們有「士傳言，庶人謗」的古訓。老百姓對政治不滿意，我們要知道。這是中國很早的一種智慧。最早上古的帝王都有這樣的智慧。就是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你要不叫老百姓說話，比防河缺口還要難。是做不到的。所以最好是讓老百姓說出話來，鼓勵老百姓說話，鼓勵老百姓甚至於罵。我們叫「謗」誹謗的「謗」。庶人謗是一個普遍現象。所以孔子就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如果天下有道，社會合理的話，老百姓就不會罵，不會批評的。這個老百姓也包擴「士」在內。所以，換句話說，如果無道，那一定要罵的。所以這是「士」的一個基本精神。劉先生就繼承了這樣一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