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求知的故事

我們知道，宋濂的早年是在元朝統治下度過的，蒙古的皇帝並不看重中國的儒生，科舉考試偶一舉行，即使中了進士也沒有多大的政治前途可言。所以宋濂青少年時代如此刻苦求知，就更為可敬了，這是中國傳統士人讀書追求知識的精神。我們不要輕信現代人那些沒有歷史常識的話，以為祇有西方才有追求真理、追求知識的精神，中國傳統士人都是為功名利祿而讀書的。其實西方人也儘有不求知的，中國人也儘有求知的，照我這幾十年來的親身經歷，現代中國青年雖說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為功利而讀書的人恐怕更多。而且家長也總是鼓勵子女去學理工、學醫、學商業管理、學法律，很少家長肯讓子女去自由發展自己真正的知識興趣。如果子女的興趣恰好是在理工、醫、商、法，那當然再好也沒有，職業和學術志趣兩面都兼顧到了。怕的是不少青年，本有其他更好的才能和興趣，卻因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僅僅為了將來職業的緣故，都不幸而埋沒了。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真實的感人的故事。十幾年前，我還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位台大理科畢業的可敬可愛的青年，已在加州理工大學取得了生化博士的學位，並且在史丹佛大學從名師（諾貝爾獎得主）作博士後研究，而且卓有成績。他和我素不相識，但忽然來信說，他的真正興趣在研究中國歷史。他要求我幫他到耶魯來從頭學起，讀史學博士學位。後來我到舊金山、洛杉磯等地，他又和我當面懇談過幾次。我狠下心腸告訴他，我雖然十分為他的求知熱忱所感動，但是我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動他中途改行。他已在另一條學術道路上走得太遠了，中年才改學歷史，事倍功半，前途難料。我祇好告訴他，如果他願意懂一點中國歷史，在研究本行之餘，可以自修。我願意做他的讀書顧問。但是現代學術分工太細，專精一行已必須全以赴，事實上那有餘暇來兼治另一門知識呢？我和他早已失去聯絡了。但我時時還懷念著他，也為了不能幫他完成他的心願而耿耿於懷。我想他是受外在壓力而犧牲了自己真正學術興趣的一個實例。

最近我偶然讀了一本英文小說The World as I Found It, by Bruce Duffy，是關於維根什坦、羅素、摩爾幾個哲學家的複雜故事。雖然是小說，這本書確是研究了他們的真實傳記後才寫出來的。生活細節和心理的描寫當然是虛構的，但大體脈絡並不違背史實，很有點像中國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維根什坦當然是本世紀西方哲學界的大天才，沒有人能夠真正去學他。但是他終於能完成自己的才能則主要得力於他在大學時代便立定了志向，追求內在的學術興趣，不為任何阻力所動搖。這一點正符合中國古人教子弟第一要「立志」。他的父親是維也納的鋼業大王，對幾個兒子都教育特嚴。維根什坦沒有正式上中學，是由家庭教師專門一對一地教出來的。他的父親自然希望幾個兒子都能成為有實際才能的社會領導人物，維根什坦也包括在內。但維根什坦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學了一年航空工程以後，決心要研究哲學——特別是數理邏輯。他早已讀了羅素的書，又特別去拜訪了德國的數理邏輯大師弗勒格，弗勒格也勸他去跟羅素學習，這樣他就不顧一切地轉學到英國的劍橋大學了。維根什坦可以說是代表西方一心追求真理的精神，他鑽研邏輯、語言哲學既不為名，也不求利，更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他不求名，尤為難得，他的思想豐富而複雜。偶然留下一些思維的紀錄，在羅素、摩爾等第一流哲學家眼中已是發前人所未發，但他卻堅決拒絕刊布。摩爾以老師的地位曾為他整理了談話紀錄，他仍然不滿意，不讓紀錄稿流傳。所以，他生前僅僅在一九二一年發表了薄薄一冊的《邏輯哲學論》，然而卻是開創了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大文字。當時及後人一直都在捉摸他的真正意思，至今解說紛紜。羅素為他寫長序，著名的維也納學派奉他為開山之祖，他都不承認。因為他追求的不是世俗的聲名，而是「真理」。他不但不「求利」，而且在父親死後堅決放棄了他所繼承的巨大財富。他的姐姐不要他放棄，但他服膺托爾斯泰的想法，以財富為罪惡，寧可自殺也不要這筆遺產，所以最後祇有聽從他的抉擇了。

那本小書出版後，他認為哲學問題已解決了，便不再弄哲學，轉而到一個窮鄉僻壤去教小學，培育下一代。他仍然是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實現。等到他重返英國哲學界，那已是三十年代以後的事了。那是因為他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跳躍。另一方面，他對人生又是極認真、極嚴肅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回到奧國服兵役，以致成了戰俘；第二次大戰他在英國，也自己主動到傷兵醫院去服務。他並未忘記他的國民和公民的責任。他的志向正是在大學時代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