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中：一棵香港菜心的歷史厚度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記錄／鄒文君

編按：我們常常說香港地少人多、本地農業日漸式微，然而這樣的描述又是否合乎真實呢？而當下仍有不少人陸續投入香港農業，試圖改變目前的局面，耕種出新的天地。2022年6月7日，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邀請了《夕陽的光》作者周思中，分享他與香港農業3.0項目團隊進行的香港菜園農業研究和田野考察，梳理香港菜園農業從二十世紀中期至今的發展歷史，希望能戳破主流論述中所謂「香港農業式微」的迷思和蒼白描述，並照亮香港農業的發展前路。（本文原題為〈獻給香港農夫的珍貴紀錄——周思中《夕陽的光》演講側記〉，標題為編者擬。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

延續博士論文對香港本地農業發展的思考，在2022年6月7日，周思中帶著最新研究成果《夕陽的光：誰說香港沒有菜園》（香港：藝鵠ACO，2022年），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何謂『本土』？初探香港後殖民的身分政治」課程進行演講。在本次演講中，周思中分享了他與香港農業3.0項目團隊進行的香港菜園農業研究和田野考察，梳理了香港菜園農業從二十世紀中期至今的發展歷史，並嘗試從農夫在菜園行業的生存環境，包括農地條件、生產管理、經營模式，以至其置身的市場及制度環境，帶出當中的動態關係和豐富故事。

周思中首先發問：若從「香港」這個大題目聚焦到農業發展的領域裡，可否提出一個有關本土的問題？農業又能否交出一個獨特的答案？以下他將從兩個方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其一，本土農業與香港社會及經濟線性發展之間，兩者是否此消彼長的關係？其二，從近年來相當受人注目的蔬菜自給率問題切入，又當如何理解「本地菜」與「進口菜」之間的二元對立？

當人人都放眼於殖民地設立的制度機構，指它成就出香港農業的黃金時期，周思中則提醒道，這反而會遮蔽庶民的主動性……

噪音：制度層面以外的本土庶民視角

一般對於香港的發展論述離不開以下版本：沿著一種線性發展思維習慣，香港被描述成一個從漁村發展成現代化工業城市，至80年代再變成去工業化、以金融服務為主導的國際城市。在這種論述中，本土農業的角色相當微小，即使戰後本地農夫一度提供了近半人口的蔬菜消耗量，在香港的線性發展歷程中，農業似乎不得不被自然、甚至是良性地淘汰。周思中則想提供更為細節性的補充，以複雜化上述說法。

在與本地農夫的交往中，周思中提到種菜的人多半自稱「菜園」而非農場。有關香港菜園的發展歷程，主流說法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殖民政府訂定法律，[1] 成立了一個半官方蔬菜批發市場——蔬菜統營處（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簡稱菜統處），規定農夫只透過這個壟斷性的中央批發市場來販售蔬菜，同時又鼓勵農夫成立地方性的合作社，以作為菜統處的合法對口單位。在此制度機構下，唯有從合作社送來的蔬菜才可以進入批發市場。有研究者理解它為殖民政府對於香港農業產業鏈的一番整頓：此前香港的賣菜機制相當分散，不同的欄商，亦即地方的蔬菜的小型批發商，會到處向地方農夫買菜，再賣給各零售商進而流入市場。當時殖民政府視欄商為混亂且剝削農民的存在，銳意取代之，然而周思中發現當中的矛盾之處：作為重視且傾向鼓吹自由貿易的國家，英國在其海外殖民地卻多有類似的政策決定。他進一步想要發問的，是有關此制度落實到香港的「順暢性」——這種由上而下的制度，是否很快已能取代民間自發、由下而上且行之有年的交易制度？

就此，周思中翻閱香港舊報紙以及菜統處資料，嘗試從歷史數據及事件入手，還原當時的現實狀況。例如1946年12月26日的《工商日報》報導了相干農夫試圖用擔挑將蔬菜偷運到港島販賣，最終被早已等候在碼頭的緝私人員抓獲的故事。又例如1946年9月26日《工商晚報》亦報導了警方抓獲等候在送菜途中、攔截並嘗試遊說農夫違規賣菜給自己的「歹徒」。不過，周思中指出這些頂多算是無組織的行動，並不能推翻官方制度，卻確實在其外圍持續製造出一定的噪音和混亂。若對比菜統處銷售量以及本地蔬菜消耗量，亦可更明顯得知，中央制度從未變成香港蔬菜的主要買賣系統；不少本地出產的蔬菜，事實上都分佈於不同地方的天光墟進行販售，也就是說，農民從來不是官方眼中乖巧順從的合作拍檔。受人類學家James Scott《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等作品影響，周思中進一步解釋在國家那些雄心壯志、大有為的計劃或改革底下，民間反應卻不一定如預設般理想；若從小人物的角度出發，則能見到很多噪音雜訊。更多時候，在不完全拒絕一個全新的、中央產運銷制度的情況下，農夫會發明不同的平行做法，對應乃至繞開制度。另一方面，其原有的社會及經濟關係亦不可能被新制度全然取代，前者不但幫忙維繫了農民的生計，也保障了戰後香港蔬菜的穩定供應。

透過爬梳上述小人物（又曰庶民視角）的本土史版本，周思中希望在制度層面以外，看見且肯認農民自身如何奮力撐起戰後香港菜園的活躍發展。當人人都放眼於殖民地設立的制度機構，指它成就出香港農業的黃金時期，周思中則提醒道，這反而會遮蔽庶民的主動性，無法看清楚本地農夫怎樣在有限特定的環境中創造條件，發明且搭建出屬於自己的遊樂場。正如他在《夕陽的光》中點出，即使在新界新市鎮高速發展、農地面積不斷下跌損失的80-90年代，本地農業產量及產值仍然「韻味深長地與新市鎮發展跳了好幾年探戈」（頁46），當中有賴農夫的逆市自強。換句話說，香港的菜園農業並沒有隨著整體都市化、工業化的步伐而自然地退下歷史舞台；菜園農夫反倒應該被視為是「現代香港社會發展的同代人」（頁41）。唯有將上述元素都加起來，才有辦法重新拼湊出戰後香港農業的更整全面貌。

當時港人踴躍於北上開設菜場、運菜到港，甚至有能力向深圳當局討價還價，爭取更優惠條件，這種情感（sentiment）結構則與現時的香港社會有著顯著差異。

問題化「本地菜VS進口菜」的對立迷思

時間線跳到近幾年相對引人注目的議題：香港蔬菜自給率。即使80-90年代本地農夫仍然田耕不絕，至1997年，香港蔬菜自給率已回落到2%以下。但自2010年反高鐵、護菜園等一系列反土地徵收及復育農業運動以來，「本地菜」的議題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尤其自COVID-19疫情以來，中港之間運輸往來屢被阻斷，至2022年3-4月期間中港運輸貨車司機接連染疫，使香港的蔬菜供應變得緊張，本地菜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周思中指出，至今香港社會仍然未擁有足夠的知識和條件深入了解，與「本地菜」相對的那個特定概念——「進口菜」到底意指為何。現今香港有接近90%蔬菜供應源於中國內地，因而在不少人心裡，「進口菜」幾乎是「大陸菜」的代名詞。出乎意料之外，經周思中調查研究所得，則發現所謂「大陸菜」的產業發展源起，卻是從香港作為出發地的。

一般講到80年代香港的去工業化原因，離不開中國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作為一個關鍵轉捩點，即港資工廠北移，而香港則趁機轉型成服務型經濟，與中國形成「前店後廠」的協作格局。然而透過翻查舊報紙，周思中發現在大規模工廠北移前，第一批北上投資的人，事實上為開設農場、生產蔬菜輸送回香港的本地商人或農場；當時甚至還有命為「特區菜」的農產品，意指在「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下的產物——生產出口的蔬菜，這可被理解成香港「進口菜」的源頭。例如1985年3月16號《大公報》報導，有香港商人聯合召開記者會，以投訴深圳當局使用配額制度，限制了他們的蔬菜出口量，而深圳當局反應亦相當積極正面，或超乎我們現時的想像。周思中因而點出，特區菜，或曰進口菜，事實上是相當複雜、難以說清的存在。從上述新聞報導可見，當時港人踴躍於北上開設菜場、運菜到港，甚至有能力向深圳當局討價還價，爭取更優惠條件，這種情感（sentiment）結構則與現時的香港社會有著顯著差異。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則為進口菜中常見的蔬菜品種——菜心。周思中笑言，從他作為農夫的經驗看來，唯有菜心是港人最愛，吃多少都不覺重覆沉悶；但當詢問香港朋友「菜心的標準為何」，對方多半沒有概念。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港資菜心農場中，周思中卻發現在裡面工作的師傅們，自有一套標準化的挑菜準則、程序以及分工，例如收割的時間十分嚴格，以避免菜葉上沾滿露珠，不利於長達2000公里的長途運輸；菜心的長度須在13-20厘米之間，切口須均勻且白色部分不能太多，否則整批都不能被驗收出口。在這些農場工作的人或來自當地、或來自其他省份，而本地寧夏人不吃菜心，所有產量幾乎都是為了出口至香港。[2] 箇中的耐人尋味之處，在於這些身處千里之外的非香港人、甚至非廣東人，卻決定了現時大量流通在香港市面的標準「菜心」，究竟是如何被模塑及呈現出來的。為適應植物本身的生長特性，找尋最佳生產環境，一路從香港、深圳特區，輾轉多處後，最終座落在寧夏的大規模菜心菜場，卻使得「本地」或「進口」的意涵一直在滑移，無法輕易被「本地菜VS進口菜」的二元對立所解釋，時而甚至會被忽略不計。

亦是因為這樣，周思中觀察到有些香港老農夫，在面對進口菜的「威脅」時顯得有口難言：他們經常會憶述本地菜被進口菜鬥垮了，但不少人明白，所謂進口菜也離不開港商的投資，並不是外在於香港之產物，甚至可以說，進口菜中的「香港因素」或「香港成份」是相當明顯的。因此進口菜的例子充份說明了「本土」是一個多麼複雜、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就算在香港的本地農場，工人中亦有部分為外籍移工；他指出，若從保護關心香港農業及農地出發的話，則以邊界、國籍、身份來區分本地／進口，似乎並非一個不證自明的、最有效的討論及思考方式，相反卻需要人們謹慎看待，甚或重新問題化看似堅固的「本地菜VS進口菜」二元對立。

《夕陽的光》或者能在主流論述中所謂「香港農業式微」的蒼白描述之外……以充滿技藝、智慧、熱情和生命力的面貌和行動作出屬於自己的回應。

小結：夕陽的光，夕陽未晚

透過上述分享，香港菜園農業的面貌變得更具象多變，且具備歷史厚度。正如書中寫道：「農業不再是自外於社會的、一成不變的孤島，也不是純粹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等動態所支配的純粹受體，而是會不斷重組自身以回應社會的變遷，並會持續地挑戰我們的既有概念、地理想像及身份內涵」（頁29-30）。更重要的是，透過描繪仍在奮鬥的香港農夫，《夕陽的光》或者能在主流論述中所謂「香港農業式微」的蒼白描述之外，更貼近現實地揭示出本地農夫如何在越發缺少有利條件的背景下，以充滿技藝、智慧、熱情和生命力的面貌和行動作出屬於自己的回應。

周思中特別提到，在做了大量研究、訪問後發現，如果講香港農業發展，卻不提及這些曾在努力奮鬥、且仍然在堅持耕種的個體，其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農業不是可以賺取暴利的產業；甚至，農業在香港是一個愈來愈小的行業。即使行情並不樂觀，但這十多年來他遇見了很多農夫，不論採用有機或慣常農法，都一直在用心耕種、做實驗、嘗試耕作新品種……這些執著得近乎「瘋子」的人，卻教他對他們有著發乎內心的敬意和尊重。假使一個城市只有2%的蔬菜自給率，在這麼不利的條件下，為何仍然有人願意供應蔬菜？這些人有著怎樣的想法、克難方法、生命歷程和心態，本身就是很值得被記錄、了解的。因此，不只是對香港農業抱有興趣的人，而是所有關心小農的人，都應該如此作出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