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張灝：幽暗意識與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前途

採訪、撰文／楊白

編按：著名歷史學家張灝先生近日在美國舊金山離世，享年86歲。張灝專長中國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著作頗豐，亦在海內外獲得許多榮譽。1982年夏天，時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張灝返台，並接受訪問，圍繞著「幽暗意識與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前途」這一題目進行深刻對話。本文為訪談全文，摘錄自《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經典重排新版）》（聯經，2020）。

夏季假期的台北，溽暑鬱熱，卻又蒸發著一股熱鬧而浮動的氣息。特別是知識文化界，由民間文化團體邀聚推動的學術討論與講演，透過強力的傳播媒介，一些飽學卓立的國內外學者將他們的理念思考與現實關懷結合了起來，形成對廣大群眾之思想作業的巨大刺激。

「一場知識性、思想性的講演，竟能吸引上千人的洶湧人潮，真是不可思議！目前台灣這種充滿興奮性的現象，是美國、香港等地區所不曾見的。」張灝教授表示了這趟返國的感受。接著他說：「到底這種現象是否正常，暫且不論，起碼透露一項訊息，台灣在轉型過程中，洋溢著渴求開放，追尋美好的生機。」

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的張灝教授，專攻思想史，在學界擁有令人敬重的成績與地位。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學出版其專著——《梁啟超與中國一八九〇—— 一九〇七年的思想轉折》（Liang Chi’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其後發表〈新儒家與當代中國的思想危機〉英文論著，在一九七八年中譯刊出時，引起了國內學者的熱烈反應，尤其是當代新儒家，更藉此尋求自身在現代思想史上的定位。去年，張教授發表〈傳統與現代化—— 以傳統批判現代化，以現代化批判傳統〉一文，省察五四以來從「現代化」批判「傳統」的偏失不足，另外提出了以「傳統」批判「現代化」的思考方向。今年夏天，張教授又帶回來了一篇深具衝激性的力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所謂幽暗意識是發出對人性中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柢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醜惡，種種的遺憾。

一、人性改造與客觀制度的選擇

八月二日早上，在內湖的張教授寓所開始了早先約好的訪談。張教授首先說明提出這篇研究的動機，他說：

第一，在中國傳統裡始終沒有開出民主制度。雖然新儒家經常標舉傳統儒家的抗議精神、批判意識、民本思想等，但是這些究竟只落在觀念層次，並沒有形成一套客觀制度。若不落實為客觀制度，這些思想必然缺乏持久性、有效性。這是基本的問題。而這問題正與幽暗意識有著密切的關係。

第二，從現代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特別是自一九六六年以降，中國大陸發生了空前的大慘劇。在美國，每每遇到來自大陸的中國人，都可以聽到一段悲慘的故事。在這浩劫時期，多少人頭落地啊！我便在此時開始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空前未有的歷史悲劇？思考的結論是，主要在於毛澤東瘋狂的理想主義。他認為，藉著不斷的人性改造，即可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經濟條件不夠，沒關係！只要改造人性，就可實現社會主義。毛在他的詩裡，就有這樣一句：「六億神州盡堯舜」。在這裡，顯然他對人性改造抱持過度樂觀的想法，而忽略了人性中的幽暗面。假如他能夠了解到人的有限性，也許這場浩劫會緩和多了。當然，不獨文革時期為禍最烈，整個中共政權都是如此。這得溯源於所引進的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原是注重經濟上的生產與分配的問題，但是他們沒想到政治權力的不合理分配，所造成的災害並不亞於經濟上的不合理。尤其是列寧，提倡民主專政。這一套做法必然會由一黨專政進而造成個人獨裁，而所以會產生這般結果，乃緣於對權力的危險性沒有警覺，對人性的幽暗面缺乏認識。

大陸是如此，台灣亦有類似的情形。台灣有許多人對民主政治抱著幾近天真的樂觀態度，把民主政治看成烏托邦般的完美——當然，民主政治絕對重要，是中國的唯一前途——但是，若忽略了幽暗意識，不能真切地認識到人的有限性，則互相制衡的民主政治便不能落實下來。

這是我在這些年來的省思與體驗的一點想法，有待日後做進一步的補充整理。

說到這裡，張教授稍稍停頓，然後在他那專注炯亮的眼神下，以清晰有力的語調開始對正題的剖析說明。

二、什麼是「幽暗意識」

什麼是「幽暗意識」？他說，所謂幽暗意識是發出對人性中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柢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醜惡，種種的遺憾。

這種對人生和宇宙中陰暗面的正視，並不代表價值上的認可。實際上，這種幽暗意識是以強烈的道德感為出發點的，惟其是從道德感出發，才能反映黑暗勢力之為「黑暗」，之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傳統中各種形形色色的現實主義，如中國的法家，西方思想家如馬基維利（Machiavelli）與霍布士（Thomas Hobbes）等人的學說，在精神上是迥異其趣的，同時它也和西方現代的功利主義和道德唯我論（ethica egoism）有著很大的不同。後者在價值上接受人的私慾和私利，而以此為前提去考慮個人與社會的問題，而幽暗意識卻在價值上肯定人的私利和私慾，然後在這個前提上求其防堵，求其疏導，求其化彌。因此，它對現實人生，現實社會常常含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

在許多古老文明裡，我們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這種幽暗意識。比較而言，它在印度與西方文化中特別深厚。印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出世的，因此它的幽暗意識雖然深厚，卻未能對政治社會的發展有正面與積極的影響。而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識，卻經由入世精神的發展，對政治社會，尤其是自由主義的演進，曾有極重要的影響。

基督教人性論的另一面——它的現實性，它的幽暗意識——則往往被忽略。事實上，經過我的研究，幽暗意識對自由主義的推動，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三、基督教人性論的兩項貢獻

西方傳統文化有兩個源頭，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與古希伯來的宗教文明。其中的基督教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形成和演進是有著牢不可分的關係，這在西方已為歐美現代學者所共認。

基督教對自由主義的貢獻當然是多方面的，而它的人性論，卻是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大致而言，基督教人性論具有「雙面性」，即，正視人性的正負兩面。一方面它承認，每個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靈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嚴。另一方面，人又有與始俱來的一種墮落趨勢和罪惡潛能。因為人性這種雙面性，人變成一種可上可下，「居間性」的動物。

關於基督教人性論對自由憲政發展的影響，一般學者只注意到它對人性中的「靈明」和理性的肯定。這種信念與肯定，在歐洲近代演為「自然法」而影響自由憲政的發展。這是眾所皆知的。

但是，基督教人性論的另一面——它的現實性，它的幽暗意識——則往往被忽略。事實上，經過我的研究，幽暗意識對自由主義的推動，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第一，對於人性會因權力中毒而腐蝕這一點，提出了警覺。從基督教來看，人既不可能神化，人世間就不可能有「完人」。比較起來，中國的儒家傳統與希臘的柏拉圖思想，解決政治問題途徑往往訴諸「聖王」和「哲王」的完美人格的統治者。這是和基督教大異其趣的。

其次，幽暗意識造成基督教傳統重視客觀法律制度的傾向。人性既然不可靠，權力在人手中，便很容易「氾濫成災」。因此，為了避免權力的腐化，解決之道就在於求制度上的防範。

清教徒的幽暗意識隨時提醒他們，道德沉淪的誘惑，普遍地存在每個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惡性而言，人人平等！

四、初期的英美的自由憲政運動

幽暗意識的這兩項功能，可以從西方自由憲政演進史上看出來。這一演進發展，大致可分為三階段，（一）、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葉，以爭取人權（civil rights）為主；（二）、十八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以爭取政治參與為主；（三）、二十世紀初期至今，如羅斯福新政，則以爭取社會經濟權利為主。我們先從十七、八世紀的英美憲政運動談起。這一主幹的發展從起始就和基督教的新政，尤其是新教中的加爾文教派（Calvinism）有著密切的關係。清教徒的人神對比的觀念——神是至善，人是罪惡——應用到政治上，即成為清教徒的互約論（covenantal theology），人的社會乃是靠兩種互約建立，一是人與神之間的互約，另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約。總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識隨時提醒他們，道德沉淪的誘惑，普遍地存在每個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惡性而言，人人平等！因此，他們對有權位的人的罪惡性和對一般人的墮落性有著同樣高度的警覺。

有近代自由主義之父之稱的約翰．洛克（John Lock）提出三權分立之說，不僅代表歐洲的人文理性主義，也是受到基督新教教義的影響。佛德烈克（Carl J. Friedrich）教授曾經指出：自由主義的一個中心觀念——「政府分權，互相制衡」的原則就是反映基督教的幽暗意識。

等到十七世紀，英國清教徒移民北美，在新英格蘭地區繼續傳播自由憲政的思想。及至十八世紀，歐洲盛行的啟蒙運動思想傳入北美洲，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啟蒙運動所強調的人性可臻至善的觀念，一直不能取代清教徒的幽暗意識。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John Adam）的思想便是一個好例子。

美國早期的自由主義的結晶是它的憲法。美國自由主義不只是思想的主流，也是社會的主流，然而若是沒有憲法的保障，則一切均將落空。美國憲法制定之初，如同英國史家布萊士（James Bryce）所指出，那些「開國之父」（Founding Fathers）的思想是帶有很濃厚的幽暗意識。他們對他們新建的國家充滿希望，但在希望中仍能正視現實，他們的基本精神是理想主義，但卻也含藏著戒慎恐懼的現實感。這在當時參與撰寫〈聯邦論文〉（Federalist Papers）的漢彌兒頓（Alexander Hamilton）、麥迪遜（James Madison）都可以看出。麥氏即曾說：「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說明嗎？如果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句話很清楚地顯示出他對人性戒慎恐懼的幽暗意識。

二十世紀的一部歷史，不論東方西方，血跡斑斑，不就是阿克頓爵士這句名言的註腳？

五、阿克頓爵士說，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

十八世紀以後，自由主義的人性論，因為啟蒙運動的影響，時時呈現濃厚的樂觀色彩，許多自由主義論者都認為人可以變得十全十美，人類社會可以無限進步，但是，正視人性陰暗面的現實感並未因而消失。我們可以英國十九世紀的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為例證，說明近代自由主義的幽暗意識的作用。

阿克頓寫下了那句千古不朽的警句——「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會使人腐化！」記得，余英時先生說過，他的一位政治學家的同事曾說，阿克頓這句話勝過一千位政治學教授的著作！但是，試問這句話的思想來源在哪裡？原始基督教。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使他對歷史與人性的黑暗面有著深刻的敏感，也使他產生這句名言的權力觀。從這種權力觀，阿克頓爵士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地位越高的人，罪惡性也越大。他曾很斬釘截鐵地說過這樣一句話：「大人物幾乎都是壞人！」這和中國傳統裡所謂的「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是多麼不同！結果，二十世紀的一部歷史，不論東方西方，血跡斑斑，不就是阿克頓爵士這句名言的註腳？

從以上所說的近代西方自由憲政的發展與幽暗意識之間的關係，再來看中國的儒家傳統。

六、從憂患意識到幽暗意識

中國傳統裡有沒有幽暗意識呢？有，這是肯定的。我這麼肯定，主要是批評現代一些韋伯派對中國傳統的偏差理解。現代中外學者對中國傳統的誤解有二，一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另是受到西方社會科學家，如韋伯，影響的了解。韋伯派就認為傳統儒家對人性的了解太樂觀，比起西方基督教的人性論，是「幼稚的樂觀主義」（naive optimism）。像這種說法，我就不能同意。

儒家的人性論也有其兩面性。從正面看去，它肯定人性成德之可能，從反面看去，它強調生命有成德的需要就蘊涵著現實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意謂著現實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淨化，需要提升。沒有反面這層意思，儒家強調成德和修身之努力將完全失去意義。因此，在儒家傳統中，幽暗意識可以說是與成德意識同時存在，相為表裡的。

在原始儒家，我們可以看到，從正面看去，整部論語是被成德意識所籠罩，但是換一個角度去看，周初以來的「憂患意識」也貫串全書。孔老夫子，栖栖皇皇，席不暇暖，誠如他所說的，是因為「天下無道」。但是細繹論語中「天下無道」這一觀念，可以看出憂患意識已有內轉的趨勢，外在的憂患和內在的人格已被聯結在一起，外在的憂患從何而來？孔子已經開始把外在的憂患歸源於內在人格的昏暗。換言之，論語一書中已非完全承襲周初以來的憂患意識，憂患意識已漸漸轉化成為「幽暗意識」。

孔子以後，對人性的陰暗面做一種正面抉發，是荀子。但是，荀子對後世儒家傳統的形成，影響不大。真正有影響的，特別是對宋明儒學，是孟子。

孟子對於成德問題與人性論是採取正面進路，但是不可忽略的是，與孟子之樂觀人性論相伴而來的是一種幽暗意識。儘管這種意識表現的方式常常是間接的襯映，或是側面的影射，它仍顯示孟子對人性是有警覺，有戒懼的。我們可以舉孟子的一段話來看：「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認為人之自我有兩個層面，一層是他所謂的「大體」、「貴體」，一層是「小體」、「賤體」。他也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個「幾希」固然是孟子對成德採取樂觀之所本，但也道出了，如同他看到「小體」、「賤體」，他對人性的現實感。這就是他對人性的幽暗意識。

復性思想是含有相當濃厚的幽暗意識。在宋明理學各派，程朱學派的幽暗意識特別突出。這主要是因為程朱學派的義理結構是以二元論的形式出現。

七、宋明儒學的「復性」思想

這種生命二元論，是整個儒家傳統形成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影響。加上後來受到道家與佛教的激盪，就演成宋明儒家的「復性」思想。大乘佛學進入中國後，它的無明意識，直接間接地加深了宋明儒學的幽暗意識。佛家之人性論，強調清淨心與雜染心的區分，也影響了宋明儒家「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天理」與「人欲」之分。當然，宋明儒學仍然不同於佛學，仍然強調生命成德之可能，因之對生命的昏暗與人世的缺陷，只作間接的映襯與側面的影射。

宋明儒學的「復性」思想的基本前提是：生命有兩個層面——生命的本質和生命的現實。而生命的本質又是人類歷史的本原狀態，生命的現實又是人類歷史的現實過程。於是在這種前提上便出現了對生命和歷史的一種特殊了解。生命的現實——所謂「氣」——雖然在理論上不一定是黑暗，卻常流為昏暗。因此由生命的本質到生命的現實便常常是一種沉淪。依同理，人類歷史的本原狀態和生命的本質一樣，是個完美之境，但在歷史現實過程中，卻時時陷入黑暗。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就形成了復性觀的主題：本性的失落與本性的復原：生命的沉淪與生命的提升。

很顯然的，復性思想是含有相當濃厚的幽暗意識。在宋明理學各派，程朱學派的幽暗意識特別突出。這主要是因為程朱學派的義理結構是以二元論的形式出現。在宇宙觀方面，它有理與氣的對立，在人性論方面，它有天理與人欲，道心與人心的對立。這種對立使得成德的艱難性在朱子思想中特別明顯。

下及晚明，連對成德充滿樂觀與自信的王學，也時流露出「學絕道喪，人心陷溺」的感喟。王學中最富樂觀精神的王畿，曾經說過：「吾人包裹障重，世情窠臼，不易出頭。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以人身論之，是半身依靠。」王門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羅洪先即對罪咎病痛，有十分深刻人微的勘察反省。他說：「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邪？」這種對生命有千瘡百孔的感受，在晚明劉宗周的思想裡有更明顯的流露，造成幽暗意識在宋明儒學裡的一個空前的發展。這在他的《人譜》、《人譜續篇．紀過格》裡，可以看到。這時期的中國的幽暗意識幾乎可以和同時代的西方清教徒的幽暗意識相提並論。

為什麼由「內聖」到「外王」這條路走不通？原因就是沒有真正正視人性的黑暗面、幽暗面。

八、聖王政治是爸爸政治

話說回來，儒家的幽暗意識只是間接的映襯與側面的影射，不同於基督教、佛教作正面的透視與直接的彰顯。正因為如此，儒家的幽暗意識顯然弱於其樂觀的一面。儒家雖然也強調成德的艱難感或墨子刻所謂的困境感（sense of predicament），但是到底保留了基本的理想精神與樂觀精神。

重要的是，儒家這一點的樂觀精神影響了它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方向。儒家的信念是，既然人有體現至善，成聖成德的可能，想要政治清明，就應該把權力交給已經體現至善的聖賢手裡。這就是「聖王」與「德治」思想。而這種觀念，現在就應該批判啊！就因為這種「聖王」觀念，傳統儒家雖有抗議精神，道德勇氣的表現，但是也因而開不出民主政治。這種不批判嗎？儒家傳統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依舊是專權政治。聖王的民本政治是爸爸政治，依舊是由上而下的縱貫式政治，只不過是在上者是個好皇帝而已！這得與民主政治嚴格區分。

儒家的幽暗意識並沒有沖淡他們對人性的樂觀看法，而這種樂觀的理想人性論便決定了政治思想。儒家解決政治的方法，我謂之是「質的解決」（rpinceple of quality），而不是「量的解決」（princeple of quantity）。從純理論來說，這原是很合理的。有一位聖王出來替我們百姓解決問題，不是很好嗎？民主政治之流於暴民政治，這也是歷史事實啊！蘇格拉底不就是死於民主政治？問題是，現實上有沒有聖王？如何確認他是聖王？儒家從一開始就一直寄託於「天降聖王」的期待裡，可是歷史的黑暗事實告訴我們，「內聖外王」僅是一個理想，一個「不可能的夢」而已！為什麼由「內聖」到「外王」這條路走不通？原因就是沒有真正正視人性的黑暗面、幽暗面。

新儒家也許會反駁說，「聖王」的觀念也有其抗議批評的一面啊！可以藉此批評當時的君王行為，像朱子、王陽明，許多大儒就是如此表現過。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抗議精神仍沒有改變由上而下的專權政治結構。從《大學》一書所看到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模式，是由兩個觀點構成：一、人可由成德而臻至善；二、成德的人領導與推動政治以建立一個和諧社會。而貫串這二個觀點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權力可由內在德性去轉化，而非由外在制度的建立去防範。

一方面要繼續批判「聖王」、「德治」的觀念，另外應該正視人性的「幽暗」面，以「幽暗意識」支持客觀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九、現代困局的照明

總而言之，聖王的理想，大學的模式，都是儒家樂觀精神的產物，同時也反映了幽暗意識在儒家傳統裡所受到的限制。由它們對傳統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為何開不出民主憲政的一部分癥結，這個癥結，衡之幽暗意識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重要性，也就越加顯豁了。

緊湊的訪談，就在張教授滔滔流瀉的辯析之中，逐漸接近尾聲。到這裡，我們也間接明白了當前政治發展困局的一些觀念癥結。一般而言，思想史的工作者比起純粹科學、純粹哲學研究者更富有現實意識與當代意識，能夠從當下的現實處境的覺識中，向傳統發出有意義的問題，然後再由傳統問題的探索，回饋現代，照明現代！大陸政治悲劇的認識以及現階段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困局的紓解，一方面要繼續批判「聖王」、「德治」的觀念，另外應該正視人性的「幽暗」面，以「幽暗意識」支持客觀的民主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