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載爵(聯經出版發行人)
1982年到1983年間,《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知曉高陽長期困擾於債務的壓力和糾纏,託劉國瑞出面,將高陽的債主和欠條借據的金額作一統計,要替他清償前債,讓他能專心創作寫稿。高陽寫了一封信給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國士待他,他也將以國士保證,日後會專心寫稿……
當代最重要的歷史小說家高陽(1922-1992)一生著述約百部,將近三千萬字。對於這麼龐大的產量,高陽本人卻沒有完整的概念,在他去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我寫歷史小說的心路歷程〉中,他自己說:「自《李娃》開始,我寫了三十多年的歷史小說,但如問我一共寫了多少萬字,出過多少單行本,我無法給你滿意的答覆。我也不曾保存整套的自己的作品,因此,有些好朋友說,我不愛惜自己的文字,我只有報以苦笑。我所重視的是臨筆之頃,也就是所謂創作的過程,每當預定的篇幅完成之後,輒有如釋重負之感,以後的事就懶得去問了。」這句話正好充分表現高陽本人一生的寫作心情與瀟灑風格。
「一路抽絲剝繭,終於豁然貫通,看到了曹雪芹的真面目和紅樓夢的另一個世界。」這樣就誕生了高陽晚期的紅樓史歌。
在這麼多的著作中,一般認為《慈禧全傳》、《胡雪巖》、《紅樓夢曹雪芹》三個系列是高陽的代表作。《慈禧全傳》系列寫於1971年至1977年間,包含《慈禧前傳》、《玉座珠簾》、《清宮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臺落日》等六部,縱跨七十年的晚清政局,人物上千,布局宏大。《胡雪巖》三部曲包含《胡雪巖》、《紅頂商人》、《燈火樓台》三部,寫於1973年至1987年間,描繪晚清政治與商人的關係。《紅曹》系列寫於1978年至1987年,《紅樓夢斷》包含《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劍》四部,及《曹雪芹別傳》二卷、《三春爭及初春景》三卷、《大野龍蛇》三卷,是晚期作品,呈現清初政局與貴族、士人的牽扯。
高陽喜歡閱讀文獻,考辨史料,這是作為歷史小說家他最被稱道的地方。他曾經在1983年發願將中央圖書館珍藏之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抄寫然後出版,惜未完成。他也曾和友人蘇同炳共同將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予以分類編輯,便於讀者閱讀。這種史料癖、考據癖充分發揮在《慈禧全傳》的寫作上。他為了寫這部鉅作,做了很多研究功夫,經常出入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閱讀史料,每有收穫,喜不自勝。因此,我們可以從《慈禧全傳》讀到一部複雜、曲折的小說式晚清歷史,有些人還說比歷史更像歷史,也就是張大春說的,「以小說造史」的意思。《紅曹》系列則是高陽多年浸淫「紅學」的成果,他自己說:「一路抽絲剝繭,終於豁然貫通,看到了曹雪芹的真面目和紅樓夢的另一個世界。」這樣就誕生了高陽晚期的紅樓史歌。
至於《胡雪巖》三部曲則毫無疑問是高陽作品中最暢銷,也是討論最多的一部作品,從出版至今,普遍流傳於華人世界。這部書的出版過程,時任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的劉國瑞先生經手其事,有這樣的回憶:「1967年剛創刊的《經濟日報》,希望找人寫一些跟經商或企業家做生意有關的經濟小說,在其副刊連載。無奈人選實在不好找,於是《經濟日報》前總編輯應鎮國透過我和幾位聯合報系的朋友,輾轉促成、邀請高陽執筆連載,就有了《胡雪巖系列》,最後成為高陽最有名的代表作。」
一般對《胡雪巖》系列的評價都認為這是歷史上描述政商關係,以及在中國官場文化中商人如何致富,最細膩、生動、鮮活的一部小說……無人能比。
此時的高陽一方面繼續撰寫《慈禧全傳》,對晚清宮廷的權力鬥爭,已經了然於心。一方面也想將權力運作的範圍從宮廷伸張到民間社會,而杭州同鄉商賈胡雪巖正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幼他已聽聞不少胡雪巖的軼事,以胡雪巖為主題正好是最佳人選。《胡雪巖》是1969年8月在《經濟日報》開始連載,1971年7月寫完,8月接著連載《紅頂商人》,到1974年的1月完結。連載期間,胡雪巖的故事大獲好評,劉國瑞先生說:「那時整個台北工商企業圈的飲宴交遊場合,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常是近期連載的《胡雪巖》,大夥對於每次刊載的內容都津津樂道,政要名流常說,一打開《經濟日報》第一件事就是翻找《胡雪巖》的連載版面。高陽的小說連載已經成為那時候報紙的招牌。後來《紅頂商人》連載還沒結束,我們就決定把《胡雪巖》出版成冊,由聯經出版。1974年的6月先出版了《胡雪巖》(上)(中)(下)三冊,1977年出版了《紅頂商人》,甫一出版就大受歡迎。」一般對《胡雪巖》系列的評價都認為這是歷史上描述政商關係,以及在中國官場文化中商人如何致富,最細膩、生動、鮮活的一部小說,在寫作手法上,文獻史料與掌故軼事交互融合,無人能比。
除了連載的效應,當時經濟學家費景漢也提到這幾本書在香港賣得非常好。那時候中國剛開放,非常多的外國人到香港去和中國人做生意,但外國人常常覺得和中國人做生意很傷腦筋,每每談不攏,一直不懂在溝通之間有什麼訣竅,這時候就有一些友人會建議外國人去參考這部小說,請人翻譯,或找人口說大意,解釋小說裡胡雪巖的經商手法,他們才終於理解跟中國人做生意,打好關係或社會交際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的高陽已負盛名,同時在好幾份報刊寫連載,只要翻開報紙,很容易就讀到他的作品,忠實讀者非常多。但他的經濟狀況一直不甚理想。這跟他的文人性格有關,他的錢大部分花在呼朋引伴,請客吃飯喝酒上面。劉國瑞先生曾問過他:「為什麼你老是欠這麼多錢,請人吃飯喝酒?一個人吃不是很悠閒嗎?」他一方面喜歡熱鬧,要有酒有友,另方面他這樣回答:「一個人吃飯6塊錢、10塊錢不好簽字,總要有五、六人一塊吃飯,這樣便可賒帳。」所以他花了不少的錢在餐廳、飯館。外頭這些零零碎碎的借條欠帳,積少成多,他常常是先預支稿費來還債,然後才接著寫作還稿債。那陣子他寫的稿多,外頭欠的零星債更多。
1982年到1983年間,《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知曉高陽長期困擾於債務的壓力和糾纏,託劉國瑞出面,將高陽的債主和欠條借據的金額作一統計,要替他清償前債,讓他能專心創作寫稿。高陽寫了一封信給惕老,大意是:惕老以國士待他,他也將以國士保證,日後會專心寫稿。劉國瑞說:「我記得我們在台北那時有名的松竹樓餐廳安排了餐敘,廣邀藝文界的朋友來吃飯,惕老本有交代我,讓高陽在餐敘的時候當眾宣讀這信,保證此後他會專心埋頭寫作。那時,我想高陽是個讀書人、大作家,也就沒好意思把這信拿出來,由我口頭向大家說明,替他表示感謝,高陽也承諾會好好專注在寫作上。」
1984年,《紅頂商人》已經出版了好幾年,《經濟日報》應鎮國總編輯打算再向高陽邀稿連載,讓他把胡雪巖的故事結局寫完。於是,高陽給了五萬餘字存稿,但他也開口向《經濟日報》先預支15萬元的稿費。15萬元在1980年代是筆為數不小的款項,況且應總編輯也有報紙連載的壓力,擔心這五萬字的存稿不夠應付每日的連載,也怕付了稿費後,高癖(拖稿)犯了會使連載開天窗。應總編輯知道前述的事情及劉國瑞和高陽的私交,於是希望劉國瑞為高陽作保。為了能夠順利催生胡雪巖的最後連載結局《燈火樓台》,劉國瑞也就答應了。
高陽那幾年除了擔任《中華日報》的主筆,也因為這幾本暢銷的小說和連載故事,受到很多讀者和報業編輯的推崇,報刊競相邀稿。於是他同時幫好幾家報社寫連載小說,創作量很大。我們從高陽的創作年表來看,就知道他在同一個時候發展好幾個不同的故事,這種能耐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能否準時交稿,便成了報社編輯的極大考驗。當年《聯合副刊》的瘂弦、陳義芝、蘇偉貞對此都有深刻的感受,負責高陽稿件編務的侯吉諒有這樣的回憶:「因為高陽寫小說是非常隨興的,他也從來不提早寫稿,都是當天才寫隔天要見報的段落,他老人家人面廣、應酬多、愛喝酒,常常是中午應酬結束了,才到報社來睡午覺。午覺睡醒,也許就隨便找張桌子坐下來寫稿,這還是最好的情形,更多的情況是,睡醒了就回家,然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會交稿子。」
「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麼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這些都是《胡雪巖》系列背後的軼事,然而,百部著作終究一一完成。在這些龐大著作的背後卻隱藏了一個高陽終生的懸念:要成為歷史學家的高陽?還是歷史小說家的高陽?1965年出版的《李娃傳》書前,高陽寫了一篇前言:〈歷史 ‧ 小說 ‧ 歷史小說〉,這是了解高陽在年過四十之後,在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很重要的告白。他說:「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只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只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的故事的構想,這是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能。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只能求一,不可得兼。」既然只能求一,那麼「我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麼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成為歷史小說家的高陽,自此奮力創作而得百部作品。生前最後一篇文章〈我寫歷史小說的心路歷程〉中自述:「然則是什麼力量能驅使我終年負重亘三十餘年之久呢?細想一想,不外乎三個因素,第一,寫作是我的職業,煮字療飢,不寫不可;第二,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有一種必須多寫、多想才可能出現的境界,那就是把自己創造的人物寫活了,書中人有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思想、情感與語言,根本就不受作者的驅遣,那是小說作家的『極樂世界』。不過『療飢』不一定要『煮字』,而『極樂世界』的境遇亦難得出現,能刺激我的創作慾歷久不衰的,是另一個客觀的因素:有時實在懶得寫,但只要一想到《聯副》編輯部告訴我,一斷稿必有讀者打電話來問,我就自然而然地會坐到寫字檯前鋪紙提筆了。」
高陽有沒有後悔成為歷史小說家?這篇心路歷程提到了一件事:「我的歷史小說,不為『學院派』所重。有一年聯合報系董事長王惕老說:『應該給高陽一個特別獎。』但某大學的文學院長說:『高陽寫的是通俗讀物,不能算是文學作品。』我的『特別獎』因而告吹。」他在記下這件事時並沒有表達自己的心情,但我們可以了解,他沒有後悔,但有遺憾。對我而言,當我拜讀高陽的歷史小說時,他向我展現了既是歷史學家又是歷史小說家兩者合而為一的身份。
(* 本文原題為〈【作家與作品】林載爵/高陽胡雪巖系列〉,標題為編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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