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高陽誕辰百年】歷史.小說.歷史小說——「寫在李娃及其他」前面

文/高陽(歷史小說家)

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記不得什麼人說過這樣的話:「歷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對歷史學者來說,這話未免過份,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衝突——這是我所深切體驗過的。

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祇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祇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重懷疑,更重證據。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故事的構想」,為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

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絕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祇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謂「大膽的假設」,雖為想像的放縱,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仍得摸索到一點可能性,才有假設出現;同時在「大膽的假設」之後,緊接著的是「小心的求證」,復歸於實際與謹慎。而小說不需要求證,小說作者致全力於假設,一個個不同的假設出現在腦中,經過衝突、修正、發酵、融和而成為完整的故事。所謂「以意為之」,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而對歷史學者來說,就變了一句罵人的話。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祇是一個未窺門徑的學徒,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曾以虔敬的心情,出發去朝拜歷史的殿堂;雖不幸半途而廢,而如村夫愚婦,朝山進香,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至少已讓我深深體會到已窺堂奧的歷史學者的成就,是如何地得來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於雲山霧沼的人,卻自以為見到了縹緲仙山,歸來以後,大談其三千珠闕,十二瑤城,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的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在我著迷於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對於小說的構想,變得異常低能。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致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末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不過,放棄歷史的研究,並不等於失卻歷史的興趣。桓溫、唐太宗、劉仁軌、范仲淹、戚繼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倫等等,常會出現在我的腦中。因此,我一直想嘗試著寫一寫歷史小說。這是一種想得兼魚與熊掌的奢望。

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而終於廢然罷手;唯一的癥結,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衝突上面。歷史必須求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處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真人真事,通過小說的技巧,剪裁增刪,必非絕對的真;我敢斷言,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像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吳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高陽,「曹雪芹別傳手稿」。
高陽,「曹雪芹別傳手稿」。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我無法找到兩全之道。且讓我舉個例作具體說明:

我曾見過一段記載,說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長沙的潭王,是陳友諒的兒子。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潭王牽連在內,夫婦倆焚宮自殺。這個簡單的傳說,通過小說的手法,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因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父子;一方面卻是殺父辱母的仇人;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嘗試一下了。

以虛構的人物,納入歷史的背景中,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歐洲許多小說採用這樣的方法;黎東方博士也跟我說過這個主張。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動、凸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她們的不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感情狀態、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輕易動筆。最近承本刊編者的好意,一再鼓勵,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元明雜劇中的若干故事,改寫成現代形式的短篇小說。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於唐朝白行簡的「李娃傳」,是唐人傳奇中的精品。後人根據此而造作的劇本,有元朝石君實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兗的「繡襦記」,事娃構李亞仙,鄭生稱為元和。

高陽:《李娃》(1966,皇冠)

文學批評的書上說:「繡襦記」所描寫的也祇是明朝的李亞仙和鄭元和,不是開元、天寶,唐朝全盛時期的長安名妓李娃,和當時全國最有名望的「王姓」之一的榮陽鄭生。舉個例說:「繡襦記」的曲文:「弓鞋裙襯雙鳳頭」,「金蓮小,香塵無跡」之類,誤以為唐朝婦女,已經纏足,豈非笑話?因此,我決定根據白行簡的原作改寫,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繡襦記」的影響。不過,原作的結局,落於俗套,我不能不動一動「手術」。

原作中有許多驟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經過考證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寫類似在的殯儀館的「凶」的文章:

……生(按:指鄭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後稍愈,而能起。由是凶日假之,會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趨赴焉,巷無居人。

由這段敘述中,可知唐朝的葬儀相當隆重,而且出殯時,對輓歌十分重視。但也有許多疑問:第一,出殯時到底有些什麼花樣,居然可以像現在辦商展那樣拿出來展覽競爭,並且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第二,天門街在什麼方?何以能容納觀數萬之多?

現在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據日本史學家足立喜六及平岡武夫的考證,唐朝的長安城,共有三個城,最北面是宮城;宮城東南西三面,圍以皇城;皇城東南西三面圍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池為止,共分一百十坊,東西兩市,每坊大小約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長方形。坊與坊之間的大街,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南北正中一條幹道,由皇城的朱雀門,直通外城的明德門,稱為朱雀街,街東屬萬年縣治,街西屬長安縣治,整個長安城的最高地方長官,就是有名的所謂「京兆尹」。

長安城的街道寬度,為古今中外所無。南北十一條,一律一百步寬;東西十四條則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種不同的寬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現在零點三一五七公尺,小尺合零點三○三公尺。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現在的一五一點五公尺。

由皇城左後方大明宮正門的丹鳳門前延伸,貫串光寶坊及永昌坊,即為丹鳳門大街,自貞觀末年起,歷朝皇帝都居大明宮,所以又稱為天門街。既然寬度達一五一點五之多,容納數萬觀眾自無問題。

關於唐朝的葬儀,據劉伯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書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韋挺等傳,以及通典,唐語林等書,刊敘如下:

……閭里庶民,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辦營具,乃始發哀……。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焉,雕飾如生。……送葬有明器,又有墓田。開元時,三品以上,先是明器九十,減為七十,…… 庶人限十五枚。………送葬者每於當衢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其後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大歷中,又有祭盤,刻木為古戲,靈車過時,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又有歸葬時,沿途設祭,每半里一祭,連續相次?……。

唐朝的大出喪是如此地奢靡華麗,難怪「凶器」亦可陳列展覽,招引遊客。說路祭帳幕,高至九十尺,足見道路之寬。但這段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縗絰者,皆輟哭觀戲」這句話,驟看好像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瞭解開元天寶間人民富庶的情形,就會有這樣一個瞭解:過份優裕的生活,養成了人民異常開闊樂觀的性格,以致於喪葬凶禮,亦可轉化為一種娛樂。這是盛唐社會的一個特徵;我改寫這些小說,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時代的這許多不同的社會特徵,這樣才能讓我引領讀者一起神遊於唐朝的長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間。

話是這樣說,究能做到幾分?實在也沒有什麼把握。請親愛的讀者包涵、指教!

《聯合報》聯合副刊,1964年4月28日,第7版 節錄

(本文原刊於《聯合報》聯合副刊,1964年4月28日,第7版,經聯合知識庫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高陽誕辰百年】林載爵:高陽有沒有後悔成為歷史小說家?

| 經典推薦 |

高陽:《高陽作品集.紅樓夢斷系列》(新校版)

- 購書去 -

高陽:《高陽作品集.胡雪巖系列》(新校版)

- 購書去 -

Be First to Comment

分享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