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陽（歷史小說家）
歷史與小說的要求相同，都在求真。但歷史所著重的是事實，小說所著重的是情感。記不得什麼人說過這樣的話：「歷史，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對歷史學者來說，這話未免過份，不過由這兩句話中所顯示的強烈的對比，確可以看出歷史與小說在本質上的差異與作為上的衝突——這是我所深切體驗過的。
投身於歷史的領域中，如果不談義理，祇講考據，幾乎純然屬於一種科學的研究。考據祇是發掘事實，闡明事實，重懷疑，更重證據。而小說需要編造「事實」，即所謂「故事的構想」，為小說作者最起碼的一項本領；這個故事在客觀的現實中是不是可能發生？不值得太注意；要注意的是，作者是不是能使讀者相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中會有這樣的故事發生？
因此，歷史的考慮與小說的考慮，在我們的思維上構成絕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實際與空想、謹慎與放縱。祇能求一，不可得兼。所謂「大膽的假設」，雖為想像的放縱，但此假設不是憑空的假設，仍得摸索到一點可能性，才有假設出現；同時在「大膽的假設」之後，緊接著的是「小心的求證」，復歸於實際與謹慎。而小說不需要求證，小說作者致全力於假設，一個個不同的假設出現在腦中，經過衝突、修正、發酵、融和而成為完整的故事。所謂「以意為之」，在小說作者是當然之事，而對歷史學者來說，就變了一句罵人的話。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祇是一個未窺門徑的學徒，但我一直對歷史具有濃厚的興趣，並曾以虔敬的心情，出發去朝拜歷史的殿堂；雖不幸半途而廢，而如村夫愚婦，朝山進香，在一步一拜的艱難行程中，至少已讓我深深體會到已窺堂奧的歷史學者的成就，是如何地得來不易？以及朝拜途中，迷失於雲山霧沼的人，卻自以為見到了縹緲仙山，歸來以後，大談其三千珠闕，十二瑤城，是如何地自欺欺人得可笑？
我的無法去追求歷史興趣的滿足，是由於我無法捨棄小說的寫作。在我著迷於曹雪芹身世考證的時期，對於小說的構想，變得異常低能。胡適之先生的「拿證據來」這句話，支配了我的下意識，以致於變得沒有事實的階石在面前，想像的足步便跨不開去。小說寫作是我的志業，既然與考據工作發生了衝突，那末我唯一所能做的事，便是從故紙堆中鑽了出來。
不過，放棄歷史的研究，並不等於失卻歷史的興趣。桓溫、唐太宗、劉仁軌、范仲淹、戚繼光、清世宗、胡林翼、喻培倫等等，常會出現在我的腦中。因此，我一直想嘗試著寫一寫歷史小說。這是一種想得兼魚與熊掌的奢望。
這個念頭起了已不止一年，我也曾找過許多題材，而終於廢然罷手；唯一的癥結，仍在歷史與小說的性質的基本衝突上面。歷史必須求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而小說作者對人物的處理，具有完全的自由，也是一條絕對的法則。真人真事，通過小說的技巧，剪裁增刪，必非絕對的真；我敢斷言，即使是自傳體的小說，像儒林外史、紅樓夢，與吳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我無法找到兩全之道。且讓我舉個例作具體說明：
我曾見過一段記載，說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長沙的潭王，是陳友諒的兒子。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謀反，潭王牽連在內，夫婦倆焚宮自殺。這個簡單的傳說，通過小說的手法，可以發展為一個極其壯烈的悲劇，因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養育之恩的父子；一方面卻是殺父辱母的仇人；由複雜的恩怨發展為政治的鬥爭，終於造成倫常劇變，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於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遷怒而侵奪相權。是一部所謂大小說的題材；但必為歷史學者所嚴厲指斥，因為沒有實在的證據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設。這就是我所以不敢試寫歷史小說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終於要來嘗試一下了。
以虛構的人物，納入歷史的背景中，可能是歷史研究與小說寫作之間的兩全之道。歐洲許多小說採用這樣的方法；黎東方博士也跟我說過這個主張。但是虛構歷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歷史小說應合乎歷史與小說的雙重要求，小說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動、凸出；歷史小說中的人物，還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時代的特色，武則天是武則天，慈禧是慈禧，她們的不同，不僅僅是服飾的不同。如果在五光十色的歷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現了同樣的人生哲學、同樣的感情狀態、乃至於同樣的生活習慣，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自知虛構歷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輕易動筆。最近承本刊編者的好意，一再鼓勵，我決定挑選唐人傳奇、元明雜劇中的若干故事，改寫成現代形式的短篇小說。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於唐朝白行簡的「李娃傳」，是唐人傳奇中的精品。後人根據此而造作的劇本，有元朝石君實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兗的「繡襦記」，事娃構李亞仙，鄭生稱為元和。
文學批評的書上說：「繡襦記」所描寫的也祇是明朝的李亞仙和鄭元和，不是開元、天寶，唐朝全盛時期的長安名妓李娃，和當時全國最有名望的「王姓」之一的榮陽鄭生。舉個例說：「繡襦記」的曲文：「弓鞋裙襯雙鳳頭」，「金蓮小，香塵無跡」之類，誤以為唐朝婦女，已經纏足，豈非笑話？因此，我決定根據白行簡的原作改寫，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繡襦記」的影響。不過，原作的結局，落於俗套，我不能不動一動「手術」。
原作中有許多驟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經過考證方能明白。譬如有一段描寫類似在的殯儀館的「凶」的文章：
……生（按：指鄭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後稍愈，而能起。由是凶日假之，會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舉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趨赴焉，巷無居人。
由這段敘述中，可知唐朝的葬儀相當隆重，而且出殯時，對輓歌十分重視。但也有許多疑問：第一，出殯時到底有些什麼花樣，居然可以像現在辦商展那樣拿出來展覽競爭，並且造成萬人空巷的盛況？第二，天門街在什麼方？何以能容納觀數萬之多？
現在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據日本史學家足立喜六及平岡武夫的考證，唐朝的長安城，共有三個城，最北面是宮城；宮城東南西三面，圍以皇城；皇城東南西三面圍以外城，外城南至曲池為止，共分一百十坊，東西兩市，每坊大小約略相等，成九六比例的長方形。坊與坊之間的大街，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南北正中一條幹道，由皇城的朱雀門，直通外城的明德門，稱為朱雀街，街東屬萬年縣治，街西屬長安縣治，整個長安城的最高地方長官，就是有名的所謂「京兆尹」。
長安城的街道寬度，為古今中外所無。南北十一條，一律一百步寬；東西十四條則有一百步、六十六步、四十七步三種不同的寬度。唐朝的制度，一里三百六十步，一步五尺，尺有大小，大尺合現在零點三一五七公尺，小尺合零點三○三公尺。就算它是小尺好了，一百步五百尺，就是現在的一五一點五公尺。
由皇城左後方大明宮正門的丹鳳門前延伸，貫串光寶坊及永昌坊，即為丹鳳門大街，自貞觀末年起，歷朝皇帝都居大明宮，所以又稱為天門街。既然寬度達一五一點五之多，容納數萬觀眾自無問題。
關於唐朝的葬儀，據劉伯驥先生所著「唐朝政教史」引新唐書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韋挺等傳，以及通典，唐語林等書，刊敘如下：
……閭里庶民，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辦營具，乃始發哀……。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焉，雕飾如生。……送葬有明器，又有墓田。開元時，三品以上，先是明器九十，減為七十，…… 庶人限十五枚。………送葬者每於當衢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其後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大歷中，又有祭盤，刻木為古戲，靈車過時，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又有歸葬時，沿途設祭，每半里一祭，連續相次？……。
唐朝的大出喪是如此地奢靡華麗，難怪「凶器」亦可陳列展覽，招引遊客。說路祭帳幕，高至九十尺，足見道路之寬。但這段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縗絰者，皆輟哭觀戲」這句話，驟看好像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瞭解開元天寶間人民富庶的情形，就會有這樣一個瞭解：過份優裕的生活，養成了人民異常開闊樂觀的性格，以致於喪葬凶禮，亦可轉化為一種娛樂。這是盛唐社會的一個特徵；我改寫這些小說，即希望能把握住各時代的這許多不同的社會特徵，這樣才能讓我引領讀者一起神遊於唐朝的長安或明朝的虎丘之間。
話是這樣說，究能做到幾分？實在也沒有什麼把握。請親愛的讀者包涵、指教！
（本文原刊於《聯合報》聯合副刊，1964年4月28日，第7版，經聯合知識庫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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