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我相信在暴政之下，還能做一些微小而有意義的事情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文／陳健民（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

2021年7月19日，我終於坐在往臺北的飛機上，那已經是我出獄1年4個月後的事情。在獄中我多麼渴望能離開香港去一個可以呼吸自由的地方，但為何遲遲未有成行？

獄中讀歷史小說《曾國藩》，說這位晚清大臣在中年以後得一高人點撥，勸他「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要在波平浪靜處安身」，那話說到我的心坎裡。我半生致力建設中國公民社會和爭取香港民主普選，但前者幾近搖搖欲墜、後者更是遙遙無期。為此志業我被關進牢中，雖是心安理得，亦難免身心疲憊，自然想找一風平浪靜處歇息。

讀《百年追求》，見蔣介石在撤退至臺灣時為了穩住局勢，便籠絡本土士紳，多次派員到日本遊說林獻堂先生歸臺，所得的回覆竟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要知道林獻堂一生為臺灣鞠躬盡瘁，在日治時期每年花鉅款資助「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爭取成立民選議會；他亦支持臺灣文化協會，通過出版、讀報、講習啟迪民智，爭取自治。他曾代表臺灣到南京出席日本投降典禮，但最後在二二八事件中竟被列入叛逆名冊的首名。因為對國民黨政府澈底失望，他寧願客死他鄉，亦不入危邦。在獄中讀到這故事，不禁感嘆香港同樣是一危邦。

2020年3月14日（我在獄中行為良好，因而自動減刑三分之一），我步出壁屋監獄，向在場迎接的朋友說：「獄中日子雖然艱難，我卻沒有一刻後悔。」戴耀廷和我說外面有許多事情等著我來推動，但徘徊在我腦海的卻是曾國藩和林獻堂的幽靈。回家與親人重聚，感到滿屋色彩斑斕、每粒米飯分外甘甜。我計畫稍事休息，便積極考慮接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江明修院長的邀請，到該校任客席教授。誰知當我重返這個變得滿目瘡痍的城市，目睹人們因為「反送中運動」（反對香港政府修訂《逃犯引渡條例》）的挫折而淹沒在沮喪和憂傷之中，反而依依不捨，甚至覺得應與這個城市共浮沉。

我念茲在茲的，是那些因反送中運動被捕的年輕人和被國安署以「莫須有」罪名關押的老朋友，希望以我坐牢的經驗，協助他們安住當下、不被高牆鐵窗摧毀他們的意志。

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

香港已變成了一所大監獄。我看見中文大學二號橋（反送中運動中警察與學生決戰之地）圍起了和獄中一樣帶有刀片的鐵絲網，也看到警署和重要政府建築物被水馬（充水式護欄）重重包圍和警察經常在街上或地鐵站檢查市民的身分證。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實施，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學者朋友陸續收到出版社通知，終止一些涉及反送中運動的出版合約，出版我的《獄中書簡》的出版社亦決定暫停業務。然後國安署在8月拘捕黎智英及其家人、《蘋果日報》的高層和香港眾志的周庭。2021年1月則大搜捕多名民主派人士，指他們參與民主派初選是串謀顛覆國家。其後陸續有民主派人士因為言論或籌款支持流亡抗爭者而被冠以不同罪名拘捕，弄得人心惶惶。因為國安署經常在早上6點到家裡逮人，有泛民主派和傳媒朋友告訴我，清晨聽到門外有聲音便會以為是警察上門拘捕。試問誰能在暴政下安眠？

我既已決定不再「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出獄後便沒有參與任何抗爭組織或行動。我念茲在茲的，是那些因反送中運動被捕的年輕人和被國安署以「莫須有」罪名關押的老朋友，希望以我坐牢的經驗，協助他們安住當下、不被高牆鐵窗摧毀他們的意志。這是出版《陳健民獄中書簡》的首要原因。

在獄中三百多天，我體驗到閱讀可令人跨越高牆，穿梭於歷史不同時空、沉思在宇宙人生的課題中，不單讓本來空洞的獄中生活變得充實，讀著讀著，更會忘記春去秋來，日子比較好過……

牢中讀書忘記春去秋來

於是我便帶著《獄中書簡》和許多等候審訊的被告和一些已被關押的被告的家人會面，讓他們對於獄中生活有較充分的心理準備，減少過度的恐慌。在那些聚會中，看著一些被捕者幼嫩的臉孔和在旁眼泛淚光的家人，感觸良多。分組討論的時候，有些家長難以相信子女會捲入暴力罪行（年輕人的勇氣的確超乎想像），更多是坐立不安擔心子女在獄中被虐待（都會提到電影《監獄風雲》的暴力）。我除了講解獄中的規矩、囚犯的文化，更會分享讀書、運動和其他有助維護自由心靈的方法。對於家人，最重要是勸他們好好生活，才能減少在囚人士的內疚與掛慮。

在獄中三百多天，我體驗到閱讀可令人跨越高牆，穿梭於歷史不同時空、沉思在宇宙人生的課題中，不單讓本來空洞的獄中生活變得充實，讀著讀著，更會忘記春去秋來，日子比較好過，因此致力協助獄中的抗爭者（手足）讀書。我和一些支援小組合力開具書單讓獄中手足參考，或者按他們的意願去搜購書籍，每人每月送6本書進去（這是監獄規定的最高數量）。有些大學老師自願按手足的需要為他們設計課程和書單，亦有老師以通信方式輔助手足深入閱讀。因為購書和聘請專人協調上述事宜需要金錢，我便舉辦多場《獄中書簡》簽名會籌募經費，市民踴躍支持，慷慨解囊。

其中有一次在上環見山書店舉行，我在店外的空地擺上小桌檯，索取簽名的市民可坐下來閒聊幾句。許多人甫坐下來便淚流滿臉，除了感激我和其他雨傘運動的被告代替十萬計的佔領者坐牢外，還一一細說在反送中運動中市民的委屈和政府的麻木不仁。排隊的人龍綿延不絕，站滿了書店旁的後巷。工作人員說許多人等了超過一小時，囑咐我不能再像中醫看診般望聞問切，但我實在感受到許多人內心滿載悲憤，必須找到樹洞好好傾訴。

不少市民在簽名會中提到我的「健民書房」YouTube頻道，說給了他們很好的啟發和安慰。建立這頻道也是一個因緣，當時一群年輕人義務為我推廣《獄中書簡》，建議我運用YouTube來介紹書中一些章節，讓讀者感到作者的溫度。此外他們發現許多「藍絲」（支持北京、香港政府和警察的人士）已成為YouTuber，爭奪網上言論的主導權。我按他們的建議開設了「健民書房」YouTube頻道，但並非如他們期待般成為一個KOL。我覺得香港已變成一個大監獄，活在其中的人或浮躁不安、或懷憂喪志，和我在獄中遇見的獄友並無兩樣。我希望他們每星期能靜下心來半小時，聽我說書，希望他們知道許多人基於不同原因都經歷過今天香港人承受的寃屈、打壓和沮喪，而這些歷史或小說人物是如何懷著信念熬過艱難日子，這亦是我出版《獄中書簡》的第二個原因。

因為「健民書房」得到相當迴響，我更開設了「健民講堂」Patreon頻道，進行有系統的線上教學，講解民主理論、公民社會理論和當代中國等課程。雖然和一些KOL的訂閱人數不能同日而語，但比起大學的講堂，網路平臺能接觸的人數乃是以倍計，是普及教育的有效工具。特別當政府不斷收緊對正規教育的控制，網際網路在培育獨立思考、傳播民主理念和促進思想交流的功能愈形重要。

不過因為在獄中不能上網，要幫助年輕手足充分運用坐牢的時間，最好還是鼓勵他們修讀正規課程。香港的在囚人士可修讀公開進修大學（現改名為都會大學）的課程，但因為監獄提供的獎學金不足，如果想在幾年間完成學位課程，必須要另籌經費協助。我嘗試找一些朋友成立獎學金，但大多都顧慮在香港現時的形勢下籌款支援手足，隨時會被政府以「洗黑錢」的罪名控告。此外，銀行對於任何籌款活動都戒心重重，不會輕易為團體設立戶口。我曾經和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商討在他們協會下設立此獎學金、借用他們戶口籌款。我以為支持年輕人讀書是天經地義的事，教協應會支持，結果卻是出人意表。他們表示協會遭受龐大的政治壓力，無法再承擔更多任務。不久之後，這個成立近半世紀、全港最大的工會正式宣布解散，可見香港公民社會的處境何其嚴峻，即使保障公民權益、推廣文化教育的工作亦舉步維艱。

也許經過多年後回首，才能領悟到人們必須經歷這些苦痛，才能深切體會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而且必須建立民主制度去保衛。

做微小而有意義的事情

但我相信在暴政之下，還能做一些微小而有意義的事情，譬如探監和寫信給在囚的朋友。在反送中運動烽火連天的時候，我是被關在新界西貢山上的一所監獄，與抗爭者完全沒有聯繫。因此，當我出獄後收到一些邀請，希望我能去探望一些因涉及暴力罪行（如製造汽油彈）而遭關押的年輕手足時，感到非常驚訝。事關在雨傘運動期間，「勇武派」對我們「佔中三子」（戴耀廷教授、朱耀明牧師和我本人）堅持要以「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進行抗爭表示相當不滿，為何現在他們想與我見面？

結果他們異口同聲說在雨傘運動期間非常支持「愛與和平」的理念，有些人說當時連坐在馬路中間都需經過一番掙扎。他們是在反送中運動中參與了幾次百萬人遊行後，林鄭政府仍然一意孤行、對年輕人捨身相諫亦麻木不仁，才令他們相信和平抗爭再沒意義，必須轉向勇武。因為可能會服刑多年，這些手足難免被憤怒與沮喪的情緒困擾，幸好他們都有敏銳的思想和求學問的心志，關押期間一直在讀書。在信中和探監會面時，他們和我討論的是有關自然法、政權的正當性、公民抗命、囚權、信仰等問題。我有時會想：是否因為他們太有思想和責任感，才弄至身陷囹圄？

其中一位被關押的手足的母親一直與我保持聯繫，我從她口中知道該青年十分上進和孝順，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憑藉自己努力讀上碩士班。媽媽雖然身患癌症，為了爭取每天15分鐘與兒子會面（已定罪的囚犯則是每星期一次30分鐘會面），每朝清晨便在監獄門外排隊爭取「頭籌」，以求盡早探訪後趕及上班。《國安法》實施令她惶恐不安，擔心政府會以「反恐」之名加重罪於兒子身上。我赴臺前最後一次探此青年是在一個炎熱的早上，隔著玻璃看到他汗流滿臉、滿頸紅斑、衣扣全部打開、一直拉伸著領子散熱。之前他請我寄一些有關美國獨立戰爭的書給他，現在說看書時汗如雨下滴到書頁上去，盛夏的牢房有如烘焙坊，無法令人專注看書。他對前景感到異常迷茫，將一絲希望寄託於未來可能發生的劇變。

即使是較成熟的民主派朋友，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政府以各種荒謬藉口控告顛覆國家罪，亦同樣難以承受。有朋友在探訪期間一直流淚、有重複說自己無辜、有強作鎮定卻是六神無主。相反，一些可能面對極長刑期的朋友卻展示無比的勇氣，帶著哲學家的心懷在獄中沉澱思緒。戴耀廷說自己如進入曠野，日復一日看著同樣的風景，要學習身心完全順服上帝，在獄中安靜地跑步和寫作。黃之鋒由一個敏於政治判斷的少年，在高低跌宕中成長為對周邊的人更為關切的青年，說在獄中要學習成為更好的人，感恩父母和其他人多年來的愛護。黎智英囑附我無需擔心，說他所擁有的一切是香港賜予的，他的生命也就屬於整個社會。他感恩在獄中度過的每一天，可以靜心讀書和默想是無比幸福，他下半生要以追隨耶穌基督為榮。

不過在監獄探訪室外的等候區看著這些朋友的家人，他們的兒子／女兒、丈夫／妻子、爸爸／媽媽原來都是醫生、律師、教授、立法會議員、工會領袖等，無端被投進獄中，家人日夜奔走提供支援、賣房賣車甚至要帶子女離開香港，那種苦痛真是有口難言。許多人都會問：為何港人要經歷這種種磨難，為何公義遲遲未有彰顯？我相信當年美麗島事件的被告（特別是林義雄）和陳文成慘案的家人也曾提出同樣的問題。也許經過多年後回首，才能領悟到人們必須經歷這些苦痛，才能深切體會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而且必須建立民主制度去保衛。

我更希望這些書簡能令臺灣的年輕人體驗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

臺灣作為棲身之所

探監、寫信、送書、說書，出獄後我日復一日在做著這些微小的事情，即使接受了政治大學的邀請，仍是依依不捨，壓到最後關頭準備起行卻又因疫情問題遲遲未獲簽證。因為香港形勢愈來愈危急，家人對我的處境憂心忡忡，每天催促，直到我安全登機才放下心來。在機上闔上眼睛，感覺是出獄後首次真正放鬆自己。飛機快要降落到桃園機場，遠望窗外，藍天白雲下是連綿的田野、沿著海岸線是一座座發電風車在碧海白浪前徐徐轉動，讓我感到久違了的安全感和自由。臺灣會是我棲身之所嗎？

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先生提議在臺灣再版《陳健民獄中書簡》，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林太太說我原來的版本字體太小、欺負老花眼。如果臺灣版的字體夠大，大家從此書中可以讀到香港在2019年漫天烽火的時候，一位因參與民運而身陷囹圄的學者，如何安靜地在獄中細嚼中臺港歷史、思索華人社會的前路。我更希望這些書簡能令臺灣的年輕人體驗到專制的邪惡、自由的可貴。目睹香港急速淪陷，臺灣更要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憲政，發展出更務實的政黨政治、更客觀理性的傳媒、積極參與的公民社會，才能深化民主，讓臺灣成為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