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潔平
* 訪談摘錄自《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原題為〈陳健民的困境哲學：若沒有一條路是正確的， 如何可能不被摧毀？〉，本文為完整版紀錄。
坐牢這件事，陳健民有備而來。
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了25年的他，在2018年，給自己和學生設計了最後一學期的課程，這是一門新課：Leadership in Uncertain Era。課程引入正向心理學、Mindfulness、歷史人物成敗研習等。學生Jenna Chow憶述，陳健民說，希望學生在亂世之中，能夠不被無力感支配，有self-leadership的能力，帶領自己在逆境中前行。這也是他對自己的期許。
他也會輕輕鬆鬆，跟學生分享自己的「坐牢準備」：跑步、練習洗冷水澡、了解獄友和香港的監獄情況、準備長長的書單⋯⋯還有原本計畫在坐牢時才看的書，不小心提前看完了，是一本600頁厚的潘霍華傳記。潘霍華是德國神學家，因納粹殘暴統治而改變和平主義思想，投身反對納粹的暗殺、間諜行動，被捕後，在獄中寫下著名的《獄中書簡》。
2019年，陳健民自己從獄中一封一封寫信出來，還在信中幽默道：「是文字的誘惑嗎？多年來讀了許多異見者的獄中書，最後自己也在高牆內寫信。」
上一次與陳健民做訪談，還是在雨傘運動之後，他入獄之前。他說自己從不後悔參與「佔領中環」，這一場公民抗命，和其後非如此不可的坐牢，他一貫燦爛地笑著，說這一切彷彿召喚：「前半生做的積累，似乎都在為這場抗命做準備。」
陳健民生於貧困家庭，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原本想要研究困擾自己的貧窮問題。卻因1978年的北京民主牆事件、以及緊接著的臺灣美麗島事件、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連打開政治啟蒙，意識到民主化是華人世界所面對更急切的問題，於是把貧窮研究暫時擱置。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從此成了他一生的研究課題。他去美國留學，師從耶魯大學著名的轉型民主研究學者胡安．林茲。
在美國期間，正遇上六四事件。被天安門悲劇深深震撼的他，開始把研究與行動的精力，放在中國的公民社會。從90年代開始在廣東做民間組織的研究與培訓，他熟悉最草根狀態的中國；他也曾做過中國民政部的高級顧問，深諳「體制」的含義，善於在遊戲規則之內爭得最多的空間。曾有很多年，他都是香港民主派與中國之間的溝通橋梁。他的普通話說得地道，除了幾年一度回身參與香港政改的討論，有十多年，他主要的學術精力都放在大陸：「我的研究都在大陸，花時間建立中心，培訓的對象也是大陸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為自己怎麼樣也不會捨下在大陸的工作。」
直到2013年，已經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20年的陳健民，毫不猶豫加入好友戴耀廷的「佔領中環」計畫。在中國，他的事業、好友、耕耘多年的公民組織戛然而止。而在香港人眼中，他從溫和到激進，轉變得突然，一度難以被信任。
但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在當時、當刻，以最大的理性與信念，做出因時制宜的選擇：
「2010年你已經可以看到整個社會激進化的趨勢了，如果這次政改失敗，下一次改革的時間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在2014年，接受我採訪的陳健民講起自己的焦慮時說，「接下來會怎樣？中間人的聲音愈來愈弱，極左和極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聲音在鬥。你要看到自己的家這樣撕裂嗎？到了這點，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這種感覺，覺得不能看著我住的這個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來讓我擔心的狀態，所以現在就要選擇，在這個時候，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陳健民身體力行，做了他的選擇。他所思、所行，在這本向潘霍華同名致敬的小書裡，讀者已經全然了解。
2020年3月，他告別待了14個月的監獄，重獲自由。而此時的香港，已成一座新的大監獄。
最新的一次訪談，我們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旁邊的景美溪畔，看著日落河岸的美景，談論他在監牢中全然「錯過」了的2019年。
這一年，香港人在街上，他在獄中；他們如水一樣四散在社區，在催淚彈、橡膠子彈與資訊戰中對抗，他被束縛在四壁之內，以閱讀、思想與身體訓練對抗孤立、服從、壓制。
2020年，他走出監獄，見到那些2019年未能並肩作戰的朋友們。聽著朋友們的話，看著他們的眼淚，再往後，看著更多的朋友如他一樣，走入監獄。
在民主路上30年，不惜捨去自由，半世奮鬥只為一朝抗命。而出獄之後，面對的卻不能再是深耕，而是離散。這是香港擺在許多香港人眼前的難題。
人生下一個階段會如何展開，和許多人一樣，於陳健民也是未知數。他說一個不道德的社會，沒有給人一個可能是對的選擇。此時香港如同圍城，無論人走到哪裡，困境也揮之不去。
但他畢竟從那座最小的圍城出來：坐牢的12個月，至少教會他一件事——不被摧毀，就是反抗。暴政要把「人」打垮，也要把人們打散。肉體凡胎，唯有靠「不垮」的意志與「不肯散」的勇氣，才能在犧牲與抵抗中回復尊嚴。正如他自己，在這本小書中所說：
無論什麼困境，不要讓自己被輕易催毀。
如果無法撼動體制，我們還可以共同受苦。
（* 以下為訪談摘要，張=張潔平，陳=陳健民。）
他們一看到我就抓住我，說他們過去一年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他們都很同情年輕人。我看他們那種表情，是很多很多事情要講的樣子，很強烈，真的有種集體創傷。
在不道德的社會，如何做選擇？
張：2019年，你其實以一種很特別的狀態與香港人「同在」。香港人在街上，你在坐牢。從一個角度看，你們之間的togetherness，或者共時性，是被政權強行隔斷的，你沒有經歷這場澈底改變了香港的運動，而且是被強迫不能夠經歷。我想先問問，在獄中的你，後來出獄的你，是怎麼感受，或與這場運動互動的？
陳：出獄之後，我沒有專門去找以前的報導，在臉書上隨意刷，它們都會Pop-up出來。第一次看的時候真的受不了。我看到的第一條視頻就是警察打年輕人，真的打得很恐怖。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們去理大救人的時候，在油麻地被抓到，被打的畫面。我還記得畫面裡那個年輕人，被一群警察，五六個人打，打得很過分；打完之後，這個年輕人在掙扎，還掙扎著想站起來，這時來了另一群警察，再打。我當時就感到，這好像香港一樣，若被打完乖乖的，不要動就還好，如果垂死掙扎，就會被打得更狠。從雨傘，到反送中，這就是香港經歷的。我看了真的很難受，也很難想像，香港警察會去到這個地步。
這些畫面我在獄中從來沒看過。獄中可以看到TVB，呈現的運動樣貌是很不一樣的。只有一次，我們快要離開飯堂的時候，那次比預定的時間晚了幾分鐘，大家看見了《鏗鏘集》。幾個畫面播出，所有在場的人都馬上停下來看，有點嚇了一跳，看警察這樣打人。從來沒看過的。以前裡頭只看到TVB上年輕人打人，私了，打警察，看的人就會很生氣，說這些年輕人比我們黑社會更糟糕。你看，媒體影響多大。我那時在裡面也很困惑，為什麼走到這樣。我看文字，看《蘋果日報》，當然會知道警察有暴力。但是沒有真實看過畫面，理性上可以理解，感性上真的不容易明白。所以有一篇獄中書簡我寫，要小心勇武走過頭。我寫完之後，有記者朋友寫信進來給我，說他們一直採訪抗爭者，認識很多小孩，其實非常單純，連去坐在馬路（上）都不敢，現在走到這一步，真是被逼出來的。
出來（獄）第一件事，我就是去中文大學看二號橋。我對大學真的很有感情，想回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我去看的時候，路上還有一些燒焦的影子（痕跡），但整座橋已經都被鐵網包圍了。我想，天哪，跟我的監獄一模一樣。
出來之後，很多人講很多故事給我聽。都是我覺得很好的人。他們一看到我就抓住我，說他們過去一年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他們都很同情年輕人。我看他們那種表情，是很多很多事情要講的樣子，很強烈，真的有種集體創傷。反而坐牢的我，成了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好的狀態。
張：你現在在臺灣，一定在不同場合看過幾部最重要的，再現這場運動的紀錄片：《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時代革命》。想問問你看紀錄片的感受？
陳：我對《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的感觸很深，很有共鳴。因為很多細節談佔領者在裡面的進退，有些勇武，有些溫和，那種無休止的拉扯與爭論我很熟悉。我們都經歷過，整個香港都是這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怎麼選擇都是錯的。因為我們都是給困在那裡，給中共困在那裡。一座圍城，沒有出路。在當下去爭論什麼策略才好……其實沒有一種策略最後一定是能成功的，只能選擇最能表達你內心的信念，或對政權不滿的作法。但在當下是很難的。
這是整個香港的困局。和平也沒有出路，勇武也沒有出路，年輕人把命也不要了，好像也沒有出路。真是很困擾的。所以我看《理大圍城》，看《時代革命》，我都會覺得很長欸，完了沒有？很痛苦欸。在裡頭，其實有點辛苦的。這不是說紀錄片拍得不好，是拍得太好。
在專制體系下，怎麼選擇都沒用，這是一個結構的問題。就好像支聯會，鄒幸彤的選擇。我非常欣賞她的勇氣，可是旁邊有人會覺得，你這麼有勇氣，卻令到周圍更多人被抓，李卓人、何俊仁被判更重，如果你乖乖的，好（就）像教協，可能沒有人被抓。你看多痛苦，你要怎麼做決定？你好像做什麼決定都是錯的。如果乖乖的，你怎麼保持抗爭的意志。如果你豁出去，人家（就）說你害了旁邊的兄弟。理大圍城的年輕人，你不衝，太虛弱；衝，會害了其他人；你什麼都不做，留在那裡等外面的人，外面的人進來救你會被打、被抓。我看電影的時候很困擾，原來你什麼事情都不做，也是害了人的。怎麼會有一個社會是這樣的，你躺平，還是害了人的。
你看多恐怖。「理大圍城」是整個香港的縮影。在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你如何做一個對的選擇？做什麼都是不道德的，都是錯的。社會沒有給你一個可能是對的選擇。
張：還有一個令人很痛苦的點，很殘酷：你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局。你不僅知道，在這種狀況下做所有選擇都是錯的，而且你也知道，有人彷彿在高空，笑著看你做錯誤的事情，然後嘲笑你。這非常可怕。理大圍城的這個感覺特別強烈，被圍著，有人從制高點去嘲諷地看著你，像看一群小動物。整整16天，他其實可以進去抓人，但他不，他就這樣靜靜地看著這一切。
陳：是的，整個79天的雨傘運動也是這樣。有一些片段，在《時代革命》的電影中間有，就是在理大的後期，警察會播放歌，〈學生哥溫功課〉之類，會說一些很無聊的話，嘲笑你。我看的時候真的很生氣。那些人（抗爭者）把生命也放棄了，要對抗政府的時候，對面（卻）在調侃你，放這種歌曲，講一些很無聊的話。哇，我要是學生，怎麼可能投降？決不投降。我寧願死我也不會投降。這種激化，就是因為這些挑釁啊。我如果坐在裡頭的話，絕對不會這樣走出來，我寧願冒險去死。也是看了這些紀錄片，我才慢慢理解，為什麼學生會這樣子。那種尊嚴，是你不能接受自己走出去的。
張：理大圍城的確也是雨傘運動79天的暴力版縮影，更為血腥、殘酷。如你所說，也是整個香港的縮影。16天、79天、30年，都是這樣困住。
陳：是，都是這樣困起來。我們一直找出路，說如果沒有普選，看不到香港有出路。很多人反駁我們，說民主只是保護自由和法治的工具，但我們有自由與法治啊，那為什麼要搞那麼多？可是沒辦法，社會發展到某一點，你不會只把民主看成工具的。如果這是我的地方，為什麼我自己沒辦法決定誰是我的政府？你每天講的話（讓）我很不爽的時候，我為什麼不能把你換掉？這就像一個小孩會成長，有一天不用你為我選擇最好的奶粉、食物，對也好、錯也好，我想要自己做選擇。人會成長，社會也是，最後的需要是尊嚴。自主就是一種尊嚴。這是沒法避免的。當整個社會教育程度這麼高，年輕人在網上有這麼多資訊和方式去參與政治，你怎麼可能再用那套老的方法、專制的體系去管香港？根本不可能的，早晚一定會出問題。對我來說，就是要盡早進行民主化，我們可以按照你的時間表，但這是一定要做的。不然就一定會出現今天的局面。除非，除非香港人都變成那種，他想像的，快快樂樂的躺平的豬。可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可能變成新加坡。
張：你反覆說到困局。從佔領立法會到理大圍城，進退都是困局。回頭去看雨傘（運動），你怎麼看你們親身經歷過的這些爭論？如果說，怎麼做都是錯，結局都是這樣子，總有一個東西把大家碾壓過去，這聽起來好像又太虛無了？
陳：我也不會這樣虛無。我從來覺得，那些策略是因時制宜的。我是更相信曼德拉，而不是甘地。甘地是怎樣情況下都要堅持和平，絕對和平。我覺得不對，到最後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張伯倫的錯誤，人們不可能對當時的德國，還用和平的方法。我相信是每個時候要去適應那個時候的狀況，盡當下最大的理性，去判斷怎樣的策略是正確的。
曼德拉一開始推動公民抗命，是和平的，反對通行證；後來轉為勇武路線，他組織「非洲之矛」，非常勇武，去炸政府的建築物……等等；到最後，他是（進行）對話。難道最後那個才對嗎？也不是。如果他沒有經歷過前面這些，就不可能走向對話。大家累了，勇武那麼久，雙方都很累了，才創造一個政治機會說，要不要坐下來談。而因為他已經勇武過，坐了20多年牢，人家會比較信任他，也才願意對話。這些事情，不能單獨去看，它們有前因後果連在一起。但在過程裡，沒有人會知道什麼才是最對的，包括他自己。在每一個時候，他就是用他最大的理性去做選擇。
就像2014年，我覺得——我覺得啊，只能用和平的方式、佔領的方法去公民抗命。因為那時候，違法對香港人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事情。佔中那時候的支持率最高也只有30%多，多數是20%多。而反對佔中也是30%多，差不多是平均的。這時候如果你一下子勇武，整個社會只會譴責你，把你更孤立，不可能推動什麼。如果用毛（澤東）的講法，勇武是「左傾冒險主義」，走得太前，遊行是「右傾機會主義」，走得太慢。還是要回到每個時間裡頭去判斷。
現在回頭看，2014年我的選擇，再來一次，我還是一樣的。但走到2019年，人家說，你們嘗試過和平，讓我們來試試勇武，你已經不能攔住人家了。政權已經是非常暴力了，我不覺得勇武有什麼道德問題。只是策略有沒有用的問題。所以2019年做到「和勇不分」，在我看來已經是做到最好了，整個社會甚至也已經接納。40%多覺得用了暴力有點過頭，但50%多覺得還是可以理解。70%左右覺得警察更暴力。整個社會如果已經是這樣，「和勇不分」就是一種比較好的狀態。
所以我並不是完全虛無的。我虛無的部分只是說，香港在中國的主權之內，不是說你最勇武，就一定可以成功。這不是策略決定一切，還有政治機會的問題。
我經常看東歐的例子，整個東歐在共產主義之下，捷克、波蘭、匈牙利，都沒有真的主權，對香港的處境最有參考價值。1956年匈牙利武裝起義，後果就是全面鎮壓。1968年在捷克，是從黨內改革、自由化、布拉格之春開始，但軍隊還是進來。你看這兩個例子，勇武也好，黨內改革也好，結果是，蘇聯照樣鎮壓。後來的《七七憲章》和波蘭團結工會，就吸收這兩次的教訓，研究我怎麼能調整到一個地步，蘇聯軍隊不會說馬上就衝進來。波蘭團結工會有個講法是，我們要做self-limiting movement。它有一千萬的會員，他要推翻波蘭的共產黨太容易了，第二天就可以推翻，而且波共已經沒有統治的意志了。可是你推翻它，蘇聯還是會來。所以波蘭團結工會最後沒有用到這種力量，反而說我要克制，我願意跟教會、跟波共坐下來三方談判。而這過程中，蘇聯一直在變，一直到1989年，波蘭一推，就變成第一個民主化的東歐國家。
你看這個過程，最勇武不等於最成功，但人們也不會譴責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革命。怎麼保持抗爭，但是小心那個度。很多年輕人不喜歡聽，但這些就是歷史的教訓。
老人家做老人家的份，年輕人就衝到前面去，開始一定是有爭論的，慢慢形成共識。就是每個人在你能做的範圍裡頭，做你最大的理性判斷。
張：你現在會跟在臺灣的香港年輕人講這些嗎？（笑）
陳：我會啊。（笑）
張：那他們怎樣反應？
陳：我講過一次，社會學年會，來的都是博士生，我不知道他們反應怎麼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為什麼你坐了牢出來還講這些，self-limiting movement，很無聊的。哈哈哈。
張：你講到「因時制宜」，曼德拉，（用）最大的理性做這個策略選擇。但到了2019年，重點是「誰」來做這個選擇？有大臺（有領導、組織）的情況下，少數人去做選擇。但是2019年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集體選擇，集體潛意識的選擇。這件事你會稱為「理性」嗎？
陳：其實分散的組織方式，共識是慢慢形成的。老人家做老人家的份，年輕人就衝到前面去，開始一定是有爭論的，慢慢形成共識。就是每個人在你能做的範圍裡頭，做你最大的理性判斷。
「受苦的共同體」
張：剛剛說到的這三部紀錄片，記錄的是2019年。你即便沒有共同經歷街上的事情，6.12、7.21，沒有親歷這些事件，但同樣很有共鳴。
陳：理大圍城最後一個鏡頭，是一個年輕人，一直在掙扎要不要離開理大，是進還是退，不斷猶豫。我當時看的感覺是，這就是離開監獄的我。我離開監獄時，一直在掙扎，要不要早一點來臺灣，還是盡量留在香港？我是在監獄裡，收到政治大學江明修院長的訪學邀請。我2020年3月出獄，9月就可以到臺北開始教學。但我其實是一直等。離開監獄過了1年零4個月才下決心，真的留到最後一分鐘。到了2021年8月1日，一定要到臺灣了，也是8月1日開始，香港再沒有出境自由。家裡也給我很大壓力。我於是訂了7月19日的飛機票，留出兩個星期的隔離時間。為什麼（我會在）那個時間來，就是這個原因。
等什麼？看看還能做什麼事情。比如出版獄中筆記的書、賣書、籌款，把錢再買書，把書送到監獄裡。這個事情很有意義。我出版這本書（《陳健民獄中書簡》香港版），很多人來獨立書店排隊、簽名，每次人龍都排很長很長，等一個半小時他們都願意。後來我發現，這個過程，對他們來講像一個治療。
因為等的時候，他們旁邊的人、前面的、後面的人，都是同路人，在排隊的時候，好像互相在安慰對方。坐下來常常就在哭。我看到這道風景，感覺到真的是共同體啊。一個受苦的共同體。大家也願意捐很多錢，我可以籌款、買書、送進去監獄。後來《國安法》出來，一直抓人，抓了很多朋友，監獄愈來愈大，我就不斷去探監。所以就一直沒法走啊。還在掙扎說，真的要離開嗎？
北京要用這個監獄來把我摧毀，我不能讓他那麼容易做到，我要抵抗。如果可以安定地、堅定地走過，也會堅定很多旁邊人的信心。
張：2019年，戴耀廷保釋出來，你為什麼沒有選擇保釋？
陳：那個時候，戴耀廷一直說，陳健民你坐在裡頭幹什麼，為什麼不申請保釋，外面這麼多事情。我當時是有選擇的，但還是拒絕了。
首先的考量是，公民抗命就是要坐牢。這是一個承諾，也是一個抵抗，要表達「我不怕坐牢」。我不怕坐牢，但中間申請保釋？這很自相矛盾，我不能接受。家人一天到晚勸我保釋，我不斷跟家人說，你讓我坐吧，就讓我做完這件事吧，公民抗命不是說說而已，不然很不一致的。另一件事是，我也感覺到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方法。我為什麼一定要出去做什麼？我已經走盡我的路了。如果在外面，我不覺得我還能「帶領」什麼，可能只是跟著一起搬東西。那我寧願坐在裡頭，完成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還在抗爭當中。我去坐牢，寫文章出來，鞏固一些人的理念、信念的過程，本身就是抗爭。最少影響一些中年人、我同時代的人吧。我還是做我那份。
張：記得你剛出獄的時候，好多人去看你，然後看你的人回來都說，陳健民比我狀態好。於是有了一個口碑是，2019年之後好多人想要獲得能量，都會去找你。這有點好笑，變成是一個坐了牢出來的人，在給外面的自由人充電。
陳：對我而言，在監獄裡沒有那麼痛苦。所有事情人家都決定了。我做事情只為自己負責，好像也沒有那麼大掙扎。如果在外頭，在政治運動裡頭，尤其是如果你有Leadership的角色，那你做一個決定，可能會給周圍人帶來很大的影響，一個錯誤，可能就有人會受傷，甚至有人會死，體制可能會倒退。那種負擔是很重的。相比之前，坐牢就是一個人的事情，不算什麼。
在香港的監牢裡我還可以讀書，我其實心靈上挺自由的。比較難處理的，是很多尊嚴的問題。那是一個很多規矩的幼稚園，你是一個要服從管教的幼稚園生。管教會罵你。要處理的是這種問題。對一個讀書人來講，能看你喜歡看的書，能安安靜靜，一個人去面對自己，思考，寫文章。時間不是太長的話，坐牢也不是那麼痛苦的一件事……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笑）。一起進去的人，也有人輕了20公斤、30公斤，我只輕了1公斤（笑）。不過在牢中不知道，出來才發現，自己白頭髮多了很多。裡頭沒有真正的鏡子，我一直以為自己還不錯，陳健民，不錯嘛。出來以後才感覺到身體的變化。確實也不可能沒有變化，吃得那麼少，冬天那麼冷，衣服根本不夠。夏天熱得很難受。
但我希望自己坐牢坐得好──所謂坐得好，就是不要給他摧毀。這也是一種抗爭。更多人也應該要有這種準備，這樣一大群人沒有被他們毀掉，是很重要的。這也是我在監牢裡每天都對自己講的：北京要用這個監獄來把我摧毀，我不能讓他那麼容易做到，我要抵抗。如果可以安定地、堅定地走過，也會堅定很多旁邊人的信心。
張：不能讓政權把你壓碎，也不能讓想要看你笑話的人得逞。
陳：Exactly，真的是這樣。我跑步的時候總是看著遠方，好像看著北方，真是好像說給北邊的人聽：「我就要跑步，我就要堅強，沒有那麼容易！」真的就是這樣想，鼓勵自己。我不要倒下。不要給你那麼容易得逞。冬天很冷，我把衣服脫掉，沒有穿衣服就是這樣在跑。
張：過了一年多時間，你現在能夠比較抽離地評估，這段獄中經歷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嗎？
陳：還在慢慢體會中吧，對我的人生改變好像沒有很多。可是的確給我一種非常心安理得的感覺。很多人來臺灣，都覺得放下香港的朋友有內疚感。我沒有很強烈的這種感受，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坐了牢。我反而覺得很完滿。如果沒有這一段經歷，我現在應該很難留在臺灣，心裡會很難受。但我已經比很多人都幸運，我知道自己會坐牢，可以很早安排、離開大學，離開之前還能做一場演講，叫什麼「最後一課」。出監的時候，有那麼多人來接我，有那麼多朋友。很多人沒有這麼幸運的。（笑）我的人生滿有祝福的。唉呀，講坐牢結果太正面，沒有什麼很負面的，對不起。（笑）
張：現在在臺北，你覺得自己在這裡和香港人的交流，與在香港和大家交流，有什麼不同？
陳：兩種不同的沮喪。都很沮喪。在香港，我做很多簽書的會，小範圍的分享會。很快有人哭。大家覺得很迷茫，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樣。但同時氛圍也是好的——所以我説那是一個受苦的共同體。大家覺得能碰到志同道合的人，已經是一種力量。來到臺北之後，很多香港人是很不安定。首要的困擾都是，我能拿到身份證嗎？我能留下來嗎？內疚感是另一層。然後是，人生下一步可以做什麼事情。很多年輕人在迷茫這個問題。
張：人生下一步可以做什麼事情——如果有人問你，你會怎麼回答？
陳：離開或者留下，無關具體的地理位置，如果想著香港，有這個責任感，都一定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我想起自己大學的時候，兩岸三地已經在發生政治運動，臺灣的美麗島事件，北京的民主墻，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這些事完全影響我整個研究的方向。但我當時很乖啊，我一直在做研究，在學院拿教職，等了真是十年八年才跑出來。所以我覺得此刻沉澱一下，用專業裝備一下自己，有一天再出來，並不晚的。但坦白説，來了臺北以後，我總有種感覺：我還能跟香港人講什麼話？有些失語的狀態。如果在當地，我可能不需要講很多，對很多人已經是一種鼓勵。他們覺得我有風險，但還「同在」著。我來了臺北，FB真的沒有寫東西。原因就是這個：我要講什麼話？我以前有很明確的主題，希望寫一些小說、歷史裡的人物，寫他們在很困難的環境底下，如何沒有放棄。可是你自己現在在一個安全的環境底下，講這種話還有力量嗎？
張：你覺得自己的存在狀態本身沒有張力了？
陳：是啊。我就覺得講不出了。無法再講那種鼓勵的話。最近我看大陸作家王小波的書，他説自己寫小說，不要再像以前的知識份子，站在道德高地去講話，去啓蒙他人。他説我寫東西最重要要提高的，就是我自己。他也很老實地把自己的狀態寫出來。他要拯救自己，而不是拯救他人。這段話對我也挺有影響的。我也在想，是否以後不要再顧著「鼓勵」人家——我的真實狀態，沒法講話的狀態，也應該很坦白地講出來。面對自己。不要永遠要做一個強大的、正能量的發放者。我開始慢慢在調整。
我以前説占中是我最後一次政治參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我可以回到交流、寫書的位置。但自己也會疑惑：真的不會捲進政治嗎？如果我真的不捲進政治，那不要想太多，失語，就不要講話就好了。可是我有時候還是想到要回去。其實我看完《時代革命》，最強的感受就是，我要回去。這是第一個反應。理性一點當然知道，不要急著做什麼決定。但看見那麼多人為了香港犧牲，很想馬上回去。要跟大家同在。坦誠地説，自己也很多掙扎。
（本文摘錄自《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臺灣版序，原題為〈陳健民的困境哲學：若沒有一條路是正確的， 如何可能不被摧毀？〉，標題為編者擬。）
| 新書速遞 |
記者、創業者、新媒體探索者。
B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