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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孟軒:誰說外省人是diaspora?集體創傷、流離記憶與認同變遷

編按:2021年11至12月間,歷史學者楊孟軒受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邀請,以「記憶分歧的社會如何共同面對分歧的創傷記憶來達成和解?」為主題,舉辦了三場系列演講。在連續幾場演講中,楊孟軒分別以「如何創傷?怎樣記憶?記憶研究中關於創傷記憶的爭論』、「誰說外省人是diaspora?集體創傷、流離記憶與認同變遷』」、「誰的記憶?誰的和解?從Michael Rothberg的『多方向記憶」』(multidirectional memory)與『牽聯性的主體』(implicated subject)談起』」作為切入點,講述台灣外省人的集體創傷與認同困境,嘗試說明台灣正遭遇的「轉型正義」問題。本文內容由曹育愷整理。

| 講者簡介 |   

楊孟軒 (Dominic Meng-Hsuan Yang)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博士,現任美國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歷史系副教授。楊教授從事台灣外省人歷史記憶與認同、冷戰時期香港難民史等研究。他在集體記憶、創傷理論、離散研究、族群和解與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有出色的著作與論析。 他的主要著作為 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劍橋大學出版社);此書廣受國際學界的肯定,榮獲記憶研究學會 (Memory Studies Association) 2020年度的「首書獎 (First Book Award)」,也入選為2021年全美國際圖書獎 (International Book Award) 的最佳歷史書籍之一;臺大出版中心已經取得授權,刻正在進行此書的中譯,排定於2023年初出版中文版。

外省群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自己生長的時代,具有一種隔閡感,相關群體感覺自己的母國應該還是在中國大陸,或是不知在何方。

楊孟軒教授應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邀請,以其得獎著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Postwar Taiwan為主軸,展開三場的系列演講。演講中,楊教授除介紹自己對於外省人的研究之外,還嘗試說明,台灣正遭遇的「轉型正義」問題。楊教授提及,台灣是創傷記憶分歧的社會,不同群體間該如何理解彼此的創傷歷史,至今仍缺乏共識。然而,或許相關的問題,能夠從楊教授的研究,獲得的解答。

本次演講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說明「離散」和「創傷記憶」之間的關係,以及台灣學者使用離散觀念,討論外省人的流離記憶時,可能存在的問題。其二、將以關於台灣外省人的研究討論,擴充西方學界對離散議題的討論。

楊孟軒教授指出,時至今日,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身份差異,似乎已經不是台灣民眾所關注的問題。然而,若是我們要討論台灣分裂的歷史記憶,就不得不回頭面對,台灣內部的異質群體,是如何思考自身與台灣歷史間的關聯?以外省人為例,我們該如何定義,1949年代來台的人民,他們究竟是政治難民?或是新的統治階級?楊教授透過訪談,嘗試回答台灣複雜的身份認同與集體記憶和創傷問題。楊教授指出,第一代外省人,作為二戰後遷入台灣的移民,是有著極高異質性的群體。許多的台生外省人,以及年老的移民,對於台灣的主體性,有著特殊的省思,其背後的意義是,外省人於台灣的在地化。

關於如何使用「離散」討論外省人的集體記憶、創傷經驗?楊孟軒教授提及,diaspora(離散群體)的概念於1990年代末期,2000代的初期被大量使用。此概念起源於地中海的希臘化,指稱一種散居的生活型態。而離散開始具有更豐厚的政治意涵,是因爲猶太人起義反抗羅馬帝國失敗,被迫離開巴勒斯坦,散居歐洲、北非與世界各地。基此,diaspora才開始具有「政治移民」的詞彙意涵。此外,相關學者討論16-19世紀,大西洋黑奴貿易活動時,因非裔群體散居各地,常與當地的文化格格不入,相關人等也被稱為diaspora,除此之外,離散也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於一戰時間,屠殺亞美尼雅人有關。

外省人的集體記憶,在不同的時刻,其想望的對象也有所改變,不全然是想著中國大陸,而是有著諸多的轉折。

基於diaspora概念出現的歷史背景,楊孟軒教授指出,討論台灣外省人認同記憶的轉變時,外省群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自己生長的時代,具有一種隔閡感,相關群體感覺自己的母國應該還是在中國大陸,或是不知在何方。外省人特殊的群體心境,或許可以透過,修正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的離散情境理論解釋。

楊孟軒教授指出,詹姆斯.克里弗德著重討論,「地理空間」的位移,是現今離散研究的主流論述;然而,楊教授認為,外省人的研究,應注重「時間錯置」的問題。外省人的集體記憶,在不同的時刻,其想望的對象也有所改變,不全然是想著中國大陸,而是有著諸多的轉折。

(1)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以分離的「地理空間」為主要的討論。其關注的是「身處於某處,但卻想望著另一個地方」,以相異的地理空間,作為主要討論離散經驗的方法。

(2)   楊孟軒:以錯置的「時空」為主要的討論,但這並不是要放棄地理的維度,而是將地理空間疊加「時間」的討論維度。其主要關注的是「(當下)在這裡,卻回憶著(處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另一個地方」。

針對西方創傷記憶的研究,楊孟軒教授認為,還有一些值得再商榷的部分,以下提出三個問題:

  1. 單一事件模型,單一事件典範(single-event model):西方討論歷史記憶、創傷時,時常會有一個核心事件,以此展開討論。包含論及事件對個人心理層面的影響,或是思考若干年後,社會對於創傷事件的討論。相關的研究方式,都有著一個原始事件。然而,楊孟軒教授認為,討論1949年後台灣外省人的創傷記憶變化時,不能僅關注單一的事件,因為於歷史變遷中,事件其實經歷複雜的轉折過程,不能僅將其視為「單一/相同」的事件,而應當是複數的模型。
  2. 對集體創傷的用詞分類不夠明確:如社會創傷(social trauma)如:由大陸流離至台灣;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如:記憶(抗戰時期的記憶)等概念的使用不夠明確。
  3. 病理化、問題化記憶本體(pathologization/problemtization memory):將問題放在記憶本身,思考記憶如何被使用。研究者應該更細緻的討論,記憶群體如何透過使用、編造的記憶,撫慰自身的創傷,我們應該關注,為何特定群體會如此思考,是基於何種歷史脈絡的發展?

演講最後,楊孟軒教授簡要的說明,他對於外省人創傷歷史記憶的解釋。楊教授指出,台灣民主化後,二三代外省人,不認同福佬中心的台灣國族主義。覺得自己身在台灣,卻因為政黨競爭,或是統獨爭議以及時空環境的改變,被當成外來者排擠,自己認同的歷史觀遭到污名化,因此心中不平受創。許多人甚至主張,或不承認「外省」群體的存在。外省人於不同時期,遭遇不同的歷史創傷,為了避免創傷,記憶群體於過去的記憶庫中,追索能夠重新定義自己和移居地與原鄉關係的歷史經驗,找尋能夠讓他們覺得舒緩平復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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