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法西斯？什麼是納粹？是任何右翼民粹主義都具有法西斯特徵，還是說納粹主義反映了德國的特殊「民族性」？
圍繞納粹德國的討論存在很多幻想和傳說。作為「絕對惡」的符號和代表，各方都有動機投資符合自己認知立場的希特勒和納粹主義敘事。這既可以撇清罪責打擊對手，同時有政治上的功效。然而這些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解讀也扭曲了我們的歷史視野。
什麼是法西斯？什麼是納粹？是任何右翼民粹主義都具有法西斯特徵，還是說納粹主義反映了德國的特殊「民族性」？納粹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可以放在同一個「極權主義」範式中考察嗎？
紐倫堡審判已經過去70多年。關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希特勒本人的研究已提供給我們足夠多的證據和分析來更好地探討這些問題。2018年，世界面臨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回潮，對國家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歷史現象更清晰地洞徹顯得愈發重要。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漢斯 · 莫姆森（Hans Mommsen）的論文集《希特勒與二十世紀德國》就是這類優秀史學書寫的範例。本書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緣起、轉型、掌權，希特勒元首體制的特點，以及希特勒個人特質都有精當與富有啟發的論述，對澄清歷來流行的種種扭曲和誤解大有幫助。
魏瑪憲制崩潰與納粹上台互相獨立
最為廣為流傳的民間傳說認為，希特勒的上位是魏瑪憲制與大眾民主缺陷的直接體現，即所謂「民主選上希特勒」。這種理解並不限於對歷史不甚瞭解的大眾。二戰後新生的聯邦共和國，在《聯邦德國基本法》中針對魏瑪憲法的缺陷設置了「自衛型民主」。它將魏瑪共和國具有半總統制色彩的憲制更改為更純粹的議會民主制，設置具有強硬司法審查權的憲法法院，更加強調基本權的不可侵犯性。
作為在一戰廢墟上展開的具有實驗精神的憲政實踐，魏瑪體制的確有著種種缺陷。不過，現代學者細緻的考察則揭示出共和國崩潰背後更複雜的語境和因果。就簡單的事實而言，儘管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在導向德國走入災難性的戰爭與犯罪上必不可少，但是魏瑪體制的崩潰早於國社黨與希特勒上台。
自興登堡大總統（Paul Von Hindenburg）組成布呂寧（Heinrich Bruning）等為首的「總統內閣」開始，德國總理與民選議會多數之間的關係就被破壞了。德國最高統治當局不再對（不斷變動和崩潰的）議會多數負責。與其說魏瑪體制亡於希特勒，不如說希特勒及其黨徒是共和國憲制垮台的受益者。在馮 · 巴本（Franz von Papen）陰謀下成立的希特勒「民族集中內閣」無非是短命的總統內閣中的一個。
那些促成希特勒上台的力量，同時也就是促成共和崩潰的力量。它們的能量遠超一部有缺陷的民主憲法所能承擔的極限。實際上，最為人所詬病的魏瑪憲法缺陷——總統的行政立法權，也曾經在1923年幫助亞伯特穩定共和國內外交織的危機。脫離德國的歷史和政治語境單純分析憲法條文是不充分的，不但魏瑪憲法秩序的崩潰、和納粹上台是兩個相關但卻獨立的現象，對這兩個現象的分析也必須放在更廣闊的背景和事實下進行。
種種促使民主垮台的力量中，最明顯的就是德國社會針對《凡爾賽條約》的復仇主義心態。以魯登道夫將軍為首的舊總參謀部和軍人團體熱衷於傳播德國「並沒有在軍事上失敗」的傳說。凡爾賽秩序給德國施加的沉重賠償義務，自然也無助於緩解德國人對盟軍的仇恨情緒。基爾港水兵起義、斯巴達克斯派和自由軍團的混戰破壞了社會秩序。
德國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接管有歇斯底里的恐懼，而1929年的大蕭條給議會共和制的聲譽以致命一擊。這些因素無疑在國社黨上台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起到重大作用。但共和國同樣撐過了1923年的超高通貨膨脹、和法國對魯爾區的佔領。杜威斯計畫後德國賠款壓力減少，1931年洛桑會議後，更是事實上終止了德國的賠付義務。經濟壓力和民族怨恨是貫穿一戰後德國的底色，卻不是納粹上台的充分要素。
只要能動員起群眾，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容納各種流行的口號和似是而非的名詞，而不管其中的各種內在矛盾。
納粹起源於一場草根群眾運動
莫姆森認為，有兩個同樣重大的要素對促進魏瑪共和國的倒台有所「貢獻」。
其一，德意志國家傳統對「政黨」有著天然的敵視心態。德國政治階層只把政黨視作社會各團體利益的代表，而不是民主制度必然的組成部分。他們輕視政黨對整合社會利益、形成政治意志、維護憲法運行的重要性，而痛恨政黨制度下政治的破碎性、不穩定與「低效率」。加劇了這種反政黨傾向的，還有德國利益集團的獨立性。不管是大工商業階層，還是民族保守主義的舊權力者，他們都能夠通過自己的組織管道直接影響政治，而不必通過主要政黨甚至議會。
我們在美國政治中，經常可以看到各種壓力團體的利益在國會主要兩大黨中得到代表和體現。這固然一方面可理解為團體利益對政治的劫持，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讀為政黨政治對團體利益的馴化。壓力團體透過自己在主要政黨中的代表，將自己融合進強力政黨的統一綱領中，而不是游離於正規的國會政治之外。魏瑪主要傳統政黨——天主教中央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在自己的主要階級平台之外缺乏社會整合能力，中間派資產階級政黨與極右翼民族保守主義政黨等而下之。戰敗後的德國雖被施加了嚴厲的控軍義務，但是德意志國防軍對政治的操弄和影響仍然沒受到撼動。在興登堡體制下，德國迫不及待地從政黨民主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回到威權的美好舊時光。
第二個讓共和國不堪重負的，是經濟體制上的不理智。魏瑪憲法充滿實驗精神地加入了許多進步主義要素，例如勞資協調和經濟統制。這些立法技術和設計上的不完善，讓中央政府過多涉及經濟社會運轉與微觀管理。經濟危機更是讓政府責任和職能迅速膨脹，以至商品的價格、工資的增減都要在政府的辦公桌上解決。當外憂內患的共和國政府無力處理紛雜的勞資關係和社會經濟管理時，其聲譽和支持度也就逐漸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壞。
希特勒和國社黨人就在這一片狼藉中上台。保羅 · 興登堡大總統對這個巴伐利亞崛起的小鬍子充滿疑惑，但是馮 · 巴本欺騙他說天主教中央黨同意加入即將成立的「民族集中內閣」。右翼的國家保守主義者認為，希特勒是個可以被他們玩弄於鼓掌間的傀儡。他們保證說，希特勒內閣將是一屆團結、成功的政府。興登堡最終不情願地在1933年1月30日簽署將希特勒任命為帝國總理的命令。然而此時，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其實面臨著選舉大失敗的危險。
如果不是國會縱火案後衝鋒隊對非國社主義政黨的大清洗，1933年3月5日的選舉，很可能以希特勒政權的煙消雲散為終點。希特勒及其「元首體制」向來和1930年代史達林的蘇聯一起，被視作所謂「極權主義政體」最純粹和典型的兩個範例。但即便是史達林的蘇聯，也沒有真的實現徹底的自上而下的總體一致。元首制下的德國，更是遠比後人加諸給他的神話、和他們自己的自吹自擂來得脆弱。歸根結底，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起源自對魏瑪憲法廣泛不滿的一場草根群眾運動，而布爾什維克則有著明確綱領、鐵的紀律，以及在沙皇迫害下進行革命鬥爭的歷史。
納粹極權與史達林主義的不同
作為政治演講和氣氛烘托大師的希特勒，和管理狂史達林不同，只有在群眾集會和政治演講中才能找到他的舒適區。第三帝國政治的觀察家們對其國策最好的觀察點，不是已經形同虛設的議會和基本不再運作的總理府，而是希特勒無休無止的公共演講與群眾集會。
幾乎所有重大政策都是首先在希特勒的講話中披露給公眾的。元首的邪惡天才，抓住了收音機和大眾傳媒時代政治技術的新發展。在他的改造下，國家社會主義黨既不是代表某特定社會階層的傳統德國政黨，也不是英美傳統中的政治機關與平台，而是圍繞他個人崇拜所組織起來的、結構鬆散的動員和宣傳機器。只要能動員起群眾，國家社會主義可以容納各種流行的口號和似是而非的名詞，而不管其中的各種內在矛盾。國社黨的「二十五條綱領」，是一坨集合了各種左右翼陳詞濫調的大雜燴，既強調「純血統的種族共同體」，也痛斥大資本主義的罪惡。他可以完美地應對不同的群眾和選民團體，卻不必承擔將口號實質化為具體政策的責任。
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正典」和完整的理論生產，但除了模糊的激情、衝動和仇恨，沒什麼人說得清國家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因此，國社黨人和希特勒可以短暫地通過政治動員，把十分異質的選民團體結合起來，在1932年的選舉中拿到相當可觀的選票。工人、小店主、農民、心懷不滿的前軍人，都是希特勒的聽眾。
但是和任何具有民粹色彩的政治運動一樣，選舉上的成功，也意味著這一不穩定的選民團體開始迅速瓦解。國社黨無力將他動員起的多數形成一個穩定的執政平台，希特勒本人也十分抗拒讓他的黨有任何實質性左右站隊。在國防軍和保守派的合作下，希特勒清洗了衝鋒隊的羅姆與黨內競爭者施特萊瑟兄弟。他們代表了黨內有更加的系統思想、並試圖通過組織建設把黨建設為真正政治平台的「左翼」。隨著這次清洗，納粹黨成為更加空虛的存在，只能依附希特勒個人存在。
德國引以為豪的公務員系統雖然暫時保住了秩序，卻在元首及其同夥的干擾下逐漸陷入解體和道德破產的境地。
兩種極權主義的比較研究
元首本人對黨的組織建設毫無興趣。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建國的鬥爭中，通過黨的機構重建了舊俄羅斯帝國解體的中央權威。相反，國家社會主義黨就只是德意志國家機器上的寄生蟲。第三帝國的存亡嚴重依賴既有的國家機器。作為政客的希特勒毋寧說是保守、膽怯和漫不經內心的。到1937年為止，德國的幾個重要部長職位，都還是由沙赫特這樣的非黨派人士把持。儘管有馬丁 · 鮑曼整理黨務，希特勒拒絕創制層級化的國社黨中央機關。他也反對建立元首職位的「選舉機構」，以在他不能執政時實現權力交接。國社黨成員通過在公務員系統內部獲得職位攫取權力，而基本和其黨內職務無關。
希特勒幾乎解散了所有黨的正規制度，將政治事務委給親信和地區黨部頭目，並放任下屬互相競爭。這讓大量只對元首負責的平行機構不斷繁殖，進一步惡化了第三帝國混亂的政治秩序，形成一種詭異的「封建化」。相反，布爾什維克則是一個有著正規升遷和特權機制，有著嚴格的上下級關係的龐大機器。即便在史達林個人權勢最為強盛的時刻，他的權力也仍然倚靠對黨的正式職務和正式機構的掌握。在國家機構無法控制的東歐被佔領區，國社黨人的瘋狂嗜血得到徹底的釋放。無法被正常的政治秩序吸收的政治衝動，以戰爭暴行的方式排泄。「最終解決」戰略一步步的激進、極端化，正是在烏克蘭和波蘭的大地上零星、個別萌發，再通過希特勒本人的肯認與擴散形成惡毒的迴圈。這和史達林對「大清洗」自上而下收放自如的控制形成另一重鮮明的對比。
德國精英更多的道德責任
對國家社會主義更細緻精確的描述雖然不能減輕其罪惡，但卻揭露了德國精英更多的道德責任。國社黨的「一體化」與其說代表了黨對國家的吸收，不如說是國家解散了黨。希特勒有意識的與具體決策與執行機關拉開距離，只挑選盡可能不得罪人的政策選項。甚至連1934年的「長刀之夜」，也是他在戈林和國防軍的壓力下不情不願採取的。德國的大工業資產階級、國防軍領導層、逃避自己政治和道義責任的公務員們……在他們可以切實地抵抗希特勒影響的時候，卻醉心于他對工人權力的剝奪、對德國再武裝計畫的支持、對凡爾賽體系不流血的顛覆。
希特勒的戰爭離不開國防軍的支持，在那個時候，他們還是享有相當自主性的。德國引以為豪的公務員系統雖然暫時保住了秩序，卻在元首及其同夥的干擾下逐漸陷入解體和道德破產的境地。代替兢兢業業公務員的，不是整齊劃一的「極權體制」，而是各自為政的小團體和無窮無盡的政治傾軋與混亂。在戰爭局勢和派系競爭的激化下，國家社會主義的暴行逐漸升級，不再有任何顧忌。當保守主義者們孤注一擲的刺殺行動歸於失敗，國防軍也不能組織起對他的抵抗了。任何以體面投降避免德國徹底毀滅的機會都不再存在——第三帝國最後幾個月的瘋狂，見證了希特勒和國社黨人最終的虛無主義與自毀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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