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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信一郎:在厭中時代,以日本視角重探中國史

* 本文摘選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第一冊——渡邊信一郎:《中華的成立》。原文題為〈中國史的開始〉,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根據2018年「第十四次日中共同輿論調查」結果,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回答「不好」的比率有86.3%,不少日本人、尤以年輕世代為主,對於中國及其歷史非常陌生。在此大環境之下,日本岩波書店卻精心策畫了【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系列書籍,聚集五位日本頂尖學者,包括渡邊信一郎、丸橋充拓、古松崇志、檀上寬、岡本隆司,打破傳統中國歷史寫作的框架,超越王朝斷代史觀與正統史觀,更反省了中國史寫作中時間與空間的既有觀念,進而提出了一套新穎的理解體系,逆勢提出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視角。

無論評價是好是壞,國內外都開始關注「中國」,「中國」的形象開始動搖,大家也開始好奇,究竟何謂「中國」。

「中國史」的敘述究竟是由誰、從何時開始的?

首以「中國史」為題展開歷史論述者應屬梁啟超(1873-1929年)。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他發表〈中國史敘論〉,從「史之界說」(歷史的定義)、「中國史之範圍」(領域)、「中國史之命名」、「地勢」(中國所轄之地域)、「人種」、「紀年」、「有史以前之時代」,以及「時代之區分」等八個論點來探討中國史的成立(《飲冰室文集》六)。

梁啟超在其中關於「中國史之命名」曾如此提到: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如同梁啟超所說,當時在外國諸如日本,稱中國歷史為支那史或東洋史,並不稱之為中國史。東洋史首次出現在日本教育體系中,始於甲午戰爭(譯注:日本稱日清戰爭)開戰的1894年,經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那珂通世的提議,在日本中等學校教育中新設了這門學科。這是日本獨特的歷史區分,將世界分為本國史(日本史)、西洋史,以及東洋史這三大領域。直到現在一般依然通用這種分類。東洋史的領域涵蓋亞洲全區,但敘述多以中國為中心,實質上可說是支那史。因應中國的要求將支那史改名為中國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以後。

正如同梁啟超所謂慚愧,中國並沒有國名。相當於國名的漢、唐、明、清等,實際上是掌握權力的一姓一家之王朝名稱,使用這樣的名稱有違梁啟超認為應尊重國民的主張。他舉出超越王朝的通稱,諸如中華、中國,最後選擇了「中國」。

1911年辛亥革命後所制定的國名,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成為國名的一部分。而「中國」二字至今仍非國名,僅算是通稱。不過,當我們企圖超越最長也不過持續三百年左右的王朝或權力中心,來敘述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歷史,是否像梁啟超一樣,只有「中國史」這個選擇?

梁啟超認為,「中國史」的論述地域可分為中國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滿洲等五大部,構成「中國史」的人種多達數十,主要有苗族、漢族、圖伯特族、蒙古族、匈奴族(土耳其系)、通古斯族這六大種族。這是十八世紀後半乾隆時期來到清朝最大統治領域時,其版圖內的各個種族。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大致繼承了這個框架。

他還提到「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但是不同於過去僅記載事實,記述掌權者之交替和興亡的傳統史家,近世史家「必論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除此之外也「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史之界說」)。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中國史敘論〉在以清朝版圖為前提這個制約之下,提倡一種為多民族所構成的中國國民所用之歷史學。

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的1901年,也是列強鎮壓義和團運動後,清朝與包含日本在內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和約的這一年。和約簽訂後,清朝對外對內的主權受到嚴重的制約,原本君臨亞洲中樞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迅速遭到邊緣化。

中國、中華這些詞彙由其成立說起,運用時也跟周邊四方、夷狄、外國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有時中國的概念成立於當下的國際關係中。清朝的版圖並非有史以來至明的中國。梁啟超之所以意識到「中國史」,不單純是為了敘述國民的歷史,自己身處的清末中國當時對內、對外之危機,也大大影響了他的論述。〈中國史敘論〉可說是面對危機的中國對自我認識、認同的摸索。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後剛好百年的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將1978年以來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放上更高的次元,使得中國得以正式依循國際規則推動經濟開發。十年後的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現在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的2.5倍,緊追在美國身後。

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歷經兩次大戰,從以英國為中樞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轉換到以美國為制高點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體制自1980年代以後也開始出現搖擺,目前有人主張資本主義之終焉,也有人高唱現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大轉換期,另外還有人將中國放在新的制高點上。這段期間,走過百年複雜且艱辛道路的中國,在九〇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及全球主義進展下推動經濟開發,再次有機會坐望國際社會的中樞地位。在貿易上跟美國的摩擦逐漸白熱化。

中國四十年來的高度經濟成長,在中國內外引發了各種問題。貧富的社會落差和地區落差問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分離獨立等種族問題,擁有五十六個種族、十四億人口公民的國家整合,法律統治和民主主義問題,大量排放PM2.5等環境問題,貪汙等政治腐敗問題,成為經濟大國後的海洋擴張野心,以及東海、南海上的領土問題等,都是亟待處理的當務之急。

面對這些問題時,無論評價是好是壞,國內外都開始關注「中國」,「中國」的形象開始動搖,大家也開始好奇,究竟何謂「中國」。中國學界開始出現探究中國認同的明顯動向。

在敘述中不斷重新定義、夾雜嶄新發現,便自然可以發現本卷記述與過往中國史概論或教科書的不同之處。

日本人的中國意識

將視線轉回日本,中國史現在是很不受日本學生青睞的科目。以中國史為核心的東洋史,主修學生人數在1980年代反映了中日友好的風潮,一度凌駕西洋史。然而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九〇年代後半左右開始,主修東洋史的學生漸漸減少,相較於主修日本史或西洋史的學生,人數顯得格外稀少。

將來的日本會是什麼樣貌,只要看看現在青年身處的狀況即可窺知一二。學生、青年對中國史的冷淡宛如一面可怕的鏡子,映照出當他們成為社會中堅的二十、三十年後,中國史研究之衰頹式微。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史學者、教師並未提供一個在當代世界中能喚起青年興趣、共同討論的中國史形象。

現在的中國史研究多半運用古典漢語所記載的石刻史料,或簡牘史料等新發現的出土文字資料,必須仰賴優異解讀技術來進行縝密的研究。確實有許多研究得以發掘文獻中看不見的新事實,顛覆過去的認知。這是象徵研究進展的過程之一,樂見其成。然而縝密的研究往往會趨向個別分散化,回歸到梁啟超所排除的王朝斷代史趨勢。無法否認,這跟何謂「中國」這種從大局著眼的討論可說是大相逕庭。

中國史不受青睞的責任,不光在學者和教師身上。之所以冷眼看待,也跟日本人漸漸對中國失去信心有關。根據2018年「第十四次日中共同輿論調查」(言論NPO,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結果,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回答「不好」的比率有86.3%(前一年為88.3%),超過八成。1980年代,對中國感到親近的人超過七成,可見得在這段期間內日本人對中國大幅改觀。這些變化的背景,是訴諸情緒、煽動對中國批判的厭中言論、厭中書籍橫行市面。

不過在這份調查中也顯示,認為中日關係「重要」的國民,在日中兩國皆有大約七成(日本71.4%,中國74.0%)。至於覺得「重要」的原因,半數日本人皆選擇了「因為亞洲和平和發展需要日中兩國共同合作」。日本人一方面認知到中日關係的重要,同時對中國又抱持著不好的印象。對於有著不佳印象的中國、中國史,包括青年在內的日本人當然不會有想認識的欲望。可是覺得中國重要的認知,依然帶來了些許希望。

要解決日本人對中國、中國史的知識匱乏狀況並非易事。要確實掌握不斷搖擺的「中國」、「中國史」形象,對筆者而言也是極為困難的課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與容易陷入情緒化討論的厭中言論劃清界線,重新提供足以綜覽全局、進行討論與認知的素材。我們企圖將始於梁啟超的「中國史」視為全新的敘述素材,以提供一種對「中國」、「中國史」獲得共識的方法。

本卷(編按:【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第一冊——渡邊信一郎:《中華的成立》)的敘述範圍從先史時代到八世紀半的唐代中期,約略三千年。從四千年前華北農耕社會的形成開始,講述到以長安、洛陽為核心地區的隋唐帝國之興起與衰亡之兆。論述主題在於試圖從歷史上探討中國如何成為中國,還有傳統中國的原型及其特性。

本卷行文將依循兩項方針進行梳理。

第一項方針是從時間和空間的變化中,掌握中國的樣貌。不僅中國史,假若進行形式上的分類,人類社會的歷史可以分為幾種變化層次。首先,有類似政治史般以十年、五十年為單位改變的層次。以中國史來說,例如項羽和劉邦激戰的楚漢相爭,曹操、關羽、諸葛亮等英雄活躍的《三國志》。形形色色的人物輪番登場,是很適合小說或電影刻畫的層次。

另外,還有必須以五百年、千年為單位觀察其變化的衣食住行等生產層次,換言之也就是社會生活圈的層次。中國人像現在今天這樣坐在椅子上生活,將麵粉揉成麵團製作成多種食材,最快也是八、九世紀之後的事。在這之前的生活,比方說西元前的戰國時代,是端坐於鋪在地面的蓆上,以小米或黍米為主食。這是無法以千年為單位來觀察的長期變化。椅子和麵食之所以普及,是因為整體生活圈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在政治過程和生活圈中間,還有以百年為單位改變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制度這個層次。中國自戰國時代以來官僚制發達,支撐著王權和皇帝政治。因為如此,留下相對較多關於制度、組織的史料。所以中國史的敘述很容易偏向制度史的敘述。如果不探討推動制度的人,或者制度背後世界觀的變化,那麼這樣的歷史敘述也會淪為靜態平板且枯燥乏味。

歷史即是透過這三種層次的相互作用而產生變化。本卷將以其中的基礎,也就是社會生活圈和政治、社會組織為論述核心。因此不得不冷待那些在政治生涯中曾風光活躍一時的英雄們。不過要觀察三千年歷史及其變化,這確實是有效的方法。英雄們大展身手的政治史層次,是在此基礎上開展的變化之總結算場域。我們希望能平靜客觀地記述。

第二項方針,我們將重新探討教科書或概論書等會出現的常見用語,盡量運用史料中出現的詞彙來重新定義。同時也希望能關注過去被忽視或者輕視的詞彙以及事件,來描述王朝斷代史所無法書寫的五百年單位、千年單位歷史。

本卷範圍中不會使用例如概論書的老面孔春秋戰國時代的「都市國家」,魏晉南北朝的「豪族」、「貴族」等說法。都市國家是近代中國史研究草創期時,仿效西洋古典古代的雅典和羅馬歷史而使用的詞彙。中國確實存在有城郭的聚落。但是兩者的生活圈和社會結構完全不同。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的成果,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古代的都市國家論。

史料中也曾出現貴族、豪族等描述。過去有個學生曾經找我討論,想以南朝豪族論為畢業論文的主題。於是我要他先去蒐集曾經出現「豪族」這個詞彙的史料。不久後,那名學生放棄以豪族為畢業論文題目,因為他發現根本沒有史料可用。貴族也一樣。

世界史教科書中有許多詞彙都需要重新定義。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我在這裡僅舉一例。關於唐代統治農民的機制,每一本教科書都提到是「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均田制首次出現在班固所著的《漢書》中。但是經唐人之手的史料裡,反而找不到代表給田制度的「均田」二字。而唐代兵制不只有府兵制,只要看過唐人編纂的《大唐六典》即可一目瞭然。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等記述,是北宋司馬光和歐陽修所使用的記述方式。北宋有鑑於唐末五代的藩鎮跋扈,再加上苦於與遼和西夏的戰事,部分中國的領域漸漸由「夷狄」入侵建國。上述兩位固然是編纂了精彩史書的史家,但畢竟是生於該時代的人,看待唐代制度時,難免有些偏見。我們必須從唐人留下的記載中,找出更正確的制度樣貌。

在敘述中不斷重新定義、夾雜嶄新發現,便自然可以發現本卷記述與過往中國史概論或教科書的不同之處。簡單地說,本卷的目標是改寫古代中國的通史。至於成敗與否,就留待讀者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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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中華的成立、江南的發展、草原的稱霸、陸海的交會、中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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