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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從殖民主義的兩種立場,看英殖印度追尋自治之途

密爾支持東方學派,而著名史學家麥考萊等支持英語學派,兩派各不相讓,來往筆戰,但最終後者取得了勝利。英語學派暫時獲得了勝利,卻也為後來印度的政治獨立埋下伏筆。

文/梁捷(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于上海財經大學)

十九世紀中期,莫臥爾(註:又譯「蒙兀兒」)帝國滅亡,英國正式取得了印度的統治權。多年來往來中介於英國和印度之間的東印度公司很快也被徹底廢除,英國開始直接管理整個次大陸的政治與經濟。英國在印度輸入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制度,在印度本土引發了各種不同意見。但無論如何,印度經濟在20世紀初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增長,不少產業逐漸建立起來,成為印度現代經濟的基礎。與此同時,印度追求民族自治的思想也在暗中萌芽。

殖民時期,印度知識份子的立場與堅持

通過幾代東印度公司職員的努力,英語在印度精英群體中終於開始變得普及,很多印度精英都已熟悉英國的主流思想。19世紀正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飛速發展的年代,各種應用性的經濟學小冊子層出不窮,這些著作很快就傳到印度。可以說,當時最新的經濟學思想不僅是在印度的英國官員的指導思想,也直接影響了印度本土的知識份子。從斯密(Adam Smith)到李嘉圖(David Ricardo),英國主流經濟學家都主張自由放任,這也是英屬印度官員一直以來秉持的觀念。他們到了印度,就要把這些經濟觀念應用於印度。

但是,印度知識份子都認為自身的立場和英國殖民者有所不同。從利益角度出發,他們倒也願意學習經濟理論,但會更多考慮本國情況,更願意援引那些對印度抱有同情經濟學家的觀點。密爾(J.S.Mill)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英國學者。他的父親老密爾(James Mill)是倫敦著名知識份子,寫過最早一部《印度史》,隨後就被東印度公司高薪聘去工作。密爾長大後子承父業進了東印度公司,此外,他還有兩個兄弟也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幾十年來,這個家庭兩代人都為東印度公司工作,感情可謂極深。密爾在經濟學上承前啟後,繼承了李嘉圖的經濟學思想,被視作一代名家。他在經濟發展政策上卻有自己的看法。

密爾認同李嘉圖的自由主義和比較優勢理論,主張不同國家之間應當開展貿易而非保護。但國家並非一個原子,與誰貿易、貿易什麼,這些技術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密爾更深入地研究了各國產業發展模式後認為,為了發展自由貿易,一個國家應該保護弱小的私有企業,反對國家對產業的壟斷,這才真正符合李嘉圖比較優勢。等這些私有企業的生產能力達至一定水準,就能有效地進入國際市場,創造財富。在這個問題上,密爾的思想深入下去就與李嘉圖拉開了距離,反倒與德國國家主義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有幾分相似之處,因而大受印度本土學者的歡迎。

在印度經濟學家不斷堅持下,1920年代,英國主導的印度財政委員會終於明確提出自己的產業保護政策。財政委員會認為,只有在以下情況下,國家才應該保護這些幼稚民族產業:第一,這些產業自身擁有天然優勢,如充足原材料、較低勞動力成本等;第二,如果不加以保護,這些產業就無法自然壯大;第三,這些產業的產品可以面向廣大的國際市場。這三條原則,在很長時間段裡都成為印度的基本產業政策。

教育政策:兩種學派的爭持與影響

產業政策之外,印度的教育政策也在逐漸發生變動。早在19世紀上半葉,英國本土就發生過一場大爭論,關於東印度公司對印度教育應採取的立場。當時存在兩派觀點,一派被稱作「東方學派」,認為英國應當鼓勵印度復興本土的傳統文學和語言,在尊重印度文化的前提下,漸進地推動西式教育。印度自身文化自有價值,在印度教育中應有一席之地;另一派被稱作「英語學派」,認為印度自身文化並無價值,英國應該積極推行英語和英國文化,西方課程應該成為印度學生的唯一課程。密爾支持東方學派,而著名史學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等支持英語學派,兩派各不相讓,來往筆戰,但最終後者取得了勝利。英語學派暫時獲得了勝利,卻也為後來印度的政治獨立埋下伏筆。

其實不管東方學派還是英語學派,雙方都認為英國應該影響印度上層精英,通過他們再逐漸把影響擴散到整個印度。密爾認為這個過程不應過於激進,應該促進西方文明與本地傳統的融合,需要雙方容忍調和。但絕大多數印度的英國官員缺乏這個耐心,只是希望更快速地將印度西方化。英國全面接管印度之後,印度西方化的進程大大加速,但也隨之出現反彈。孟加拉是最早被英國殖民的地區,英語非常普及,大量英語著作最初都從這裡流入印度。但這裡也最早出現反彈,印度民族主義已從孟加拉的精英團體中開始萌芽。

而在印度西部,著名社會運動家、國大黨創始人之一的拉納德(M.G. Ranade)一直在推動社會改革,使得馬哈拉斯特拉邦(註:又譯「馬哈拉施特拉邦」)成為印度社會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基地。拉納德是李斯特的信徒,認為印度經濟的發展應該考慮實際情況,從基層入手,從印度普遍的貧困入手,同時採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

拉納德去世後,戈克雷(G.K. Gokhale)被許多印度人視作拉納德的繼承者。他作為國大黨的領袖,高度重視印度的民族自治問題。他認為,印度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人民大眾的文化水準。印度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文盲。英國統治者對大眾教育沒什麼興趣,只想對印度精英進行西式教育,然後讓他們再去教育印度民眾。而在戈克雷看來,教育政策應該自下而上,先推行基礎教育。基礎教育對社會更重要,經濟回報也更高。

戈克雷是個富有經驗的、溫和的社會運動家。他參考了英國、愛爾蘭、美國的不同國家的教育法律和制度,認為在印度普及基礎教育雖然需要一定投入,但回報遠比投入大得多。英屬印度多年來一直在軍費上投入大量財政支出,而戈克雷一直呼籲把這些財政支出轉移到教育以及衛生、醫療等與印度百姓直接相關的領域。戈克雷已經預見到,人力資本將是印度最為寶貴的資源。這個看法與幾十年後無數教育經濟學的實證研究結果完全相符。

金融貨幣政策:在衰退中追求自治

除了產業政策、教育政策,印度經濟學家另一個關注重點是印度的金融貨幣政策。當時,經濟學中的金融貨幣理論尚不完善,存在諸多爭議。而生活中的金融創新不斷湧現,迫使歐洲的經濟學家們把金融貨幣問題置於經濟學的核心。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感嘆,在研究印度貨幣的時候,經常能發現一些特殊現象,都值得進一步研究,他也確實為這個題目寫了不少文章。但對凱恩斯而言,印度貨幣終究只是個有趣的學術問題;對印度而言,這些卻是影響老百姓日常經濟的關鍵問題。

19世紀末期是金本位的黃金階段,英國堅定採用金本位,幣值極為穩定。印度則和中國一樣,一直採用銀本位制度,獨立於世界主流之外。隨著一戰的爆發,大量黃金流入美國,全球黃金儲備失衡,英國不得不施行不可兌換的貨幣制度。而到了大戰結束,經濟穩定下來,英國國內出現了重返金本位制度的強烈呼籲。1925年,財政大臣邱吉爾宣佈英國重返金本位制。而讓英屬印度儘快由銀本位制進入金本位制的問題,也隨之提上議事日程。

印度轉而採用金本位,核心問題就是印度盧比與黃金的固定匯率,在歷史上很少有可參照的依據。如果這個匯率定得過高,就有可能損害印度的出口貿易。但當時印度另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匯率定得太低,會使得印度產品的價格更低,損害大量生產者的利益,進而導致經濟萎縮。對於匯率問題,站在國家總體立場上的判斷,又與站在小農、手工業者立場上的判斷出現分歧。最終,英國人還是把印度盧比定在了1先令6便士的水準上。

從金融角度探討,這個匯率水準還算溫和,並沒有大的錯誤。但重要的是,印度民眾認為盧比匯率的制定過程中缺乏政治參與,存在政治風險,因而對此表示不滿。轉向金本位後,印度經濟就與英國經濟更緊密聯繫在一起,英國有能力通過金融手段向輸出本國的問題。所以金本位的風險並非來自貨幣本身,而是來自英國。果不其然,幾年之後,美國出現了經濟大蕭條,迅速蔓延到全世界。1931年,英國果斷放棄恢復了沒幾年的金本位,但卻不允許印度也放棄金本位,從而能向印度輸出衰退。

通過對貨幣本位制度的操縱,英國經濟在30年代逐漸恢復,印度則又陷入衰退,這也進一步加速了印度人民追求自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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