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向紅：五一三，裝載馬來西亞歷史碎屑的墓園（二之一）

前言

發生於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主要影響西馬半島的中、北部幾個主要城市，以首都吉隆坡的死傷人數最多。相比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馬來亞緊急時期，這場衝突事件的死亡人數並不多，但卻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帶來重大影響。有關該暴力事件的記憶以及它所象徵的意義，是馬來西亞不同政治勢力角力的場域。雖然五一三事件的主要地點為吉隆坡，即國家行政、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重鎮中心，但五一三死難者的埋葬地點，卻是在吉隆坡外圍的莪麥區和較偏遠的雙溪毛糯。到底五一三事件的遺體，是如何處理的？遺體管理和墓園在五一三事件的記憶政治，有何重要性？

近代主權國家的概念，蘊含各種對生命、身體及遺體的想像和治理。[1]女性主義、性別和酷兒研究對此已有很多反思，從國家形塑主體的概念，探討「身體政治」。不同於性別研究所關注的活著的「身體」，本文關心的對象是已經失去生命的「身體」，即「遺體的政治」。[2]在非衝突、非戰爭的一般狀況下，如何處理遺體往往是個在私領域決定，在不違反國家所規定的公共衛生標準和空間地點前提下，由家屬或親人按照所欲的文化習俗完成。換成是戰爭或衝突的狀況，往往就會有公權力或其他政治、社會力量介入遺體的處理，過程可能緩和衝突，也可能進一步激化衝突或導致更多暴力。換言之，遺體的歸屬權和象徵意義所引發的各種爭議，其實是政治和歷史的一部分。如同其他的衝突事件，馬來西亞的五一三事件也牽涉到如何處理遺體的問題，但這卻沒有成為五一三事件和記憶研究的探討對象。根據國家行動理事會出版的官方報告，共有103具遺體埋葬在雙溪毛糯，另外18具埋在莪麥區，另外8具則直接歸還給家屬（頁68-69）。[3]為何選擇雙溪毛糯和莪麥為埋葬五一三事件遺體的地點？是誰，或哪個政府部門的決定？誰負責處理遺體？是否有通知家屬具體的遺體埋葬地點？

本文以五一三事件親歷者和死難者家屬的口述故事，對照官方報告，整理出遺體、墓園和墓碑的政治意義。 本文認為，族群衝突和執政黨宮廷政變這兩大論述（稍後再論），固然是理解五一三事件的歷史脈絡，但若進一步從「遺體管理」和墓園空間的角度探討五一三事件，可以深化對五一三事件、後續的記憶政治和相關機制的認識。本文也認為，國家檔案解密固然有助於理解五一三的歷史真相，但親歷者的口述故事和視角，也同樣重要。

本文共分為六節，接下來我會在第二節描述何謂五一三事件以及圍繞著五一三記憶政治的各種論述；第三節會說明遺體處理和墓園空間地點對記憶政治的意義；第四節引入親歷者和家屬的故事，說明墓園的空間意義以及國家處理遺體和親屬指認遺體的故事；第五節探討家屬如何以民俗的方式，重構親人身分、取回處理遺體的主動權以及委婉表達冤屈；最後一節為結論。

一、五一三事件和歷史爭議

何謂五一三事件？1969年5月10日，馬來西亞半島舉辦第三屆全國選舉。在這一場選舉中，執政聯盟雖然繼續執政，但卻失去國會三分之二或絕對多數議席的優勢，其得票率比起1964年第二屆全國大選削減了百分之十， 並且失去檳城和吉蘭丹兩州的政權，而霹靂和雪蘭莪的州議席則不過半。[4]投票日三天後，即5月13日，半島西岸的幾個主要城市爆發一場維持約莫兩週的街頭暴動，首都吉隆坡的衝突死傷最為嚴重。根據官方數據，共有196人在這場騷亂喪生，其中143人為華裔、25人為馬來裔、13人為印裔，另有其他族裔15人，華裔明顯占大多數。[5]街頭暴動發生之後，聯盟政府懸置國會運作，並委任當時的副首相敦拉薩（也是巫統黨員）領導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由國家行動理事會代理國家行政事務。一直到1971年2月，國會才恢復運作，執政聯盟政府隨即發動修憲和制訂各種政策，一方面規範和治理族際關係，一方面鞏固威權政體和馬來人特權。

國家行動理事會在騷動的五個月後出版官方報告，將這場騷亂命名為「五一三悲劇」，並定調為「動搖建國基礎」的「種族暴動」，同時歸咎反對黨在選舉期間挑戰憲法第153條文所保障的馬來人特別地位、選後遊街慶祝的族群化挑釁言行、私會黨的影響和共產黨的滲透。自冷戰以來，英殖民者欽點的政治繼承者巫統，一直都視華人為強勢的外來他者，並將華裔跟共產黨劃上等號。[6]官方報告將騷亂歸咎共產黨滲透，可以說是影射華裔為肇事者。除此之外，官方亦歸咎「太多的民主」導致國民缺乏紀律，言行沒有節制。[7]那場騷亂雖然在五月底結束，其後續影響卻以各種方式存在。誠如學者許德發所言，「儘管流血意義的五一三已經過去，但政治及心靈意義上的五一三之過去卻杳杳無期」。[8]不論是國家政策、選舉，還是國民的日常生活，五一三的歷史幽靈縈繞不去，成為國陣族群動員、勒索選民、正當化種族威權體制以及合理化以暴力對付反種族威權體制者的政治象徵符和工具。在後五一三的許多場選舉，國陣經常如此恐嚇選民：「如果馬來人失去政權，將引來另一場五一三。」

2003年強人領袖馬哈迪下台後，相對溫和的阿都拉．巴達威接任首相，威權政體似乎稍為鬆動，民間出現小開放，開始重訪和重新詮釋五一三事件，質疑官方的五一三敘事。這方面以柯嘉遜2007年出版的《513解密文件: 1969年大馬種族暴亂》為代表。柯氏根據當年在馬外交官的觀察報告，提出五一三事件乃衍生自執政聯盟成員黨巫統的內部黨爭，因少壯派馬來激進分子利用並激化選後緊張局勢，向巫統黨魁和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施壓奪權而導致暴動。執政聯盟當時調動皇家馬來軍團（Royal Malay Regiment）而不是族群成分多元的鎮暴隊維持街頭秩序，似乎有意激化族群衝突。柯氏的論述，是要回應官方的「種族衝突」論述以及對共產黨的指控，並質問執政聯盟／國陣在這場騷亂的角色和責任，主張國家應該設立真相和解委員會，重新調查五一三事件，才有可能開啟國民和解。

2008年第十二屆全國大選，國陣再次失去國會的絕對優勢以及檳城、霹靂和雪蘭莪三州的政權，選舉成績跟1969年大選極其相似。有別於1969年，這時候通訊科技已經很發達，許多民眾以手機傳送訊息，相互提醒勿外出遊街慶祝，避免重蹈覆轍，再次引發類似1969年的選後悲劇。選舉成績反映，似乎更多人逐漸解除投國陣反對票的恐懼。2008年剛出現的新興網路媒體The Nut Graph，進一步突破政治禁忌，做了幾個專題，訪問五一三事件親歷者的故事，讓五一三歷史事件多了具體的生命故事，也藉此譴責暴力。然而選後民間稍微開放的氛圍並不長久，很快被幾宗基督教堂縱火事件的緊張氛圍取代。儘管有了更多關於五一三事件的討論，打開了新的認識和詮釋，但族際的鴻溝並沒有馬上消失，種族右翼反而更加積極地組織起來，高調地計劃在2010年5月13日舉辦一場以「馬來人崛起（Melayu Bangkit）」為主題，紀念五一三事件的萬人大集會，不過後來因為強烈的反對聲浪而取消。[9]

整體而言，這些事件反映後馬哈迪時期，部分民間力量正在釋放，一方面有人提出不同的五一三敘事，使得官方敘事不再壟斷五一三歷史事件的詮釋，另一方面，種族右翼極端分子也更積極組織和動員，不斷地激化族群對立。到了2018年，馬來西亞終於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執政61年的種族政黨巫統第一次失去政權，選後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衝突事件，五一三的歷史魔咒看似已經解除。不過希望聯盟（希盟）[10]上台後，卻無意為五一三事件解密，淪為在野黨的種族政黨也毫無轉型跡象，反而是更加積極地操弄族群課題。以馬來穆斯林為主的回教黨，甚至揚言任何威脅馬來人地位的制度改革，將引來另一場五一三事件。[11]希盟政權也很短暫，因為黨爭而快速瓦解，執政未滿兩年，三個族群單一的種族政黨（土著團結黨、巫統和回教黨）就奪權聯合組成政府。這些發展在在顯示，五一三事件仍然是個艱難的課題。

總的來說，五一三事件的官方和反官方敘事雖然相互競爭，提出不同的歷史詮釋，但兩者其實都有很強的政治議程，工具性地看待五一三事件的歷史：官方的「種族衝突」論述，用來正當化種族右翼政黨、種族威權制和馬來特權；反官方敘事的「巫統宮廷政變」論述，則服務於反巫統、反國陣的政治目的。這兩種敘事看起來相互對立，但卻共享一些特點。兩者都認為國家掌握真相，差別僅在於前者認為國家行動理事會出版的白皮書，就是五一三歷史真相的全部，後者則認為國家深處仍藏有還未解密的檔案，而沒有致力思索如何以其他方法來豐富和深化對該歷史事件的認識。它們的另一個共同點，是沒有死難者家屬的故事和觀點。

二、遺體、空間與記憶治理機制

如前所述，五一三事件後續也有遺體要處理。為何選擇雙溪毛糯和莪麥埋葬遺體？這兩個地點對五一三事件有何特別意義？可以如何理解？到底遺體處理，可以如何深化我們對五一三事件的理解？

遺體沒有生命，已經無法發言，但遺體作為符具，很容易成為不同方面加以詮釋、賦予意義和挪用的對象，延伸出遺體的多義性和政治生命。[12]遺體的物質特性，讓人聯想到自身的肉身滅亡，很容易召喚情緒和引起恐懼。因此，遺體處理在衝突事件和暴亂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同的處理手段，會發出不同的訊息和生產不同的效果。[13]公開展示和凌辱遺體，往往是為了展示權力和發出威嚇。Jan Breman曾經指出，19世紀末期，歐洲白人種植業者在荷屬印尼處死反抗殖民者的苦力，公開展示他們的遺體，以展示權力、樹立殖民者的權威和阻嚇在地人。[14]這些行為，並非什麼「野蠻部落」的所為，而是人類社會和歷史上極為普遍的現象。相反的，隱藏或銷毀遺體，是為了消滅有關暴力行為的訊息和證據，因為遺體往往儲存和記錄著死亡的訊息，而且極容易引發逝者親屬的強烈情緒和報復。[15]總而言之，不論是展示、隱藏或銷毀遺體，都是處理暴力事件及相關記憶的一種手段。

墓園和墓碑的地點和空間，也是治理記憶的機制之一。[16]紀念碑豎立在可近的公共空間，往往是為了引起公眾注意，喚起敬畏和尊重之意，比如國家紀念碑；[17]若豎立在偏僻幽靜之處，則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能免於公眾的注視，提供生者較為隱秘的空間悼念逝者。不管是何種地點，紀念碑和墓碑雖然是生者為逝者而設，但終極服務對象其實是立碑者和生者，是可以喚起生者對逝者記憶，連結生者和逝者的建築和空間。[18]Achille Mbembe曾言，歷史建檔（archiving）有若入殮，涉及實體的物理空間，「為逝者無法完全銷毀的歷史碎屑提供安息安身之處」，避免這些歷史碎屑引起不必要的社會騷動。而且建檔本身會留下另一組訊息，比如建檔者的分類、標籤、歸檔邏輯。[19]反過來說，入殮也如建檔，會在墓園的實體空間留下有關逝者的生命碎屑以及處理逝者遺體的痕跡和邏輯，因此墓園有如一份重要的歷史檔案，儲存著有待解讀和分析的訊息。

然而，墓園作為實體空間，遠比文字文本複雜，它是經過策略性選擇的地理空間，並非存在於社會和歷史真空，而總是有自己的過去和歷史。不過，如同歷史檔案和檔案館，墓園的物理空間和墓碑固然儲存著歷史碎屑和訊息，但這些訊息不過是符具，其意義無法置外於人的主觀經驗來理解，而是必須考量那些在特定時間指涉、使用或進入這個空間，並跟這個空間互動的主觀經驗。[20]同理，要脈絡化地理解五一三墓園，就必須從那些指涉和探訪這個墓園的人的主觀經驗著手，不管他們是否自覺政府選擇這個地點埋葬遺體有何用意、動機和目的。以下將引五一三事件死難者家屬的受訪故事，並對照官方報告，分析死難者遺體和五一三墓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