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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治史歷程:腹稿、書海與突圍

余英時,2007年。照片提供:中華書局

(本文為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教授在9月5日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輯錄)

王汎森: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好像讀完以後,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它仍然在你腦海中深深地留存著。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王汎森:

主持人、弱水兄、國祥兄、陳總經理,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主辦單位要我講余先生宋元明清以下的研究,但是因為我覺得余先生從先秦
《論天人之際》一直到近代的著作太多,而且大家都有機會好好的讀,所以就避開了這個問題。最近中研院有兩個刊物要出余先生紀念專號,《漢學研究通訊》也有一個專號,我都答應要寫文章,所以現在就從這三篇裡面挑一篇〈余先生的讀書生活〉,講一下我所觀察的余先生讀書及著述。

今天在座幾位包括弱水兄和國翔兄,是比較少數能夠與余先生長期接觸的人,也常常有朋友跟學生問我這方面的問題。今天的主題既然是「史學家的耕耘」,就講一下我所觀察余先生的耕耘的實際狀況,給大家參考。當然我的觀察也只是一偏之見,因為我是余先生眾多學生中間的一個,也是跟他熟悉的眾多人中間的一個而已。我的觀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希望對跟他不熟的人有一點用處。

關於余英時作為史學家的耕耘過程,我分成幾點來講:

第一點,從清代後期到民國時代乃至現在,很多人治學問都要先從熟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始,代表性人物如陳垣等。余先生對這部書的情形非常熟悉,我注意到他可能在某一個階段有個機會,非常廣泛地接觸到大量古今書籍,也對這些書的掌握非常(到位)。以前上課的時候,我常聽他提起這些書;他每次提到一本書的時候,都會比一下厚度,表示這些書他有接觸過。關於這些書,他大概有非常廣的提要性的瞭解和知識。第二點,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余先生提出史學家對時事要掌握得非常(精確),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地瞭解。第三點,我覺得余先生每天隨時都在思考。他有思索的習慣,有時候他眉頭稍微皺一下,你就知道他在思考各種問題。我在普林斯頓大唸書的時候,余太師母告訴過我,余老師在1957、58年左右,非常喜歡看當時流行的美國影集《梅森探案》(
Perry Mason),《梅》就是思考、偵查、破案。余老師好像在回憶錄裡也提到,他曾經讀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因此我覺得他對思考層層分析、解決疑難,以及思索的習慣,都是無時不刻在進行的。

另外,余老師讀書非常專注。我做學生的時代,常常會在報告前不久才把材料分派給大家。每一次余老師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那個片刻,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跟那一頁書存在而已。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後,這船就要燒掉了,永遠不會再看到它,因此要把整個文本「吃」下來;作告別計,好像讀完以後,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是它仍然在你腦海中深深地留存著。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而且我注意到余老師在每個時代都有一些「總機性」的文本,從這個「總機」可以通向每一個人。我隨便舉一本,例如
《胡適日記》——我留意到他對《胡適日記》非常熟,事實上余先生論及近代的很多文章,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兩條可能跟《胡適日記》有關。因為胡適接觸過的事情和人物太多了,因此可以從這一點,通向一件件個別事件。我想各位熟悉余先生著作、尤其是近代部分的朋友,應該可以瞭解我所講的。余先生對每一個時代(的研究),好像都有這種帶有總機性的文本,可以設立一個座標在那裡,通過一部總機連到各個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余老師動筆。余老師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可是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腹稿」兩字也是他經常提到的。他長期在思索,一旦要動筆要寫的時候,會先把重要材料先看一遍,然後就放在一旁,啪啪啪地開始寫,因此讀余老師的論文,不會覺得引用史料非常繁重。而他動筆之後就沒日沒夜。我最近看到林載爵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到(余先生)一個月寫9萬字;而他在給一個老師的信中也講到,過去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的時候,曾趕稿趕到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其實除了傳統文獻以外,余先生也相當重視新材料,以及新材料在著述過程中的點化作用。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文物雜誌》好像是他很長時間都有訂閱(的刊物),後來他寫《論天人之際》的時候,也能力所及地用了很多新材料。在寫《論天人之際》的過程中,有幾次我們電話聯絡,他提到幾點我印象很深,其中當然包括「諸子是不是出於王官論」。我注意到,對這一問題他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寫,不過他說「諸子出於王官論」即使跟他寫的問題相干,也要重新說過。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他從70年代寫《中國上古史待定稿》那篇文章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醞釀。然而這裡面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每一關都要克服,所以已經想很久了,寫到後來,這(《論天人之際》)也成為他最後一本書了。我記得他提到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連柏拉圖也重讀了一遍。其他先秦史料,尤其是諸子,他都有重新再看,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他都想很久。余先生說其實亞洲很多後來的(觀點),都是從古代宗教、經過知識份子有意識的改造之後形成的。雖然余先生不專門做新材料,但我感覺他很留意新材料的點化作用。

另外一點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長期醞釀。余先生有兩種文章,一種是拿起筆來就寫的,非常快速完成;但大部分書、以及很多重要的文章,其實經過他仔細地追索痕跡,醞釀非常之久,就像珍珠形成的過程,要在蚌殼裡面不停的分泌、不停地摩擦。像是他的第一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就是由1957年交給楊聯陞的一篇研究生報告擴張而成的,後來他寫成了升等論文,出成一本英文書,這中間過了十年左右。像《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後來有一種感覺,這本書對商人的處理跟討論,早在他《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裡的若干章節跟注裡面,其實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我們所熟悉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由一篇序變成1000頁的書,像幫顧喆剛日記寫成《未盡的才情》,本來也是從一篇序開始的……他把平常思考累積所得放在腹稿裡面,再將其擴充成一本書。

余先生曾經提到,在治學方面,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上,王國維非常用功的時間只有二十年,但他治學用力得當,就像下圍棋沒有廢子一樣,而成果如此之斐然。余先生做學問也跟下圍棋有一點相似,當然大部分人也有類似的過程:總是慢慢地從外面開始向中間包圍。所以余先生說他在讀很多書的過程中,慢慢形成問題,好像下圍棋一樣,慢慢包圍。

余先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我沒有力量在這裡做一個概括,也沒有按照總編輯後來給我的題目「宋明清以後」(來談)。以上將近十點,是我作為學生之一長期觀察的總結,謹在這裡整理出來作為大家的參考,謝謝。

陳弱水: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的鑽研,對各個時代問題的探索,往往有超過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而涉及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段甚至是近乎本質性的問題。他這樣做,除了是個人能力的積蓄之外,也跟中國史延續性高、在世界史上自成一格的特性有關。

陳弱水:

主持人和兩位主講人,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好。我今天負責介紹余先生的中國古代跟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說從先秦到唐代的部分。剛剛聽了汎森兄講,我的內容其實跟他可以呼應的地方相當多。

我要介紹的雖然是余先生關於早期中國史的研究,不過因為余先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所以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還是要提出兩點有關他的一般性認識:

第一點,余先生的首要身份是學者,是歷史學家,他絕大多數的思考跟著作都跟他的學術生涯、生活有關。可是余先生之所以對知識界有那麼深的影響,他的離世引起這麼大的震動,還是因為他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是先於他的學者身分而存在的。他在26歲的時候(1956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而在那之前已經發表了差不多60篇文章,很多都是涉及文化、政治、歷史的大問題,所以他的學術風格跟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是很難分開的。汎森剛剛提的事情引起我很多聯想——在余先生剛到哈佛,甚至成爲正式研究生之前,他已經寫了與商人有關的文章,寫中國歷代政府對商人的壓迫。所以余先生注意商人問題比汎森兄剛剛講的還早,可見他的敏感度非常高。

第二點,就是在學術研究上。余先生在很多領域當中都有原創性成果,他不但是多領域的學者,也是一個「通家」,通貫性的學者。我們因為讀了很多余先生東西,可能有點習慣了,可是像他這樣子又通又專的學者是非常少的。

余先生的歷史研究是從中國史的前半段起家的,更確切地說,秦漢史是他的第一個專業領域。余先生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1956),這是他在新亞研究所的研究論文,也是在新亞唯一的正式的學術業績,我想這對他而言應該很有紀念意義。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學者,余先生在研究上取得突破,是他的第二篇論文〈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這篇論文體大思精,處理非常多的現象跟問題,有很多超越前人的看法,而且他用「群體自覺」跟「個體自覺」的說法來做通貫性的說明,我個人覺得就研究水準而言的話,這篇可以說是體現了他超一流的學者品質。

從學生時代開始,余先生就一直從事漢史的研究,他在這個領域中也做了很多卡片,大概是唯一他做卡片的領域。1967年,他從 密歇根大學回到哈佛任教之後,研究重心才轉到明清思想史,特別是清代。比較特別的是,正如剛剛汎森兄提到的,余先生最大分量的漢史研究,並不是他投入最深的思想文化史,而是漢代人與外族外國的關係,特別是匈奴。在這方面他主要的著作就是英文專書——
《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余先生研究漢代中國的對外關係,是從博士生時代就開始,他選這個題目可能還是跟當時美國漢學界的主流問題意識有關。而余先生的最後一篇漢史論文,是1987年發表的〈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對於早期中國士人的性格以及儒家文化的傳播方式,都有很具體、深入的揭示。

跟漢代研究的情況不同,余先生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全部屬於思想史的範圍。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宗教跟文學特別興盛,這個宗教指的是以佛教為主,還有興起的道教。就中國歷史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新現象。所以學者研究東晉以下的歷史,重點大部分都放在這兩個方面,反而忽略了士大夫原有文化傳統。這當然是新的傳統,受到玄學影響的演變,余先生的著力點就在這個地方,在這方面他對魏晉南北朝的思想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80年代以前,余先生關於從古代到魏晉南北朝的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就收集在聯經出版的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余先生古代史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余先生對先秦思想的興趣很早,他不但讀先秦思想,而且讀了近代有關先秦思想的經典,注重章太炎、胡適、梁啟超等等。余先生不但在先秦諸子及經書上下功夫,他還注意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譬如說對王國維、陳夢家、郭沫若的著作也都很熟悉。先秦諸子思想,在某個意義來講,等於是他學思生涯的起步。結果沒有想到,因為偶然的因素,他最後一部主要著作也在這個範圍。

余先生最早的中國史論著,就是我剛剛前面說的〈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1978),是受中研院的「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計畫邀請所寫的,具有通論的性質。在論文當中,他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思想史問題,就是所謂「哲學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問題。余先生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對「哲學突破」或者是「軸心突破」在中國的問題做了一些梳理。他後來一直注意這個問題,也成為最後一部主要學術著作——《論天人之際》的主題。在〈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論文發表之後,余先生又陸續寫了幾篇關於先秦春秋戰國的士的論文,重點不在士的政治社會角色,而是在於士的精神文化。他會這樣做,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部分對於往後中國歷史有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要談余先生的古代思想研究,當然無法離開他的《論天人之際》。這本書的出版跟我個人有關,我也有情感投入其中。2004年的春天,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王汎森所長召集同仁,要編寫一套《中國史新論》,我負責思想史的部分。當時我的想法是,這一冊就以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作為主題,邀請學者就每一個重要的轉變寫一個比較涵蓋廣的討論;構想中第一篇論文的主題一定就是「思想在中國的出現」,作者非余先生莫屬。我擔心這個工作為他帶來太大的負擔,就建議他把之前寫的英文長稿轉化為中文,結果經過很複雜很長的歷程,成就了《論天人之際》這本書。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各種原因,余先生吃了非常多心靈上、身體上的苦頭,我也是深感歉意。

最後想提一下余先生跟唐代研究的關聯,在一般的印象中,唐代是余先生唯一沒有涉足的領域。其實余先生對於唐代的歷史跟文化,是相當有造詣和心得的。他在哈佛師從楊聯陞先生的時候,攻讀的就是從漢到唐的歷史,特別是社會經濟方面。他的第二篇英文文章,就是討論著名的杜希德(Dennis Twichtett)的一本關於唐代經濟財政的名著。另外在余先生著名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中,也有關於禪宗跟唐宋之際佛教入世轉向的討論,雖然篇幅不多,但是背後有深厚的基礎。我在耶魯唸博士班的時候,余先生有一陣子其實一直在讀禪宗的「燈錄」,而且會跟我談他的心得。他對於唐代詩文的造詣更是不在話下,在這方面我是有親身經驗的。

以上是我對余先生早期中國史研究非常簡單的介紹,在結束的時候我講兩點:

第一點,余先生的學問深而廣,可是他絕對不是炫學。他一方面不斷透過閱讀思考,累積自己的學問以及對各種人文問題的認識;他閱讀的範圍有很多還是西方著作,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另一方面,他不斷在透過中國史的研究,追索重要問題,很多探索都歷經了幾十年的時間。

第二點,余先生對於各個時代文獻的鑽研,對各個時代問題的探索,往往有超過具體時代環境的意義,而涉及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段甚至是近乎本質性的問題。他這樣做,除了是個人能力的積蓄之外,也跟中國史延續性高、在世界史上自成一格的特性有關,所以他做出來的也不是黑格爾、不是斯賓格勒或湯恩比的歷史哲學做法。以上就是我的發言,謝謝各位。

彭國翔 :余先生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史研究裡邊,似乎已經應者寥寥。我想這固然與思想史學科在西方史學界整體上的衰落有關,因為隨著史學研究的取徑多樣化,傳統的思想史與後起的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等等此消彼長,這是學術發展的自然之事。

彭國翔 :

剛剛得知余先生過世的消息時,王汎森先生和我,我想還有其他一些和余先生比較熟悉的朋友,都覺得非常的突然和震驚,因為我們一直認為以余先生的健康狀況,至少壽過95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可惜的是,就像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死生有命」。也許每個人的壽命都是先天有定數,大限來時即使身體很好,也會遽然離去。不過雖然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從情感的角度來說,余先生的離去還是讓人久久不能釋懷。

那兩天我先後寫了兩首七律和三首七絕(編按:參考
〈彭國翔:「鸚鵡濡毛平素志」——悼余英時詩五首〉)。當時的感受很奇妙,那些字句很自然地從我心裡面湧出來,沒有經過刻意推敲,就把我20多年和余先生交往過程中的所思所感呈現了出來,雖然未必完整,但是最為直接和強烈的。

雖然我們和余先生相識的機緣各自不同,卻是因為志同道合,才能夠在余先生生前來到他的身邊,隨他一起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回歸我們原本自己的道路,才算是接續余先生平生的志和道,也是繼續我們自己的志和道。因此我之所以要感謝聯經,不只是因為邀請我參加這個活動,更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幫助我從恍惚中走出來、回到自己原來道路上繼續前進的一個契機。

余先生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最為人所知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這兩本書。但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中,他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1983年)這部辭書撰寫的詞條,包括從「尊德性」到「道問學」、「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等等,就已經屬於宋明理學和儒學的研究了。名義上余先生撰寫的辭條是「清代思想史」,但是由於他採取的是觀念史的處理方式,而這些觀念很多都是在宋明理學中得到充分討論的,比如說「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余先生對這些觀念的來龍去脈以及思想內涵的分析,對宋明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來說,都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並且由於學界以往並沒有以這種方式去考察宋明理學,以及儒學傳統中這些重要觀念,余先生的研究就非常具有原創性。我引他的話「事屬草創,前無所承」,其實正是那種原創性的反映。

余先生對宋明理學的最大貢獻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2000年,我在台北第一次見他時,就知道他正在撰寫這部大,那裡面的緣由,我在
聯經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壽慶文集《如沐春風》 裡邊已經有所交代。由於我很期待拜讀,所以一直關注這個書的出版情況。2003到2004年,我在夏威夷大學客座的時候,一聽說這個書出版就立刻在夏大的圖書館裡面查找,等2004年7月結束了夏大的客座轉往哈佛之後,才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讀到這個書。有趣的是,當我查到此書時,它正在被人借閱。我當時並不知道另一位借閱人是誰,但是我和他輪流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情況卻持續了好久,直到2004年11月我前往普林斯頓看望余先生,容他親手贈送我新出的簡體字版,才結束了我和其他讀者輪流借閱的經驗。

余先生這部大著出版之後,立刻在學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我個人對這本書的觀感,其實在很多場合都提到。從大學時代開始,海外華人學者裡面影響比較大的有兩個譜系:哲學方面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史學方面就是錢穆先生和余先生。也許是個人方面的原因,我初次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時候,完全不覺得陌生,也絲毫不覺得余先生筆下的朱子和我以往接觸更多的哲學視角之下的朱子彼此之間不能相容。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如果說以往我瞭解的朱熹大多是哲學觀察所呈現的面貌,那麼余先生的研究就是別開生面,讓我們瞭解到了朱熹在其哲學觀念之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朱熹在整個宋代政治文化脈絡之中的思想和實踐。

在我看來,余先生的貢獻不僅在於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朱熹乃至整個理學傳統的認知,在以往理學家「內聖」的一面之外,讓我們充分看到了他們「外王」的一面;還在於對應該如何理解這兩個方面之間的關係,做出了一個深刻的探索。這本書的貢獻絕不僅僅是為朱熹以及整個宋明理學的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理解層面,更是在「內聖外王連續體」這個觀念,以及圍繞這一觀念展開基於堅實的史料與細膩論述當中,指出了理解和深究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取徑和方向。古往今來認同儒學基本價值的士人或知識人,幾乎都有「內聖」(學術思想)和「外王」(政治社會的關懷和參與)這兩個方面,而且是連續一體的兩個方面,余先生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典範。

此外,我個人覺得對於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的專題研究,余先生最為突出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了明代以陽明學為主體的理學,在以往宋代理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得君行道」這個思想和實踐的取向之外,大規模地開闢了「覺民行道」的另一種取向。「覺民行道」的目標不再是通過君主的支持和相應政策的實施來改善政治與社會的秩序,而是通過化民成俗、移風易俗,以淨化人心的方式達至社會的改良。在這個意義上,余先生提出「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可以說是一個頗有啟發性和解釋效率的關鍵架構。由此來觀察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演變,可以讓我們看到哲學或史學的單一視角所難以顧及的側面和層次。

除了「內聖外王連續體」的觀念,以及「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的線索,這些對於宋明理學與整個儒學傳統研究的直接貢獻之外,余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我認為同樣是巨大的貢獻,並且由於遠遠超出了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的範圍,足以為從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樹立典範。這個貢獻或許更有意義,相信這不是我的私見,而是很多專業同行的共識。

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有人稱之為「心史」。「心」這個詞不同的人也許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來,除了表示余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擅長透過史料去捕捉和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之外,也表明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的史學家視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敘事」之外,還有一個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種觀念的部分。換句話說,除了把事情說清楚之外,還要把道理講明白。

余先生不僅可以從事極為精細的考證工作,同時他又能夠在堅實的文獻考辨的基礎之上,對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課題做出非常精確和恰當的分析與判斷。同樣是在《方以智晚節考》和《朱熹的歷史世界》裡邊的一貫的特點之一,就是善於從文獻的字裡行間進入到研究對象,以及研究對象所在的精神與思想世界。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余先生是中國史學領域裡面最擅長談思想的一位,我個人歷來認為一個好的思想史研究,應該是既有歷史也有思想。對於一個思想史研究,如果從史學的角度看,史料充分,證據確鑿,所謂持之有物;從哲學的角度看觀念清楚,層次分明,所謂言之成理。這就可以說做到了既有歷史、又有思想。

最後我要說的是,余先生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史研究裡邊,似乎已經應者寥寥。我想這固然與思想史學科在西方史學界整體上的衰落有關,因為隨著史學研究的取徑多樣化,傳統的思想史與後起的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等等此消彼長,這是學術發展的自然之事。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來說,既有歷史也有思想這種要求,它本身所構成的難度,恐怕也是研究者有意無意棄思想史而取他徑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漢語世界的學者,大都不自覺地屈服西方的潮流;當西方學者由於種種原因不欲從事中國思想史時,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在中文世界也被冷落,好像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不過我想,這既不是思想史本身的問題,更不是既有歷史、又有思想這一要求的不當;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益發能夠顯示出余先生所代表的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的難能可貴。

當然了,這個就涉及到中國人文學、歷史、哲學、文學等等的研究,應當確立怎樣的一個學術標準?這是一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想超出了今天我要講的範圍,但是我們面對余先生的研究所建立的這樣一個典範時,這個恰好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應有之意,所以我最後也順便提出來,大家有興趣可以進一步思考。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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