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與中國部分流亡知識分子座談錄，2007

座談時間：2007年1月6日
座談地點：美國普林斯頓
參加人：（按發言先後順序）余英時、北明、陳奎德、張伯笠、邵新明、蘇煒、林培瑞(Perry Link)、胡平、溫克堅、鄭義、阮若英、蘇紹智

本文由北明根據錄音整理、編輯，業經余英時教授校對。

余英時：關於新亞書院，我倒是願意講一講。錢穆先生怎麼到了新亞的呢？他本來在廣東華僑書院教書，廣州不穩，就搬到香港去。那時候，國民黨籍的學者張其昀、崔書琴等人想在香港辦一個書院，叫「亞洲文商書院」。錢先生最早是在亞洲文商書院。他們用錢先生的名字在香港教育局登記，作為院長。錢最初不知道，到了香港以後，已不能改變了。錢只好接受了這一任務。但張和崔等不久都去了臺北，錢只好一人苦撐。然後請唐君毅、張丕介兩先生參加。這是新亞書院的開始。他們沒有錢，最初是借一家中學的教室辦夜校，晚上就在那睡，早上就得趕快起來，打鋪蓋起來，因為中學的學生要來上課了。那麼個情況辦的。

一年後，有一個上海商人捐贈了幾萬塊錢港幣。他就租了兩層樓房。就是後來的九龍桂林街的房子，最早我上學的那個地方。那個時候根本就是最普通的住房了。「亞洲文商書院」也改名為「新亞書院」，因為原來辦登記的「監督人」不肯讓出本有的校名。

北明（作家、前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新聞快訊」責任編輯）：十幾個學生？有多少個學生？

余英時：我們那時候頂多二、三十人，都是難民，也都交不起學費的。你想，你學費也收不上來，學校怎麼能維持下去？

陳奎德（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觀察」主編）：不過當時您父親是蠻有眼光的，把您送到錢先生那裡。

余英時：錢先生我是早就知道了。所以就去上課。其實那時候離我家很近。（陳奎德：你在香港的家？）在香港的家。當時錢先生他們也拿不到薪水，只有少數的「鐘點費」，就是靠他自己寫稿，拿點稿費。到桂林街以後，才叫「新亞書院」。「新亞」是這樣來的。但新亞的財政很快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拖也拖不下去，所以錢先生就到了臺灣，看看政府能不能幫點忙。那時候，臺灣政府也是窮得要死。

張伯笠（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牧師）：他們不是有黃金嗎？

余英時：那是共產黨的宣傳。黃金只能擺銀行不能動用的。所以，後來是蔣介石的總統府私人開銷裡面捐三千港幣（五百美金）一個月，這是新亞的全部收入。（張伯笠：不少了那時候。）五百美金你要維持一個學校怎麼還不少呢？（北明：整個學校的開支？）整個學校的開支。三千塊錢。（陳奎德：三千塊錢港幣。）你想想看，三千塊錢，怎麼吃飯嘛？所以錢先生大概一個月只能拿兩百塊錢。兩百港幣換句話說就是三十美金上下。香港房子種種，都貴得很的。連吃飯都勉強。所以，你非寫稿，賺稿費，你根本沒法生活。所以我寫稿寫得很早，十幾、二十歲就開始（北明、陳奎德：就為掙稿費）。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要吃飯嘛！ 不能不寫嘛。

北明：那時候寫的稿子都留下來了嗎？

余英時：有的留下來了。

陳奎德：嗯，我看見過的。有一些余先生在香港寫的東西。他有些發表了。而且當時您還寫了一些政論的文章。還在那《民主評論》上，是吧？徐復觀先生那個上面寫的。

余英時：所以新亞書院一直到52還是53年，就是靠蔣介石這個五百美金一個月，維持到兩三年。然後Yale-China 來了。

北明：什麼來了？

余英時：Yale-China。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本來是在中國湖南長沙辦「湘雅醫學院」的。那時大陸丟了，他們沒地方可做。就想在亞洲找個地方，臺灣，菲律賓，也考慮香港。後來當然聽說錢先生奮鬥的精神，最值得同情。代表Yale-China的是Harry Rudin（魯鼎）教授，在Yale（耶魯大學）歷史系。後來還跟我是同事，不過已退休了。他後來還到學校來，我還跟他談過很多。他到香港去看，看了跟錢先生談。錢先生請人做翻譯。他說：我談了以後，錢先生有什麼要求？錢先生說，我不能辦一個教會的學校。你要搞教會學校，我不能辦。同時，你要給錢可以，你不能干涉我，干涉我怎麼教，怎麼辦這個學校，那麼我們就不能答應。後來他說，我還要去菲律賓、馬尼拉，還要去臺灣看看還有別的地方可能也要……，因為要爭取這個錢的地方很多嘛。完了以後，他回來說，支援你辦新亞。錢先生有一段紀錄寫這個經過。他說，如果一年一萬五千美金如何如何。錢先生說，一萬五千美金，我就頂一個房子。以後就不要再付錢，也不用付租了。另外如果再多就買房子。那個人說，我這個錢要給你們教職員生活的，不是搞房子的。錢先生說，我們這個房子沒有怎麼辦？（笑）後來人家說，你不要急。這個錢還是做學校開銷。關於搞房子的資金我們再另外想辦法。所以他後來有找了Ford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捐錢。就是很辛苦，那時我已經走了，不在那裡了。

張伯笠：新亞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了？

余英時：前身。不過還有崇基和聯合兩個學院，共同組成大學。但主要因為新亞書院，才有中文大學。新亞後來不但是耶魯幫忙了，哈佛燕京也來幫忙了。哈佛、燕京最早出錢給我們辦研究所。所以那樣英國人也都重視了，1955年香港大學頒給錢先生名譽博士學位。所以當我走了不久，他們就談要辦第二個大學，中文大學。要把所有的大陸來的合在一起，叫中文大學。

北明：您認為新亞學院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麼呢？它的意義。

余英時：當然是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聲音。錢先生這樣一批人，後來有人把他們稱作「新儒家」，錢先生、唐君毅先生。錢先生也不接受「新儒家」稱號。但是他是儒家毫無問題。我雖然在新亞接受了許多儒家的價值，卻不能稱作儒家，因為，我屬於下一代的人，思想比較新了。話說回來，新亞諸位先生堅持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沒有那個堅持，今天就沒有這個新亞書院。就沒有國際和國內新儒學運動起來。是不是？所以就海外來說，一方面錢先生，一方面熊十力的兩個學生，一個牟宗三，一個唐君毅，這幾位先生貢獻很大的。他們保存了中國文化這一支。然後，共產黨一開放，他們的思想馬上就進去了。而且很受歡迎。現在中共也開始向儒家求救，「儒家熱」、「國學熱」出現了。這又有隱憂了，錢、唐、牟先生的理論、思想等也可能受到曲解。

我自己的問題在這裡：我有自由主義、西方這一面。就沒辦法完全是以儒家為座標。我並不是不同情他們。我認為儒家的東西都應該包括進來。不過我的看法是，儒家從前是治國平天下的，但是今天已不可能。你不可能拿一家學說來治天下。你要知道John Rawls的理論就曉得，它是一個comprehensive theory（無所不包的系統），必須受重視，但不能獨佔文化、政治空間，因為還有其他的學說或宗教。如果獨尊儒家，那回教徒怎麼辦呢？基督教徒怎麼辦呢？但是儒家在私人生活里，它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它支配我們的私人生活。所以我認為，儒家是在個人生活這一層面。中國還是應該保存的。因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道德寄託在儒家之內。基督教現在還不夠大，佛教是散的，現在的佛教七零八落的了。你要到臺灣去，可以看到很好玩：臺灣的電視上我看那個佛教徒傳佛教，都是儒家道理！（笑）很奇怪的。（張伯笠：佛教進中國了嘛，被中國文化給同化了）所以這許多東西你可以看出來，錢先生他們保留種子的意義非常重要，非常大的。

當時新亞師生並沒有任何把握說將來會有什麼結果的。我們是自己安慰自己而已。自己等於在黑森林裡面走路，一路吹口哨，壯膽。那是拓荒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