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濤：歧路相逢——讀北島的《歧路行》

文／朱濤
（*本文轉載自《今天》總第133期）

問答

〈歧路行〉有一個莊嚴開端。〈序曲〉和第一章合在一起，可看作近期北島關於歷史、生命和詩歌的一份綜合性宣言。

〈序曲〉發出了一連串」天問」。「為什麼」、「難道」、「誰」、「哪兒」、「何時」，詩人分別以五個提問詞，各自引領一段，質疑存在的黑暗和荒謬，也追問救贖的可能。在連續追問中，詩人主體「我」並沒有直接出現。但透過問題，我們可以辨認出詩人-發問者的多重身份，以及他對詩歌的信念和立場。

開頭三段是懷疑批判者北島。以「為什麼」、「難道」、「誰」質疑黑暗、暴力和毀滅的無邊無際、週而復始，以及「聖人」們統治的全知全能。這部分讓人讀起來透不過氣，感覺被步步推入絕地，無可逢生。

接下來一段「哪兒」是啓蒙救亡者北島，努力在迷失中尋找空間定位。而他努力為之定位的，是些多麼崇高的領地啊——「家園」、「彼岸」、「和平」、「歷史」、「革命」、「真理」。這些「大詞」，在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中變得無比固化、抽象，還有什麼詩意可言？而今天的人們，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重重災難和後現代主義對「宏大敘事」的解構，還有多少人會對它們抱有信念？如果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變得不可能。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試圖為這些崇高領地重新定位，甚至談論這些「大詞」本身，還可能嗎？

北島當然擁有今人的懷疑精神。他謹慎排布意象，讓每個（曾經）光輝的大詞背面都多少透出些曖昧暗色。比如「家園」所在，用來「安放死者的搖籃」；「革命」所在，「用風暴彈奏地平線」。北島繼續追問，而不是全然摒棄它們。可以說，在這方面，北島從沒變為後現代北島，而仍帶有強烈的八十年代「新啓蒙」色彩。不同的是，今天的他，嘗試將更成熟的歷史意識，壓入一句句迫切追問，讓這些被塵封的大詞，穿越歷史的複雜性，化身為具體生動、充滿張力的詩歌意象。在詩人的每句追問中，上半句的核心大詞，在下半句都企及具體的物件或人，及其相關操作：和平——讓日子分配藍天、歷史——為說書人備案、真理——在詞語中尋找火山……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哪兒是彼岸／讓詩跨向終點」。顯然，北島一直（固執地）相信，詩歌，應繼續投入到這一系列對崇高領地的解構-建構事業中，幫助人們尋找救贖。

最後一段「何時」凸顯的是詩人北島。前四段的拒斥和質疑，到這裡轉向對救贖的詩意企盼。四個「何時」，處理四種不同的詩意、歷史和社會意識。但全段不再有任何抽象概念和崇高大詞，而是呈現出四個由畫面、氣味和聲響交織起來的活生生的感官世界。第一是較傳統的抒情，有宋詞般的優雅和多愁善感：

何時乘東風而來

從沏好的新茶

品味春天的憂傷

第二以駭人意象，表達劇烈的痛楚和騷動，有狄蘭・湯瑪斯般的尖銳和瘋狂：

何時一聲口哨

為午夜開鎖

滿天星星在咳嗽

第三通過急劇的空間尺度轉換，想象這眼前無邊的政治災難，或許真的有一天會終結：

何時放飛一隻鴿子

把最大的廣場

縮小成無字印章

最後一個「何時」，其思想力度和詩意明亮度的高度整合，無愧於整部〈序曲〉「天問」的結語。詩人的內在思想——對黑暗的批判、對苦難的承擔和對生命解放的期盼，都凝結到確鑿的語詞、生動的意象和豐富的通感中：

何時從關閉的宮門

從歲月的裂縫

涌進洪水的光芒

〈序曲〉開啓了〈歧路行〉，也似乎促成了新舊北島的相逢和對話。將詩人二〇一〇年的〈序曲〉「天問」與他在1970年代的〈回答〉並列，一問一答，可以體會前後四十年，詩人與自我的糾結、抗爭與和解。1970年代的「今天派」北島，以〈回答〉橫空出世，在1980年代成為中國新詩運動的領軍人物。而後於1989踏上流亡「歧路」的北島，對之前的北島，在很長時間裡是拒斥的。他認為「今天派」時期的詩歌仍受革命話語影響，過於宣言化和道德說教。而自1990年代，隨著漂泊世界，他的詩歌轉入更深的生命自省和更廣的與世界詩藝的對話，其詩歌語言變得日益冷峻奇崛，甚至晦澀。然而，這樣的劃界是否過於武斷？今天拉開足夠的距離回望，新北島是不是該坦然接受今天派北島的詩作，不管多受革命話語的影響，都是歷史經驗的一部分，也已經有力匯入當代漢語詩歌的傳統？而新北島得以成長的動力之一，是不是也源於與舊北島所奠定的傳統之間持續對話，實現更高層次的綜合？

而今讀〈歧路行〉的〈序曲〉，其密集的疊句、工整的押韻和鏗鏘的節奏，以近乎傳統頌詩的格式，推動成組意象——常包含強烈的矛盾意義，向前滾動。感覺新舊北島真的在歧路上相遇了。他倆如一對曾有過節的兄弟，如今相互拍拍肩膀，商定攜手共同開闢新的路程。不妨將〈回答〉第二段和〈序曲〉開頭對照，體會新舊北島間的對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里千帆相竟？

為什麼此刻到遠古

歷史逆向而行

為什麼萬物循環

背離時間進程

除語言形式上的新舊呼應外，前面提到的〈序曲〉中所呈現的詩人的三重角色——懷疑批判者、啓蒙救亡者和詩意救贖者，也同樣早在〈回答〉便初見端倪。〈回答〉的前五段凸顯懷疑批判，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也讓北島長期對之產生逆反心理）莫過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和「我——不——相——信！」。第六段是啓蒙救亡，對苦難的承擔和對拯救的擔當：

如果海洋註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最後一段企盼詩意救贖，同樣是深刻的歷史意識與明確的詩歌意象交織：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在新舊作品的交互閱讀中，新舊北島的重大轉變也同樣凸顯出來。除了語言從後革命「餘熱」時代的熾烈，冷凝成今天的堅硬悲涼外，另一個顯著不同是詩人主體意識的轉變。今天派北島，每當在詩行中直接出現，總呈現為一個站在精準時空座標中，有著清晰自我意識和強烈時代責任感的主體，一個單一、大寫的我。要麼「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來宣讀「我——不——相——信！」；要麼「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要麼「我，站在這裡／代替另一個被殺害的人」（〈結局或開始〉）。這樣的輝煌文字，是詩人的不朽創造，也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在「主體甦醒」的1970、80年代，北島在謳歌生命和愛情時，傾注的是人道主義關懷；而在確立自我與世界對峙的關係上，則往往採納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精英人格認知模式：一個孤獨天才，對內拷問自我靈魂，對外則用一己之力，為人類代言，反抗整個世界。

相比之下，在〈歧路行〉的詩行中，「我」變得多元：要麼完全隱身，要麼具體為一個「身份可疑「的流亡者（第九章），要麼進入一個虛構角色（如第二十一章中的新冠「零號病人」），要麼化身為一組複數人格、多重主體。最後一點在第一章有明顯體現。

第一章先是以一組疊句「逝去的……返回的」，推出種種因緣悖謬：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

逝去的逝去的是無窮的追問

返回的沒有聲響

這也同樣讓人聯想到今天派北島的〈一切〉：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迴響

面對存在的荒謬虛無，詩人「我」在第二段正式出場了。不再是一個獨立精英、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世界的「我」，而是一組人格、多重主體：老漁夫、鐵匠、車衣女工、煤礦罷工組織者、看守自己的獄卒、年老眼瞎的圖書館員、自我囚禁的君王。眾多的「我」身處不同時空座標點，各自通過自己的獨特技藝和勞作，對抗存在的荒謬虛無。這些「我」其實勾勒出古今中外詩人的群像。北島這種多重主體意識的獲得，想必得益於他自1990年代起長年漂泊海外的經歷：在經歷孤寂生活和個人角色邊緣化後，以更豐富的視角觀察世界，更豁達的態度看待生命；在全面讀解世界詩歌后，更強化了對語言技藝的自覺，以更深厚的歷史意識督促「我」的創作與世界詩歌傳統積極對話。從單一到複合的「我」，詩人進入更成熟的寫作境界，發展出全新的語言力度和複雜性。

眾多的主體，在第一章第三段，也是最後一段，都被強壓入同一個時間點：「是……時候了」。這種對當下的緊迫感和捨我其誰的使命感，無疑再次彰顯「《今天》永遠是此刻」（第十一章）的精神。[1] 同時，「是……時候了」也在與兩位國際詩人隔空對話。[2]一位是1902年的里爾克，在〈秋日〉中籲請：「主啊，是時候了」——該成就完滿的生命和創造，或讓孤獨者永遠漂泊下去。另一位是1940年代的策蘭，在〈卡羅那〉中寫到：

是讓他們知道的時候了！

是石頭要開花的時候了，

時間動盪有顆跳動的心。

是過去成為此刻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

里爾克的世界是有「主」的。他籲請主來打理一切，讓時空井然，讓生命的收穫或漂泊各得其所；策蘭的世界是主缺席的廢墟。他期待人間的愛和精神力量，尚能扭轉時間，裂變事物。而在北島〈歧路行〉第一章末段所描繪的世界裡，時空錯亂，善惡美醜交織，生命能量的迸發與強權和物質主義的虛妄緊鄰，完全理不清線索。此刻的北島似乎也不再抱有把愛當作救贖的熱望。在結尾處，北島面對混亂的世界，「匿名的時代」，把終極期待託付給詩歌。在北島的世界裡，詩歌和與詩歌相關的事業才是真正的主宰：

是時代匿名的時候了

是詩歌泄露天機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

時空

如果說北島一生都在持續開拓與體制話語對抗的文學事業，可謂「歧路」重重，那麼1989則是一個分界點，把他的歷程分為前後兩種歧路：前者在國內，但多奔突於地下；後者被驅逐，需要從頭構築他鄉流亡與母語寫作的關係。

〈歧路行〉有複雜的時空構築。這首先體現在章節組織上：在〈序曲〉和第一章作為綜合性宣言推出後，整部長詩從第二章開始展開敘事，在總體上沿一個線性時間順序推演，局部又頻繁出現各種錯綜複雜的閃回。

〈歧路行〉的開端敘事集中在第二至五章，1989年的北京和西柏林等一系列歐洲城市。為什麼1989？這是中國八十年代的「新啓蒙」進行得如火如荼，但瞬間夭折之年；「奴隸和百姓」投入「狂歡」（第二章），而終結於「槍是唯一的真理」的一年；古老民族再次煥發青春，但「如古瓷碎裂」的一年（第三章）。詩人當時正在西柏林訪問，從此滯留海外，開始三十多年的流亡。如果說北島一生都在持續開拓與體制話語對抗的文學事業，可謂「歧路」重重，那麼1989則是一個分界點，把他的歷程分為前後兩種歧路：前者在國內，但多奔突於地下；後者被驅逐，需要從頭構築他鄉流亡與母語寫作的關係。「家園」對1989後的詩人來說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指向，而詩人不得不花幾十年承受這兩種相反力量的撕扯：一邊是與家庭親人的分離——在哥本哈根的旅館中，詩人無言回答四歲女兒的長途電話詢問：「爸爸你怎麼不回家」（第四章）；一邊是與母語間的更強力的綁定。1989之前，詩人在本土用漢語寫作，母語是思考和表達的想當然載體，其自身很少成為問題。但在他鄉仍用漢語寫作，和母語的距離反而拉得更近。如此之近，以至於母語成為詩人「唯一的現實」。[3]

除生活、寫作、教學、研讀世界詩歌和與國際詩人交往外，北島一直熱心投入的文學推廣事業也因流亡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於1978年在北京創刊、1980年停刊的《今天》雜誌，於1990年在海外復刊，一直堅持到今天。〈歧路行〉裡有幾個章節，回顧了新老《今天》歷程的關鍵節點。

〈歧路行〉終於第三十四章，1995、2007和2019-2021年的香港。海外漂泊十八年後，詩人於2007年移居到這緊鄰大陸的島嶼。詩人與同道經營的《今天》獲得了新的生命力，還創立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詩人在香港一呆就是十幾年，但仍感到自己是「歧路的陌生人」。（三十四章）

從1989北京-西柏林到二〇二一香港，〈歧路行〉的順敘章節在推進過程中，常被各種突如其來的閃回打斷。這些閃回章節，時空座標點極其多樣。它們如電影蒙太奇片段，突然切入總體敘事流向，與前後的順敘章節，形成各種奇特組合，塑造出撲朔迷離的閱讀經驗。整部長詩就總體而言，順敘與閃回章節的組合有前緊後松的感覺：前半部工整緊張，後半部開放流動。這時空織體的變化，應該與北島在跨越十一年的寫作期間，心境和語感的變化有關。在剛開始寫作首部長詩時，北島或許對〈歧路行〉最終呈現什麼結構非常關切，甚至緊張。他在早期幾乎是步步為營、防衛性地謀篇布局。而趨向寫作後期，他似乎進入一種無為而治狀態，讓各章節，不管是順序還是閃回，都順其自然地流動起來。

在剛開始寫作首部長詩時，北島或許對〈歧路行〉最終呈現什麼結構非常關切，甚至緊張。他在早期幾乎是步步為營、防衛性地謀篇布局。而趨向寫作後期，他似乎進入一種無為而治狀態，讓各章節，不管是順序還是閃回，都順其自然地流動起來。

〈歧路行〉前半部之所以讀起來工整緊張，一個原因是很多章節感覺是被成雙成對組合起來的。組合的邏輯各有不同。最常見的是，閃回章節與或前或後的順序章節，針對同一主題，跨越時空，相互唱和，形成緊密咬合的一對。比如有兩對關於《今天》的新舊唱和：第六章講1989至1990年奧斯陸，北島與陳邁平、杜博妮、多多等醞釀《今天》在海外復刊；第七章則閃回到1970年代，北島與趙一凡、嚴力、芒克等共同經歷文革後期的政治風雲和參與地下文學運動，而那時刻正是《今天》創辦的前奏。第十一章講述《今天》於1990年奧斯陸正式復刊，第十二章則閃回到《今天》於1978年北京創辦的時刻。此外，第十三、十四章可看作是關於鄉愁與成長的唱和：前者以「另一個男孩拼世界版圖」開頭，講述1990年詩人在北歐漂泊，在喝酒和與詩人交往中，經受失眠和鄉愁的折磨；後者則閃回到詩人兒時和青少年記憶中的北京，從古城的風景掌故，神遊到衚衕迷宮裡的遊戲，直到「腎上腺素急升」的文革爆發。

有些不見得出於詩人本意，但讀者仍可以將章節成對組合閱讀。比如第十五、十六章可被當作一對，沿著「另一條河流」[4]，與眾多流亡詩人們對話。前一章閃回到「一千兩百多年前的流水」，北島遊長江三峽，與杜甫唱和：「我喘息他咳嗽／把狂風撕成山河碎片」；後一章切入「塞納河才是流動的盛宴」，北島向里爾克、茲維塔耶娃、巴爾蒙特、巴略霍、策蘭、布萊頓巴赫、達爾維什、阿多尼斯等一批二十世紀流亡巴黎的異鄉詩人致敬。

有些可成對組合的章節並不包括時空跨度很大的閃回，而是彼此臨近，針對同一主題相互唱和。比如第九、十章，北島分別在維也納和布拉格，拜訪策蘭和卡夫卡——兩位德語寫作中的異鄉人。同時，北島也反觀自己的生存狀況，並揭示後冷戰時代的政治迷惘和商業主義橫行的虛無。前一章以「冷戰剛剛結束」開頭，後一章以蘇珊・桑塔格的疑惑結束：「沒人再想恢復舊制度／可要的就是這種空白嗎」。

有時兩個章節成對，切入詩人在寫作〈歧路行〉時的當下突發事件和直接經驗。比如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前者以新冠「零號病人」的視角，目睹病疫爆發時人間的苦難和荒謬；後者「繼續向前生活被刪節」，則講述詩人自己在病疫期間，訪問希臘，並被長時間困於加州的經歷。兩章的「我」是不同主體，但都以夢醒結束，前者是「而謊言的太陽照樣升起／我的傷口閉上眼睛」，後者是「用真相佔領夢的空間／醒來仍在隔離中」。

也有閃回獨立成章，難以與前後直接組合，比如第八章。如前所說，第六、七章是《今天》復刊（1990）和創刊（1978）的唱和，第九、十章交織著向二十世紀上半葉策蘭和卡夫卡的致敬和對冷戰後的空虛氣氛的質疑。而在這兩對章節中間，第八章「孤零零」插入，陡然將時空閃回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被後世尊為聖人的孔子，當時年近六十（北島寫此詩時剛過六十），在「歧路」上顛沛流離，不為當權者待見——「夕陽下白發如筆鋒／歪斜的影子如敗筆」，落魄如「喪家狗」。這一章極大地撐開讀者的想象空間，邀請大家「腦補」它與前後章節間的巨大時空斷裂帶，在更高層次上體會「歧路行」主題的內在連貫性：古今中外的反叛流亡詩人，靠信念、精神力量和語言技藝，得以跨越浩大時空，歧路相逢。他們匯成詩歌的偉大傳統，其生命力遠遠超越世俗權力和利益。

〈歧路行〉到了後半部，章節成對組合的趨勢減弱，而呈現為更開放流動的勢態。順敘章節持續推進，偶爾出現的閃回章節並不與順序章節緊緊咬合起來。有的章節顯得很獨立，有的章節可以群聚起來，像一波波海浪，向前滾動。似乎北島開始放手，讓各章遵循自己的生命意志，自發組合前行。而複雜、精妙的時空構築，更凸顯在各章節內部。

「你用不著氣象員告知風往哪兒吹」──1960至70年代，在世界各地造反的學生們要成就共產主義革命。1980至90年代，在天安門廣場和柏林牆廢墟上高呼的青年們，相信自由民主將傳遍全球。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風在往哪兒吹呢？

〈歧路行〉的每個章節、每首詩都是一個高度濃縮的信息膠囊和時空迷宮。比如二十六章是對紐約的追憶，基本故事和線索都已經在北島之前的五篇散文中有所記錄。[5] 北島將散文「草稿」極度提煉，剪切到第二十六章的簡練詩行中。

紐約是「無窮動的股票波浪」之城，也是無數天才藝術家從「攀登生涯」到「自由落體」之城。北島在開頭緬懷狄蘭・湯瑪斯，這位在紐約成功、在紐約「喝死」，最終在認屍手續中被標簽為「他寫過詩」的詩人。北島接著追憶自己在紐約的經歷，包括與艾略特・溫伯格、邁克和帕斯的交往，在紐約任教，參與和組織文學、電影活動等。在接近結尾處，北島追憶1970年的激進左翼團體「氣象員地下組織」，回顧紐約的激進反抗的政治傳統。北島先切入一個活生生場景：

兩個赤裸的姑娘穿過銀幕

向鄰居的演員借衣服潛入地下

這場景以極度濃縮的意象重演了一個歷史典故：1970年，「氣象員地下組織」在曼哈頓西村的公寓裡自製炸彈，不慎引爆。三名成員被當場炸死，兩個姑娘倖存。由於該組織一向反對階級和性別歧視，平時成員們工作時都赤身裸體，出門時則隨意撿一件衣服罩在身上。爆炸猝不及防，倖存的兩姑娘只好赤裸跑出，到隔壁影星達斯汀・霍夫曼家，借了衣服，躲進地鐵，在地下生活多年。

北島在下面兩句，利用「氣象員」和「風」，梳理反抗青年與時代潮流的關係。詩人經常談及，二十世紀上半葉人類的精神裂變，促成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而下半葉則被物質主義腐化，趨向平庸。或許正是在二戰後的普遍精神頹勢中，1960-70年代左派學生的激進反抗，才在北島眼中尤顯得珍貴：

時代與暗流——氣象員們永遠年輕

他們是風描述風的形狀

緊接著，北島引用了巴布・狄倫的一句歌詞：「你用不著氣象員告知風往哪兒吹」。實際上，「氣象員地下組織」的名字正源於這句歌詞。1960至70年代的「氣象員們」，對當年的時代潮流有何等自信的把握：美帝國主義處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是時候了，在其內部引爆革命，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創造一個無階級、無剝削壓迫的世界共產主義！

北島對「氣象員們永遠年輕」感到親近，不正出於自己強烈的反抗情結？1966年「門牙嘶嘶吐出革命」、投身文革的北島（第十四章）1978年「從油印機翻過一夜」、創辦《今天》的北島（第十二章），1990年「聚在一起／從風暴眼出發」、復刊《今天》的北島（第六章），長年保持著不屈的反抗者姿態。他在〈歧路行〉十五章、十六章借漂流長江和塞納河，緬懷了一組流亡詩人後，把十七章徑直寫成了一篇「反抗宣言」：「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請……反抗命運反抗我的河床……反抗死亡反抗命運開關……反抗知識反抗輕的塵土……反抗皇權反抗思想人質」。他在第十八章對金斯堡的形容也同樣適合他自己：「造反加詩歌是不倦的火車頭」（第十八章）。

可以說，〈歧路行〉構築了一個跨越時空的反抗者聯盟。在歧路上，北島不光與眾多流亡詩人傾談，也向一代代過路的反抗青年招手致意──1970年在紐約「潛入地下」的「氣象員」（第二十六章），1976年清明節在北京以「紙花覆蓋」天安門廣場（第七章）和1989年在廣場上「用腳投票用頭髮興風作浪」的年輕人（第二章），以及最後一章出現的，近年來在香港大街小巷「爬山」的兄弟們。

「你用不著氣象員告知風往哪兒吹」──1960至70年代，在世界各地造反的學生們要成就共產主義革命。1980至90年代，在天安門廣場和柏林牆廢墟上高呼的青年們，相信自由民主將傳遍全球。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風在往哪兒吹呢？

當北島二〇〇七年移居香港時，他一定沒有想到，香港會在他歷經歧路所見證的人類苦難上，再添上沉重的一章。〈歧路行〉的1989敘事開端，同時連帶東西方兩大事件和隨後幾十年間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北島的個人際遇也被深深裹挾在內

開合

〈歧路行〉有個悲切結尾。終曲第三十四章獻給香港。詩人在西方漂泊十幾年後，停泊在這離中國大陸最近的「特區」島嶼。

和前面章節追憶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紐約、東京等城市一樣，北島在第三十四章穿插著對香港的個人經驗和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也表達對普世人類命運的憂思。該章前四段追溯個人的香港經驗。這常被文化人貶為「沙漠」的城市，其實一直善待北島，為他提供了歇腳、迴旋和拓展的餘地。香港早在1985年便出版了他的「地下之書」小說《波動》，1997年邀請他參與第一屆香港國際詩歌節（現場連詩人加觀眾只有三四十個人），二〇〇七年聘他到大學任教，讓他舉家移居。香港毗鄰大陸、又與海外自由流通的地緣優勢，讓北島不光為《今天》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還創立了規模和影響巨大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多年來，北島對於香港的國際化、言論出版自由，甚至資本對文化的極少干預（優點是當資本贊助文化項目，很少會干預項目內容），一直心存感激。在某次訪談中，北島甚至宣稱「香港有可能發展成一個大中華地區真正的國際文化交流平台，有可能成為漢語文化與文學新的『綠洲』」。[6]

然而，那個香港已經逝去。第三十四章的五至七段描繪近年來香港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是六四晚會被禁。前面提到，〈歧路行〉的敘事始於第二、三章，1989天安門運動的興起和隕落。那場運動雖被鎮壓，卻能在香港持續多年，發出最響亮回聲——從1989到二〇二〇年，香港市民每年六月四日，都在維多利亞公園球場舉行全球最大規模的悼念六四燭光晚會。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晚上，聚會被禁止，維多利亞公園球場首次呈現一片巨大空白。這空白對很多人來說，象徵著香港從昔日在大陸和海外之間的左右逢源，步入絕境：

六四晚會是新的黑名單

而活著的都是守夜人

燭火呼應正是缺席的意義

死亡的棋路沒有規則

無路可逃被獵殺的字眼

詩人在下一段用一組碎片語詞，拼貼出香港近年社會運動的紛亂和慘烈：

警笛沸點火光剪影

如水大街小巷洪流壩

防毒面具旗幟呼喊兄弟

爬山花流血時代的斜坡

第七段拉開景深，探討香港的言說困難。北島引用了香港詩人也斯的句子：

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

聽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說話

也斯在2004年的〈城市風景〉中，以「口罩」和「說話」為意象，揭示香港的身份困境：這城市有如此多的「隱密的訊息」，卻「聽不清楚」，無法辨認誰是論述主體。北島在二〇二一年詩行裡嵌入也斯這兩句，讓它們在全新的時代語境中，產生一層新含義：口罩在2019至2021年間的香港，從社運「暴徒」的頭上掀開，蒙到抗疫群眾的臉上。病疫襲來，社會管控瞬間完成。再無人能清晰言說，再無人能聽清訊息。

從殖民、後殖民到新殖民，從冷戰的橋頭堡到全球化的商貿之都，再到今天被懷疑為威脅國家安全的策反地，香港似乎永遠無法擺脫任他人論述、裁決的命運。當北島二〇〇七年移居香港時，他一定沒有想到，香港會在他歷經歧路所見證的人類苦難上，再添上沉重的一章。〈歧路行〉的1989敘事開端，同時連帶東西方兩大事件和隨後幾十年間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北島的個人際遇也被深深裹挾在內：1989年六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彈孔裝飾紀念碑」（第三章），向世界表明：該政權可以在經濟上繼續走資本主義，在政治上卻會堅持威權統治；1989年十一月，流亡中的北島在奧斯陸學生宿舍看電視直播「柏林牆正翻過世紀」（第六章）。柏林牆的倒塌曾一度被看作「歷史終結」的標誌，因為當時很多人深信自由民主將作為唯一制度，遍布全球。然而人們迅速發現，隨後迅猛發展的「全球化」，在世界推廣的並不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是聽任壟斷資本當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北島在幾十年的流亡中，不光保持著對後共產威權政治的「我——不——相——信」，還發展出對席捲全球的資本主義的同樣犀利的批判。在他看來，資本與權力共謀的全球化取代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成為新的霸權。現時代詩歌應擔當重要角色，反抗全球氾濫的技術官僚行話和商業主義媚俗對人類語言文化和生命經驗的侵害。[7] 在香港的十幾年中，北島更是目睹到威權政治和新自由經濟兩股勢力，各自發展到極端水平，以一種奇特方式在這城市匯合。如今香港無處不見這兩種極端力量的同時重壓：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對市民生活的壓榨、威權政治對公民社會的打壓和公民權的剝奪。

難道詩人體會到香港的不幸，或許昭示著全人類的厄運？北島接下來再次探討他以前詩歌中反覆探討的主題：自由與囚禁：

網——人類是魚的祖先

正進入大數據的生活

手被牽動心在右舵

自由不過是驗證我的名字

當病毒和數字王國為鄰

北島在1973年〈太陽城札記〉的最後一小節，只用了一個字，闡釋「生活」：「網」；而在他二〇二一年寫就的〈歧路行〉終章中，「網」藉助大數據技術，將人類之魚一網打盡。北島在1983年左右的〈同謀〉中寫道：「自由不過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距離」；而在今天政治和瘟疫的雙重管控下，「自由不過是驗證我的名字」。〈歧路行〉第二章追憶1989年那短暫一刻，「狂歡是奴隸與百姓的特權／他們用腳投票用頭髮興風作浪」；而到了2021年終章，「奴隸們扛著歷史的樓梯／螺旋的邏輯可進可退」——難道人類再也擺脫不了「歷史決定論」的厄運嗎？

詩歌始於和終於個人生命歷程和體驗。只有當詩人進入自我生命的深度，才能構築出與時代抗衡的詩句，有力抵制權力和資本對語言和思想的壟斷。

〈歧路行〉跨越十一年的寫作，其開頭和結尾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語言風格和精神狀態。北島於2010年開始〈歧路行〉時，總的精神基調中雖有懷疑和批判，但仍以開放的姿態打開諸多問題，與過去的「今天派」和解，向未來探尋新的可能。而到了〈歧路行〉的終章，悲觀之情和沉鬱之聲主導了詩行。詩人在第八章就已經寫道：「流亡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我的一生」。即使之後結束了西方漂泊，舉家移居香港，生活趨於穩定，對已進入「古稀之年」的詩人來說，前方仍是歧路無盡。「香港不是我旅程的終點」——北島永遠不會像荷馬筆下的奧德賽，最終安然返鄉。但親歷香港沉淪的悲切，足以為〈歧路行〉的寫作畫上沉重的句號。如果說〈序曲〉和第一章是雄偉的開端，第三十四章則是一首漸慢終曲。最後一段，也是整部長詩的結尾，詩人身處監控、隔離時代，坐在書房，面對眼前的風景，困頓的歷史和個人，以及懸置的夢境：

窗口面對海灣的全景

大歷史升級到單人牢房

夢中的鳥飛過短暫而永久

正是在這樣漸慢、沉入黑暗和孤寂的文字中，我們得以理解北島的詩學堅持：詩歌的功能不僅在於抒情，更在於批判。而詩歌的批判力量，不是源於空闊的意識形態宣傳、政治鼓動和抽象的概念思辨。詩歌始於和終於個人生命歷程和體驗。只有當詩人進入自我生命的深度，才能構築出與時代抗衡的詩句，有力抵制權力和資本對語言和思想的壟斷。在〈歧路行〉的〈序曲〉，新舊北島相逢；在〈歧路行〉的終曲，詩人在「單人牢房」，與當下自我相逢：

我是你歧路的陌生人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節

奧斯維辛後，後冷戰和全球化的美好諾言破產後，威權肆虐、社會和生態災難接踵而至的今天，詩歌仍以唯美字眼，為人提供廉價陶醉，是不可能的了。在晦暗、「匿名」的時代，「是詩歌泄露天機的時候了」——詩歌以點石成金的語言，闡述和重構人的生命經驗。她有時激勵人們打開關於解放的想象，有時幫助人們更透徹地言說和理解痛苦。〈歧路行〉序曲的最後一句，擔負起前一種責任，追尋解放的希望之光：

何時從關閉的宮門

從歲月裂縫

涌進洪水的光芒

〈歧路行〉終曲的最後一句指向後者，把人的痛苦迷茫刻畫得更深：

送信明天卻沒有地址

2022.2-3，於香港

[1] 1978年，北島向芒克、黃銳建議辦個文學雜誌，「現在是時候了」。之後在一次籌備會上，芒克為雜誌起名「今天」。《今天》創刊號封面上註明的英文是The Moment，後來改為TODAY。參見北島，〈今天的故事〉，收入《古老的敵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87, 91.
[2] 參見北島，〈里爾克：我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和〈策蘭：是石頭要開花的時候了〉，收入《時間的玫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75-153.
[3] 北島，〈我一直在寫作中尋找方向〉，收入《古老的敵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112.
[4] 北島曾稱《今天》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另一條河流」，見《今天四十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x。
[5] 北島關於紐約的很多故事記入〈紐約變奏〉，收入《午夜之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1-34；關於狄蘭・湯瑪斯的生平及詩歌解讀，見〈狄蘭・托馬斯：通過綠色導火索催開花朵的力量〉，收入《時間的玫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315-358。與艾略特、邁克和帕斯的交往，見〈紐約騎士〉、〈異鄉人邁克〉、〈帕斯〉，收入《藍房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22-26，32-39，51-58。實際上〈歧路行〉中眾多章節都埋藏著大量線索和暗碼，與北島之前出版的詩歌、散文，以及他所景仰的詩人作品，形成互文關係。
[6] 北島，〈詩歌是我們生存的依據〉，收入《古老的敵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40.
[7]參見北島，〈詩歌是我們生存的依據〉和〈古老的敵意〉，收入《古老的敵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4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