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而隱形的界限之下，是台澎金馬的特殊命運

文／李易安、何欣潔

編按：2022年，金馬解除「戰地政務」30年，舊戰爭真的結束了嗎？新戰爭是否又將來臨？群島的樣貌如何形塑了今日的「台灣」？何欣潔與李易安，兩位來自台灣、澎湖的記者，花費5年時間採寫的新時代「金馬之書」，期望能透過關注青年想法、記錄解嚴後世代的眾聲對話，以金馬故事連結歷史記憶與斷裂的情感，更深入了解我們所在之處。（* 本文摘自《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第四章〈台澎金馬邊界的形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金馬戰地政務〉，標題為編者擬。）

當年幼的金門「華華理髮廳」老闆林壬華在金門街上與兄弟姊妹、左鄰右舍一同倉皇躲避「九三砲戰」砲彈同時，尚不知道他們的痛苦，正劇烈牽動台灣的命運。當時連串的外島危機，促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下簡稱《防禦條約》）簽訂，保障了台澎金馬的安全，也意外地讓蔣政權「反攻大陸」夢碎。

根據林孝庭的研究，當時美國不但不願意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甚至連簽訂《防禦條約》都十分猶豫，直到九三砲戰時，美國才做出決策，與蔣介石政權簽訂《防禦條約》。《條約》不但阻止中共繼續對台灣外島發動戰爭，同時也等同對國軍的「反攻大陸」發出禁令，讓中華民國的統治疆界最後僅能以「台澎金馬」作為勢力範圍的結果，幾成定局。

而在《防禦條約》簽訂後兩年，一九五六年，金門與馬祖的「戰地政務」時期正式開始。國際的戰爭風雲，成為此二地居民的沉重枷鎖。金、馬二島在美國、中國大陸、蔣政府三方湧動的角力下成為前線「要塞」，這一改變，便長達三十六年。

在韓戰當時，以「台澎金馬」為四界的「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國境尚未成形。在蔣介石與國軍將領們的戰略地圖上，金、馬尚不是唯二與中共對峙的前線島嶼。

一九五〇年代的「外島選擇／危機」

話說從頭，金、馬二島作為「台灣前線」的成形過程，必須放在一九五〇年代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後的一系列「外島危機」與「外島選擇」的脈絡下來看。

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該年下旬，中共招募四十萬志願軍「抗美援朝」，於十一月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半島，協助北韓對抗聯合國部隊。蔣介石在台灣各地視察部隊、向官兵精神喊話，為反攻大陸做好準備。

此時，中華民國部隊仍在浙江外海控制一系列島嶼，包括後來執行「大撤退」任務的一江山島與大陳島等島嶼。相對這些浙江外島，金門與馬祖則屬於「福建外島」，均是中華民國布置防線與非正規游擊隊伍的據點。

換言之，在韓戰當時，以「台澎金馬」為四界的「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國境尚未成形。在蔣介石與國軍將領們的戰略地圖上，金、馬尚不是唯二與中共對峙的前線島嶼。

那麼，在韓戰時期，「四九年後中華民國」的「外島」，是如何從「浙江、福建群島」演變為「金馬」兩大陣地？

根據林孝庭在《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中的研究考證，韓戰爆發後，蔣介石第一時間本擬向美國提案，派遣中華民國政府軍參戰，協助聯合國部隊對抗北韓軍隊（一開始共軍尚未參戰）；蔣介石還一度打算要求美國，讓國軍部隊借道朝鮮半島，打回中國東北，完成反攻大業。

但隨著戰事延燒，中共派遣人民志願軍加入戰局，蔣介石反而「展現出冷靜與理智」（林孝庭語），他在整體評估過後，認為華府不會讓國軍參與韓戰，也不可能同意「借道」讓國軍打回東北。根據蔣介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的日記，他在當時預測，讓國軍的海、空軍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執行「有限度的軍事行動」，用以牽制中共，將是國民黨日後可為韓戰出力的少數可行方案。

在林孝庭的研究中，美方實際上並未完全反對反攻計畫，反而是蔣介石個人因一向忌憚孫立人，擔心若與美方合作進行反攻大陸計畫，美方可能更屬意西點軍校精英孫立人來掌兵符等等，以至於蔣介石對反攻大陸計畫十分保守，與蔣政權對國內軍民大力宣傳「反攻必勝」的激昂，呈現劇烈反差。

無論美方與蔣介石的盤算為何，包括金門、馬祖在內的福建與浙江諸島，就是這盤「海島反共」計畫的根據地。

當朝鮮半島戰爭方酣，這些東南沿海的群島，也漸次被打造成反共基地。一九五一年，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以「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 Incorporated）名義，在台北設立基地，將美方提供的軍事訓練系統與武器經由台灣轉送至浙江、福建外海的小島上，用以整編當地反共游擊隊勢力，統一指揮。

同年，蔣介石愛將胡宗南在大陳島上成立「浙江省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與浙江省政府，象徵中華民國政府仍有控制「總統故鄉」的能力。接著，位於福建外海的金門、馬祖也設立了據點，而淡水、澎湖馬公與金門則成立了西方公司主持的訓練中心，教授游擊、敵後工作、戰鬥情報等訓練課程。

根據一份一九五二年三月的解密文件顯示，在西方公司成立的短短一年之內，已經有一百四十九名學員完成訓練，被空投到緬甸北部、雲南與海南等地，從事敵後工作。

當然，除了自國軍的另一「反攻角」西南邊境重返大陸，自東南沿海列島出兵的各類軍情行動，亦從未斷絕。一九五三年，由金門防衛司令胡璉所發起的「東山島戰役」，就是其中一次經典戰事，參戰國軍高達一萬餘人，向當時共軍控制的東山島發起兩棲作戰。

然而，東山島戰役後，國軍未再對中共統治領土發動過如此大規模的戰事。相反地，接下來的幾次大型軍事衝突，都以共軍攻擊中華民國統治的外島為主。其中，本章最開頭提及的一九五四年共軍砲擊金門的「九三砲戰」，很可能就是促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推手」。

戰地政務時期採取的嚴格軍事管控、「全民皆兵」的要求，以及在互有攻守的戰爭前線生活、日日活在交戰恐懼中，帶給所有金馬居民不可抹滅的生命印記。

外島的犧牲：砲戰聲推進台美協防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下午五點，解放軍在廈門集結數百門火砲，突然向金門發射砲彈，一時之間，金門充斥著震耳欲聾的砲聲與各式建築物遭擊中的巨大聲響。開戰的前十二小時，共軍對金門發射了超過六千枚砲彈；中華民國國軍則自九月五日開始反擊，派出戰鬥機轟炸廈門。

此後，雙方相互砲擊、空戰未歇，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方告一段落，被稱為「第一次台海危機」，與其後的八二三砲戰、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並稱三次台海危機。二〇二二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共軍飛彈試射演習，亦有人認為是第四次台海危機。

讓我們將時序倒回一九五四年，探究造成金門平民共六十餘人死亡、無數民房被毀的九三砲戰，為什麼極有可能是美國與蔣介石締結《共同防禦條約》的最主要近因。

九三砲戰前夕，被稱為「亞洲版北約」的「東南亞公約組織」正要成立，一些歷史學者認為，毛澤東在此時砲擊金門的原因，即是為了嚇阻東南亞公約組織，不得把中華民國納入會員。然而，砲擊的行動卻讓當時在菲律賓馬尼拉進行訪問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改變了他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看法。根據林孝庭的研究，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杜勒斯自華府啟程時，美方對於跟台北締結軍事協防條約的態度，依然是推遲進行，並無立即簽訂的計畫。

然而，九三砲戰的發生，「提供了蔣介石一個充分的理由來說服華府，簽訂一項協防條約對維護台海局勢、嚇阻中共採取軍事行動，乃具有重要性與迫切性」（《意外的國度》，頁三三一）。九月九日，杜勒斯自菲律賓返美的途中，臨時決定在台北停留五個小時。這次短暫的會晤讓蔣介石得以當面向杜勒斯表達中美簽訂協防條約的重要性，也換來杜勒斯承諾，華府不會對蔣介石的心聲「充耳不聞」（頁三三三）。

同年十二月三日，杜勒斯代表華府在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這項條約直至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才因中美斷交而終止。在關鍵的二十五年中，《條約》確保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生存與安全，但對於一心重返大陸的軍民來說，也如一把雙面刃，緩慢地削光了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的可能性。

總體來說，在五〇年代一連串的國共衝突中，金門與馬祖的角色除了是「陣地」，更像棋子，成為兩岸政權與美蘇等列強談判折衝的籌碼。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之後兩年，即一九五六年，金門、馬祖兩地正式進入「戰地政務」時期，在中華民國的國境之內，金馬居民注定成為特別而例外的存在。戰地政務時期採取的嚴格軍事管控、「全民皆兵」的要求，以及在互有攻守的戰爭前線生活、日日活在交戰恐懼中，帶給所有金馬居民不可抹滅的生命印記。

如今的人們可能很難想像，當我們踏上島嶼，路上偶遇看似平凡的老一輩金門、馬祖人，無一例外、不分男女，都可說是「退伍老兵」，曾與數萬國軍一同戍守前線。

「共同防禦」時期：金馬「要塞化」

口令下的生活

戰地政務，簡而言之是將金門、馬祖兩島長期「要塞化」，所有生活其上的居民都進入軍事管制生活，軍方派遣的將領就是金門、馬祖兩地實質的領導人，兩地的縣長必須聽命於防衛部司令官。

為了備戰，金馬兩地實施嚴密的戶籍管理政策。當地居民不得隨意遷移戶口，就連在島上的其他村落過夜也必須受軍方管制、監控。此外，金馬居民前往台灣必須向官方登記報備，一般台灣居民進入金馬地區，也受到管制。不只如此，就連通訊也嚴格管控，往來金馬與台灣的郵件會受到政治檢查，台灣與金門、馬祖之間的非軍用電話，則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開放自由互打。

在戰地政務時期因備戰需要，金門、馬祖全島實施長時間宵禁。晚上九點過後，島上各重要路口都設有崗哨，必須知道當天的通行口令並持有通行證才能通過，口令的內容日日不同，從當時司令官的姓名到「鄧麗君」都有之。然而，多半只有軍方高層或有機會與軍方接觸的人士，才有機會知道通行口令，一般百姓就算是生了急病或臨盆在即，也不能任意通過。

「我太太要生第二胎的時候，就是在晚上，她都已經羊水破了，軍人說不讓我們過就不給過，還是問東問西，我真的氣了，跟他大聲說，我太太就要生了！我們還能去哪裡？最後才放我們過去，差一點點（就來不及了）！」居民劉木水（化名）如此回憶。

不只行動自由受限，戰地政務下的金門、馬祖全體居民還必須「人人皆兵」，加入「民防隊」，擔綱軍隊的後勤與醫護工作、替軍用物資搶灘。全島民眾不分男女，都必須接受軍事管理，學習用槍、傳令、包紮、替軍隊補給等等軍事技能，婦女只有懷孕才能免除服役。甚至，當軍隊出現逃兵時，全體島民還必須跟著放下手上工作，參與搜尋失聯官兵，如此這般，在備戰與生活不分的狀態下，度過了三十八年。

如今的人們可能很難想像，當我們踏上島嶼，路上偶遇看似平凡的老一輩金門、馬祖人，無一例外、不分男女，都可說是「退伍老兵」，曾與數萬國軍一同戍守前線。

戰鬥村

以金門自衛隊為例，其成立於一九五三年，由縣政府成立民防指揮部，並在各鄉鎮、村里設下民防大隊與民防中隊，不但有運輸隊、工程隊等編制，也有婦女隊。自一九五六年開始，全島不分男女，只要到達一定年齡，便會由軍方指揮編配任務，擔任消防、防毒、防空、救護、搶修、運輸等作業，也要扛起自身村落防禦及自衛戰鬥等任務。

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劉木水，就是其中一名民防隊員。他從國中開始擔任村子裡的傳令兵，每次軍事演習時在村中的坑道奔跑傳令，讓大人了解當前情資。村中的孩子嫻熟地形，「地面跑一跑就進坑道，坑道跑一跑就出地面」，是最佳的傳令兵。

劉木水與同輩孩子當年來回「傳令」的村中坑道，是由父輩男丁親手挖掘建成的。待到年紀稍長，他們也必須加入坑道工程的行列，輪到更幼小的弟弟、子侄奔跑傳令。在金門，許多人家中至今尚存上一輩親人挖掘的古老避難坑道，在軍方設計的「戰鬥村」中，坑道更是密集交錯、完全不輸正式陣地。

位於金門島正中央的「瓊林村」便是其中經典。它是金門第一個示範「戰鬥村」。

走進瓊林村，造型優美、綿延不絕的閩式古厝總會吸引遊人目光，村中亦有知名新加坡華僑領袖蔡嘉種興建的洋樓「養拙樓」，乍看之下，就是一子弟功成名就、返鄉建設的富庶閩南村落而已。

誰也想不到，在華美的建築群底下藏著一千三百多公尺的坑道，共有十幾個隱蔽出入口，全數設在位於交通要衝上的民宅裡，只有軍方與村民知曉位置。萬一敵人來襲，村中的人會立即進入坑道，展開後勤、運輸、情報工作，村口的機槍碉堡則負責抵禦敵人，追求「將敵人擊斃在陣地之外」的目標。瓊林村周邊甚至還有一些假墳墓，表面上是普通的墳地，其實內裡挖空，有空間可以藏機槍手，這些都是準備來與共軍交戰的設施。

為了在戰爭時發揮「軍為主、民為輔」的戰略目標，甚至負責打造「戰鬥村」，金門的民防隊隊員每年都必須花費一個月的時間參與演習，才能完成由民轉兵的任務。每年時間一到，全體民眾就動員起來，緊急集合、組裝槍枝、進入陣地，接著演練各種戰備狀況，反覆測試、演練每個步驟。

金門高中的退休教師陳佳玉（化名）也是民防隊的一員。她回憶，女性當年要從國中開始學習護理課程，為在戰時給傷兵包紮、處理作準備；到了高中，就開始上打靶課程。後來她當上了老師，但金門教師與一般教師不同，一開始就肩負「背槍上班」的任務，隨時準備要在戰爭來襲時負責保護學生。

「以前是地獄」

金門「戰鬥村」的實際備戰情況，究竟多麼全面徹底呢？

「開始演習的話，（我們自己的）軍方甚至會派員假裝成共軍或共軍前來刺探情報的人員，會來跟你攀談、看你的反應，如果你沒反應，還很開心跟對方聊天，你就完蛋了，這關算是沒有通過。」劉木水解釋，金門島上的軍事演習十分細膩，都是「來真的」，萬一沒通過測試，村長與村幹部就會遭到處罰，壓力所及，所有人都戰戰兢兢。

陳佳玉也說，民防隊的年度演習，絕非花拳繡腿，「我們年輕的時候，從裝槍、拆槍、清槍、打靶，都要經過反覆練習，不可能摸魚。」

不過，她也回憶，不管怎麼努力練習，一般民眾的戰鬥實力畢竟與專業軍人有距離，「我們以前打靶，是一次六發子彈，有一次打完，我檢查自己的靶，發現上面竟然有十顆子彈！」陳佳玉與「鄰兵」忍不住苦中作樂地大笑起來，「我們本來覺得是她把自己的四發打過來了，後來想想不一定，可能我的六發也有好幾發跑到另外一靶去了！」

雖然不可能將全部的民眾鍛鍊成專業軍人，但這種將全體老百姓編列入隊、化普通村落為堡壘的做法，在兩岸交火最激烈的「八二三砲戰」中，發揮了一定功效。在砲擊最猛烈時，民防隊必須冒著砲火，衝到碼頭搶運軍需補給物資，好讓正規部隊留在陣地中待命，保存攻擊實力。也因此，在戰爭中，民防隊多有傷亡，工作艱辛。至於平日的演練，不但造成生活煩擾，高強度的軍事訓練，也對居民造成實質的身體傷害。

瓊林村的民防博物館中便記載，當時的婦女要一邊負擔家務一邊接受軍事訓練，實在太勞累，有一次，一名婦女因為疲勞過度而打起瞌睡，手上的刺槍不慎落到前排的「鄰兵」身上，在另一位婦女身上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傷口，嚇壞眾人。

女性即便遇上生理期，甚至是小產後身體虛弱，也幾乎無法得到軍方諒解，「帶隊的都是男生，多數都沒有結婚，誰聽得懂妳講這個？聽得懂他也不管妳。」高齡七十九歲的金門古崗村村民王瓊玉回想起過去的日子，忍不住說：「以前是地獄啊！你們現在，就是天堂。」

也因此，有不少人努力躲避這場彷彿無休止的「兵役」，女性更是寧願生子、不願當兵，「我為了不要去當民防隊，就跟他們（軍方）說我懷孕了。但這不能騙太久啊！我只好真的去懷孕，幸好很快就真的懷上了。」說起過往的歲月，高齡八十歲的陳奶奶（化名）忍不住偷笑了一下，「我也不想騙人，但有什麼辦法？做民防隊太累了！我寧可去生孩子。」

一般性的民防隊訓練已經夠累人，萬一又遇上「逃兵」事件，更是讓金馬居民草木皆兵、緊張萬分。一九七九年，當時仍為中華民國籍的現中國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原名林正義），在金門距離廈門最近的「馬山連」擔任連長，泅水離台至廈門投共，給金門小島生活投下震撼彈。

林毅夫的叛逃動員了全體金門居民投入代號為「雷霆演習」的尋找逃兵行動，更因傳說他是「抱著籃球游泳到廈門」，讓軍方更加嚴格管制金門人持有籃球、水桶等可做浮板的生活器材，使得日常用品成為管制品。雖然林毅夫後來稱自己「不需要抱球就可以游過去」，卻依然讓金門民眾承受了長年的「球管」歲月。

不只「球管」，戰地政務時期的軍事管制，讓現今人們難以想像的諸多生活物品成了金馬地區的違禁品。例如：禁止飼養鴿子，以防鴿子成為向對岸送信的工具；禁止放風箏，因為可能會被用來向對岸傳送信號；攝影機、收音機等生活用品也不例外，在嚴格管制之列。連漁民到海邊從事漁業，都要持有「漁民證」、「蚵民證」等證件才能下水，且必須在規定時段下海，不管是否符合潮汐規律。若持有相關證件的漁民違反宵禁等規定，證件便會被沒收，成為軍方管制民間活動的另一利器。至於被認定有「匪諜」嫌疑的居民，則直接以軍法審判、處刑，被冤錯假案羅織入獄者，不知凡幾，至今仍未迎來一次仔細而全面的轉型正義。

這些金馬居民的想法，由曲折而漫長的歷史脈絡造就，也讓金門老一輩選民與民進黨、台獨運動始終保持距離，甚至頗有敵意⋯⋯

平行時空

在戰地政務解除初期，金馬軍民對自己的這段「保家衛國」的戰地經歷，感到十分驕傲。董森堡觀察，戰地政務剛剛解除時，金門男生不必再到民防隊服役，開始跟本島男生一樣，服一般國民兵役。軍中長官知道他們的金門出身後，動輒激勵他們，「你們金門來的，不可以拿第二名啊！」而金馬男兒也確實體能過人，「每一項體能、戰技、打靶真的都是我們冠軍啊！這就是我們戰地的驕傲！」董森堡眼中閃現著得意的光芒。

然而，當這樣的戰士驕傲，遇上民主化、本土化之後的台灣，卻因為金馬戰地記憶未能被台灣理解，讓許多老戰士們出現有志難伸的鬱悶，最後甚至演變成一種「被台灣拋棄」的感受，成為台灣本島與金門、馬祖居民之間的心結。

再者，兩島的經濟發展長期受到限制，金門並未搭上台灣經濟起飛的列車。在地青年王苓說，台灣人親身體驗的「經濟起飛致富」的過程，對她來說只是課本上的名詞，「直到去台灣讀書、認識台灣朋友之後，才知道，很多人的長輩真的在經濟奇蹟裡面發了財或破了產。哇，原來奇蹟是真的，我們則是在另一個平行時空，靠軍人生意致富。」

身在前線，許多金門人的生計與駐軍緊緊相依，待到和平時期，駐軍撤離，對當地的經濟是巨大衝擊，而一個長年備戰的軍事島嶼要轉型觀光，亦不那麼容易。此外，在解嚴之後的台灣，大家對於金門與馬祖居民的茫然與焦慮，始終理解不深。

雪上加霜的是，「金馬撤軍論」出現後，讓許多金門人選擇冷眼相看「台獨」思潮。再者，由於地理上的阻隔，讓金門相對與廈門親近、與台灣本島疏遠；加上金門與馬祖未與台灣本島一樣，歷經過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僅金門曾被短占領），在許多細微的文化、語言與慣習上，都和台灣本島有所區別。加上戰地政務時期，台灣民眾並不能隨意到金門旅遊；金門人要到台灣來，也必須辦理戶籍，這些讓許多金門人原本就對台灣有一定的疏離感，在台灣本土意識高漲的年代，更形成了不少衝突與誤會。

舉例而言，劉木水便和許多金門人一樣，認定自己「不是台灣人」，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願意投向中共的懷抱。劉木水解釋，自己的戶籍是「中華民國福建省」，「跟台灣沒有關係」，在地理上，法律上也將「台澎金馬」四島並列，金門島確實不屬於台灣島的一部分，「我會說自己是金門人，也可以說我是福建人、中國人——我說的是中華民國的那個中國——但我不是台灣人。」

這些金馬居民的想法，由曲折而漫長的歷史脈絡造就，也讓金門老一輩選民與民進黨、台獨運動始終保持距離，甚至頗有敵意，讓金門成了許多台獨分子眼中「又紅又統」的地區，擔心它會成為「中國滲透台灣」的跳板，甚至出現「金門是否會是台灣克里米亞」的爭議（詳見第二部第八章）。

但若從現在回看一九九二年，台、澎解嚴之後，日漸成形的「獨立台灣」共同體，自一開始，就落下了曾經以身家性命替「大後方」抵擋共軍、換來《共同防禦條約》的金門與馬祖。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金門、馬祖與台灣、澎湖之間，存在著一條隱形的界線。無論在實體的空間還是過去漫長的記憶上，金馬與台澎的居民，過日子時翻的好似不是同一本日曆，更常常活在不同時空。

更令人尷尬的是，嚴格來說，今日的金門與馬祖，實際上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的水域之內，等同於台澎金馬共同體之間的（海上）飛地（行政上屬甲地，所在地卻位於乙的地域）。今日的台澎居民之所以很難感受到這條邊界，是因為前往金馬的班機暢通，但萬一戰爭再起，台澎與金馬交通阻斷時，這條「進入前線陣地」之前必須穿過的無形邊界，就是清晰而肉眼可見的了。

對於地理學界而言，上述金馬的「雙重邊界」狀態，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台大地理系教授徐進鈺研究認為，作為邊陲島嶼的金馬，反而是中華民國展現合法性的空間核心，「金馬的『雙重邊界』（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國境邊界，與台澎則有隱形邊界）……反而讓肩負『反攻大陸』大業的中華民國得以保存在高度軍事化的金馬雙重邊界內，讓台灣本島成為『例外』。此例外性構成了台灣在一九六〇年代參與『新國際分工』，納入美、日廠商主導之全球商品鏈的空間基礎。」[1]

回顧這漫長而艱苦的歷史，是「金馬」造就了今日（包含台澎金馬的）「台灣」；屬於金門與馬祖的尷尬，並不單單歸屬二島，而是台灣特殊命運的縮影，是祕密身世的關鍵情節。

金馬邊界的雙重性，由來於一個又一個關鍵的歷史事件。一九五四年的金門九三砲戰促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切斷了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可能性，而自一九五六年開始的戰地政務，卻在蔣政府實質上不可能反攻大陸的情況下，成功地在象徵意義上維繫了「我們還可以反攻」的幻象，讓中華民國解決了認同危機與生存問題，得以開始嵌入國際貿易體系，書寫經濟奇蹟的篇章。

金門與馬祖，就這樣，在戰爭與和平的邊緣，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力，以及美國橫跨太平洋的牽制與平衡當中，逐漸長成今日複雜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