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與挑戰：巴西公民權漫長的成功之路

文 / 莉莉亞．蘇瓦茲 Lilia Moritz Schwarcz（聖保羅大學人類學教授）
海洛伊莎．史塔寧Heloisa Murgel Starling（米納斯吉拉斯州聯邦大學教授）

譯 / 許邏灣

編按：2022年10月31日，巴西大選進入第二輪選舉，77歲的左翼前總統魯拉以51%得票率，擊敗了67歲的右翼波索納洛，當選新一任巴西總統。以足球、咖啡、嘉年華聞名於世的巴西，是熱情舞動著森巴的南美巨人，卻也是飽受殖民暴力創傷的混血兒。大選之際，聯經出版了《巴西：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中譯本，本書由兩位巴西女性學者執筆，結合歷史、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描繪巴西豐富、混雜而戲劇性的歷史，重新建構這個國族史詩般的故事⋯⋯（* 本文摘自《巴西》章節〈歷史不是算術〉，標題為編者擬。）

傾盆大雨
葡萄牙人來了
他給印第安人穿上衣服
真可惜！
若是豔陽高照
這個印第安人
會給葡萄牙人脫掉衣服。
——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葡萄牙人的錯》

圖皮或不圖皮，才是問題所在。
——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食人族宣言》

什麼原因使巴西紅木（brasil）變成巴西國名（Brasil），或者使巴西（Brazil）變成巴西聯邦共和國（Brasil）？自從葡萄牙人到來，每一代人都曾經問自己這個問題。有些人得出比較正面的結論。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歷史並非唯一解答。巴西的歷史短，僅五百年（如果我們遵照官方說法，從葡萄牙人的來到展開巴西歷史），而且紛亂不斷。一旦起了頭，歷史便滔滔不絕，並且喜愛加入論戰。歷史改寫概念和神話，質疑許多關於巴西的臆說，揭露趨勢和一再重演的事件，確實值得新的闡釋。歷史玩弄時間，千絲萬縷，理出頭緒又打掉重練。歷史用一隻眼觀察過去，另一隻眼密切注意現在，甚至關注未來。

巴西史與不斷鬥爭贏得權利並獲得公民身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作為殖民地，這個國家經歷基本的對偶性，一邊是龐大的土地占有，另一邊是奴隸制度。

自從巴西是巴西聯邦共和國，自從這個國家初次建立民族認同感，有一長段歷史充滿國內衝突、暴力、試圖自治並要求平等，伴隨人權與公民權的逐步發展。巴西的故事普通，卻與眾不同。巴西史沒有演變可言，不出所料地依照事實和資料進展。一方面，這個過程看起來與所有現代國家很類似，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為爭取個人自由而鬥爭，在二十世紀為爭取集體自由而鬥爭。另外，對一種新型權利有漸進的知覺，既非個人的也非集體的—環境永續的權利與民族文化遺產的權利。但是巴西的故事有另一面。在巴西，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比爭取社會權的鬥爭落後許多。直到二十世紀七○年代，這個國家才積極主動維護公民權，支持非洲裔巴西人、婦女和彩虹族群（LGBTs，同志族群）運動，以及環境運動，即便當時那些運動起初是嘗試性的。行使某些權利未必會導致行使其他權利。然而，公民權的準則是個人自由，若不保障公民權，若不理解守法的人（無論他們有什麼差別）必須有平等權利，就沒有公民身分。

所有社會群體絕非同時取得權利。對那些權利的體認不斷在變化，對公民權勝利的反應亦然。巴西史與不斷鬥爭贏得權利並獲得公民身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作為殖民地，這個國家經歷基本的對偶性，一邊是龐大的土地占有，另一邊是奴隸制度。一八二二年，作為獨立國家，巴西在盡是共和國的大陸變成唯一的君主國。儘管有聲稱的自由主義，一八二四年皇帝強加的第一部憲法，實際上只允許小部分自由民有直接投票權，導致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使得以奴隸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原封不動。

如果歷史記憶是我們的使命，根深蒂固且悠久的奴隸制經驗不能被忽視。奴隸制的傷痕殘存到今日，甚至留存在我們的建築裡。住宅公寓大樓有僕人使用的後門，仍然建造女僕的小房間。社會歧視與種族歧視反映在我們的辭彙—在現代巴西，窮人，尤其是非洲裔窮人，一直是歧視和不公平的攻擊目標。奴隸制確切的定義，表示否定自由與平等的基本權利。在法律用語，奴隸是沒有權利的人，奴隸不具人格（servus non habet personam）—根據羅馬人古典的定義，沒有名字和過去。無論走到哪裡，沒有來歷的人是外國人。當然，在巴西奴隸憑藉叛亂、行動主義和談判，改寫那句格言。然而，在我們的社區核心，這種觀念繼續存在，而且頑固地堅持：男人與女人天生不同，因為歷史、生物學和身體狀況使他們區分開來。巴西貧困的混血下層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他們的命運大多遵循相同模式，陷入統治結構的羅網，強者對抗弱者，上校主義。這種體制使個人持續仰仗權威者，而非促進逐步取得公民權和社會權。「庇護」簡直是巴西的國幣，實際上否定個人的權利。將言過其實的權力賜與少數個人，使合法政府蒙受巨大損害。

在「第二帝國」，民族認同的建構變成當務之急—以「浪漫印第安主義」的形式，但是在「共和國」統治下，「純正巴西人」（Brazilianness）的意念才開始扎根，生命共同體的歸屬感，這個社會認清：身為巴西人的集體經驗使社會團結。巴西人不再是臣民，一條法律和集體生存，使一群人團結起來，如今他們是「共和國」的公民。這個過程在「第一共和國」時期已開始，當時首次採用次等公民（sub-citizenship）的形式。一八八八年奴隸制度廢除後，前奴隸不被承認是地位相等的人，被稱為自由民或「五月十三日人」，以貶抑《黃金法》的日期。這條法律公告的是自由而非平等，當時以科學名義提出種族理論，使臆說合理化。另一方面，在那種背景開始共和經驗，最初為爭取平等、勞動權和完整的公民身分而鬥爭。若是這個政治時機導致巴西人和移民率領罷工及公眾示威遊行，社會排斥政策也顯示政體的新局面才剛開始。

熱圖利奧．瓦加斯在三○年代上任，採用廣泛的社會立法，保證勞工的法律保護。但是有一種矛盾：這種保護以個人的自由為代價。熱圖利奧．瓦加斯的獨裁政府促進社會權，卻鎮壓政治權利。《一九四六年憲法》標識巴西史上第一個民主時期的起頭。這個時期維持瓦加斯時代的社會進展，再納入個人權利和政治權利，作為行使公民權的依據。

雖然民主政治已向前邁進，「共和國」一直停留在籌畫階段。共和國不只是一種政體，它是共和制（res publica）：屬於公眾，在公共領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與私黨的利益相對比。

然後，又有獨裁政府，這一回是一九六四年政變產生的軍政府，再次阻礙民權與政治權利的道路。從那時起，巴西人傾向於認為獨裁國家清一色是軍政府，但是瓦加斯總統的新國家鎮壓所有政治權利，州長們用武力維持專橫統治，顯然反駁這種意念。《一九八八年憲法》（被適切地稱為「公民憲法」）頒布後，堅實的民主制度與完整的公民自由，得以進行一段連貫且持久的時期。在一九八七年制憲議會的開幕典禮，烏利塞斯．吉馬良斯率直地宣布：「這個國家想要改變；這個國家必須改變；這個國家將會改變。」他說對了，巴西不一樣了。三十年前，沒有人想像得到：這個國家竟然選舉文雅的學者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勞工領袖盧拉及前游擊隊員迪爾瑪．羅塞夫女士，擔任巴西的總統。

軍事統治二十一年後，一九八五年，在第一位平民總統的授權儀式，沒有人預料得到這個國家會採取再民主化的方向。建立現代巴西是煞費苦心的重建。政治制度已經鞏固，三權分立，各種選舉自由且規律，人民可以自由地表達政治意見。民主不再被看作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現今平等權利是公共辯論的重點，在社會不平等的框架中確認全體公民的權利，同時列入新的個別化權利，平等對待弱勢團體—年長者、LGBT（同志）社區和兒童。

然而，極端的社會不公仍然與巴西的民主政治共存。雖然這個國家現今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但是從教育、工資和平均壽命的角度評估，在拉丁美洲巴西的社會不平等最嚴峻。這種體制絕非真正的共和。在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與公共機構裡，權術大多仍然基於任人唯親。雖然投票的人數按幾何級數增加，不道德的程序是選舉制度與政黨運轉的特徵，不曾因此改變。由於不斷挪用公款及政府的政策失控，腐敗冒險成為風土病。

巴西以一種確信進入二十一世紀：鞏固民主政治是我們留給後代最偉大的遺產。沒有任何政體是全然民主的；民主政治是持續在變化的概念，在進行過程中被修改和擴大。如果巴西想要與全世界其他現代民主國家並駕齊驅，主要的挑戰是現在。今後的議程是什麼？巴西會選哪條路走？

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當了兩任總統，從一九九五到二○○二年治理巴西，成功遏止通膨，而且成功調整政府資金結構，促使經濟成長。他也是「巴西社會民主黨」的元老之一，促進該黨的團結和茁壯。他的政府出類拔萃，原因之一是投資戰略性公共部門事業，與瓦加斯總統的項目劃清界線。卡多佐政府落實財富再分配的第一個方案，給貧困家庭救濟金，以便他們的子女就學。卡多佐總統的政府也活躍於社會舞臺，有食品補助金方案與消除童工。第一夫人，人類學家露絲．卡多佐博士，與丈夫一起推動許多社會公益項目照顧貧窮人口，例如互助社區組織（Communidade Solidária）、技能培訓（Capacitação Solidária）與掃盲計畫（Alfabetização Solidária）。

二○○二年盧拉當選，巴西的勞動階級首次成為必須認真對付的一股勢力。權力轉移順利，一個勞動階級的男人（童年時偕同文盲母親和七個兄弟姊妹，離開旱災肆虐的伯南布哥內地，來到聖保羅），成為巴西總統。盧拉是左翼領袖，有工會背景，在七○年代鎮壓的數年，他協助創立「勞工黨」，以「勞工黨」黨魁身分贏得選戰。

盧拉當選總統後，巴西的民主政治惠及以前被排除在外的許多階層人民。盧拉總統的政府降低貧窮、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勞動狀況改善，包括就業登記、增加信用貸款和提高最低工資，從二○○○到二○一三年最低工資增加將近六○％。「家庭救濟金」方案於二○○四年成立，使得財富直接重新分配給窮人和極其貧寒者。二○一三年，五千萬人（人口的二六％）收到救濟金。民主的程序持續不變，並且執行大規模政策，將社會保護措施的網絡擴大到廣大的巴西民眾。

雖然民主政治已向前邁進，「共和國」一直停留在籌畫階段。共和國不只是一種政體，它是共和制（res publica）：屬於公眾，在公共領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與私黨的利益相對比。共和政體的主要優點是肯定政治自由的價值、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和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共和國最大的敵人是腐敗。

這種規模的貪汙變成例行公事。由於這些行為仍然是國家政治舞臺的部分，憤怒逐漸高漲。然而，貪汙變成投入政治的原因（raison d’être）令人憤憤不平，有一種風險。

貪汙絕非巴西獨有；大多數國家當然都有貪贓舞弊，但是貪汙始終以不同的形式成為巴西史的一部分。或許是這個原因，在巴西，貪汙通常被看作國家固有特徵，彷彿風土病，不可避免的命運。常規重申這個觀念：盡你所能脫身，為侵占公款而從政—據稱這成為巴西的一部分特性，和國家的「貪汙文化」。這個觀點過度簡化，更何況是有害的。這是僵化的觀點，實際上阻止對抗一種極其複雜的現象。最重要的是，這個觀點低估大多數巴西人對這些常規的憤恨。

針對貪汙，巴西一直在改變公共行為和私人行為。就這方面而言，這個國家取得進展，起訴政府的員工和民間企業的個人，並且貫徹落實多元控制實務。現今有獨立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行政與職務自主性得到保障；「審計官法庭」監督公共基金的募集和分配；「國會調查委員會」使立法權制度化，監督「共和國」的其他權力機構和社會本身。另外，「聯盟總審計長」（Controladoria-Geral da União）調查不法行為，監督政府員工活動以維持合法性。該機構也使「隔離」（Quarentena）標準化，那是一套準則，限制正式公務員參與管理他們可能獲利的情況。

然而，有不可否認的證據，在巴西的公共生活貪汙已經根深蒂固。最近的告發牽連政府高官，顯示貪汙繼續存在，歷屆政府打擊這種慣例沒有成效。近代史有許多實例。在恩里克．卡多佐的兩個任期內，被告發竄改數字並挪用基金，尤其是國營公司（國家開發銀行、巴西電信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私有化的時期，被告發賄賂國會議員，以通過法律允許總統（及未來所有總統）連選連任。盧拉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爆發「月費」醜聞：有系統地支付各政黨的議員，使他們在國會支持政府。這個醜聞牽扯到「勞工黨」高層，導致這個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精英分子入獄。

經過四個月辯論（實況轉播），最高法院判決醜聞期間的那些被告有罪。巴西人民顯出前所未有的關注，同意法院宣布有罪的判決。然後，迪爾瑪．羅塞夫總統第一個任期結束時，爆發「巴西石油公司」醜聞。巴西最有價值的國營公司，以前經濟獨立的自豪感象徵，涉及密謀、貪汙、洗錢和管理不善。現今尚在調查中，導致這個國家的六大營造公司—卡馬戈．科雷亞公司（Camargo Corrêa）、聯合技術公司（UTC Engineering）、奧亞斯建築公司（OAS）、曼德斯．朱尼奧工程公司（Mendes Júnior）、恩格維克斯建築公司（Engevix）、加爾旺工程公司（Galvão Engenharia）—首屈一指的經營者入獄。這些經營者被判決有罪，非法交易涉及數百萬元，而且分配賄款給所有政黨的政治人物。行賄者和受賄者，雙方都初次被「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聯邦警察」調查，後見之明，這可以看作「共和國」歷史的一個轉捩點。

民眾感到義憤：這種規模的貪汙變成例行公事。由於這些行為仍然是國家政治舞臺的部分，憤怒逐漸高漲。然而，貪汙變成投入政治的原因（raison d’être）令人憤憤不平，有一種風險。人民可能拒絕政治職業，不參與公共生活，導致民主制度的信譽受損。唯有憑藉嚴厲的公共控制、施政透明和教育的過程，才能夠打擊貪汙。一般巴西人需要吸收共和價值。我們需要清楚體認公共權利的定義。這表示尊重他人、任何人和所有人。

過去的特徵仍然與今日的社會結構交織在一起，不可能因為善意或政令就消除。大部分人民仍然過著赤貧的生活，雖然巴西已進步，但是社會不平等仍然位居世界前列。

在二○一三年中，公共權利發揮得淋漓盡致。六月一個早上，許多巴西人一覺醒來感到驚愕：聖保羅市公車票漲價，導致全國各地民眾怒不可遏。成千上萬人，大多是年輕人，在大城市的街上抗議遊行，議程遠遠超過公共運輸費用的問題範圍。他們強烈表達普遍的不滿情緒並渴望改變，雖然目標不明確。他們通稱「六月抗議遊行」（Manifestações de Junho），沒有領導人和政治演講。各種各樣獨立運動在社群網路籌劃遊行，與政黨沒有關連。他們導致一連串抗議浪潮，維持不久但是影響深遠。他們顯示政府和政治體制脫離民族情緒。那些遊行的人要求改善教育、衛生與基本服務，並且喧鬧地抨擊政府腐敗。這些抗議遊行再度證實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充當活動場所供市民要求直接參與。

然而，最重要的是，「六月抗議遊行」顯示再民主化時期已結束。現今的問題在於採取步驟加強巴西的公共事業，以及擴大巴西的民主政治，新主張包括性別平等、性平等、民族平等、區域平等與世代平等。這是取得完整公民身分唯一的途徑。最近最偉大的發展之一是要求公民權利，要求「與眾不同的權利」，受到女性主義者、黑人、逃奴與LGBT社區成員的運動擁護。對許多巴西人而言，公民身分的定義不只是平等權，而是那種平等原則包括與眾不同的權利。

通往民主之路，重要的一步是二○一一年十一月「國家真相委員會」成立，調查政府的官員從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侵犯人權的罪行。二○一四年十二月十日「國家真相委員會」將最終報告呈給迪爾瑪．羅塞夫總統，這是深具象徵意義的舉動。現今這份報告是巴西集體記憶的部分，確認巴西公民的權利，處理軍事獨裁期間侵犯人權的重大罪行。「國家真相委員會」質疑《大赦法》的互惠條款，建議懲戒刑訊者，因為酷刑罪不符合大赦的條件。然而，這份報告未處理中心點，未揭露事實與事件的真相，在軍事獨裁統治下政治活動的真相。這些檔案，尤其是自一九七二年轉換為微縮膠片，一直由軍方保存。這個項目由三軍的情報與鎮壓機構進行。實際上這種資料仍然不可能取得，因此錯失良機。自一九八五年起，那些在政府任職者面臨的局勢已充滿挑戰，這種錯失導致局勢惡化，挫折感很大。這些領導人當中有迪爾瑪．羅塞夫總統，她是以前遭到逮捕和拷問的游擊隊員。欠缺透明度，在民主政府裡，巴西的領導人難以維持文官統治的卓越地位。

歷史不是根據所見所聞做推論，歷史學家也不是千里眼。歷史與累積資料沒有什麼關連，歷史也不是線性過程，當然不可預測。過去的特徵仍然與今日的社會結構交織在一起，不可能因為善意或政令就消除。大部分人民仍然過著赤貧的生活，雖然巴西已進步，但是社會不平等仍然位居世界前列。在這個國家許多地區，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工作，女人的工錢卻比較少；男人對女人施暴的頻率非常高，經常被婉轉地稱為「激情犯罪」。單身母親或同性伴侶成立新型家庭，與廣泛的性別歧視和同性戀恐懼症共存，婦女和同性戀族群屢遭暴力襲擊。儘管有新的平權行動政策，非洲裔人民，無論膚色深或淺，仍然遭受種族歧視，在勞動與教育統計表、死亡率和犯罪化都顯而易見。競爭環境仍然不公平，在公共場所，例如餐廳、俱樂部、電影院和足球運動場，種族偏見無所不在，更別提私人會所。雖然原住民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權利與土地所有權逐漸被確認，一旦涉及經濟利益，這些憑血汗掙得的權利都半途而廢。

最後，從一九八○年以來，刑訊不再是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警方仍然廣泛地進行拷問（並且加以掩飾），尤其是在貧民窟和最貧窮的住宅區，那裡的居民（尤其是年輕黑人）蒙受暴力和羞辱最為嚴重。這些情況顯示某些社會群體的公民身分岌岌可危，他們仍然受制於種族隔離。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民主。巴西的奴隸制歷史與二十世紀的獨裁政府，似乎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個人依舊僱用黨羽，或利用當局的協助，清算宿怨。這類慣例不局限於任一社會階級或團體。

本書留下許多問題懸而未決。巴西是否會鞏固「共和國」以及《一九八八年憲法》維護的價值觀？這個國家是否會努力維持永續發展，不破壞自然資源？巴西會在國際舞臺扮演何種角色？歷史沒有定論，而且樂於接受許多詮釋。本書已經完結，但是沒有結論。這不是最具權威的教科書，但是我們在此處竭力描述巴西公民權漫長的成功之路。這個國家不完美的共和政體轉型有很多挑戰，機構仍然薄弱，貪汙根深蒂固，公共基金被用來謀取私利。這個偉大的烏托邦或許將採納真正的共和價值，使國家利益由全體巴西人共享。在巴西歷史，這可能是新時期的開始。畢竟，既然巴西已實現民主政治，「共和國」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