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希．浦洛基（Serhii Plokhy）：帝國煙消雲散時，烏克蘭的誕生（二之二）

文／謝爾希．浦洛基 Serhii Plokhy（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主任、烏克蘭史教授）

編按：今天的烏克蘭民族，是在各種帝國勢力與文明範圍交會之處，從各種瓜分與苦難中生長出來的。2022年9月，哈佛大學烏克蘭中心主任謝爾希．浦洛基的著作《烏克蘭》中譯本面世，其在書中深度剖析了這座「歐洲之門」兩千多年的歷史軌跡，並且從帝國大敘事的瓦礫堆中，挖掘出烏克蘭的複雜過往，重建這段被許多人輕忽或遺忘的歷史。在俄烏戰爭仍在延燒的當下，我們不妨從更深層的歷史脈絡中，瞭解烏克蘭的處境與現狀，從中理解烏克蘭人思考身份、尋找未來的方式。（* 本文摘選自《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第二十五章〈再見，列寧〉；全文分為二篇，本文為二之二，標題為編者擬。）

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在許多方面都稱得上是「六〇一代」的成員，他的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赫魯雪夫的去史達林化運動的影響，也受到蘇聯和東歐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六〇年代宣傳的社會主義改革理念啟發。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的主要理論家之一茲德涅克．姆利納日（Zdenĕk Mlynář）正是戈巴契夫五〇年代在莫斯科大學法學院讀書時的室友。戈巴契夫與他的幕僚們希望對社會主義進行改革，讓它變得更有效率，「對用戶更友善」，或者如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之前布拉格人所說：要創造一種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

烏克蘭知識分子們認為烏克蘭民族的根本，也就是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脅，其中語言受到的挑戰尤其突出。

戈巴契夫首先從「加快」蘇聯經濟發展著手，這不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卻強調對現有機構和和資源進行更有效率的利用。然而此時的蘇聯經濟能加快的只有衰落的速度。正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笑話所說：「我們曾站在深淵邊緣，不過那以後我們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加速」的話語很快就讓位於「重整」（perestroika）政策，要求莫斯科的各政府部門放棄決策權，並且不像赫魯雪夫時代那樣將之轉交給各地區和各加盟共和國，而是交給各個獨立的企業。這令中央的官僚機構和各地的領導人感到頭痛，而戈巴契夫的「公開化」（glasnost）政策更讓他們寢食難安。如今下層也可以對他們發出批評，並且受到莫斯科媒體的鼓勵。「重整」政策在一開始讓這位新領導人和他的改革派觀點，獲得了來自知識分子和城市知識階層的支持，這些人已經受夠了勃涅日涅夫時代對公共生活的控制和官方宣傳中的謊言。

戈巴契夫的改革為從社會下層進行政治動員創造了機遇。在烏克蘭，那些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異議者剛剛從古拉格系統中被放出來不久，就成為利用這種新的政治和社會氣氛的先鋒。一九八八年春，他們建立起「重整」時期烏克蘭第一個公開的政治組織——烏克蘭赫爾辛基同盟（Ukrainian Helsinki Union）。這個同盟的大部分成員此前都屬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包括其領導者、在莫斯科接受律師訓練的律師列夫科．盧基揚年科（Levko Lukianenko）在內——他在監獄裡和國內流放中度過的歲月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烏克蘭赫爾辛基小組是一個創建於一九七六年的異議組織，以監督蘇聯政府履行一九七五年夏天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所確定的人權義務為己任。赫爾辛基小組和後來的赫爾辛基同盟的許多成員，在六〇年代時都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期待恢復「列寧路線」的民族政策，但一九七二年彼得羅．謝列斯特被調離烏克蘭和同期發生的逮捕行動，讓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徹底破滅。赫爾辛基運動為烏克蘭的持異議者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人權理念，其中包括個人和民族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的權利。

在「重整」時期的頭幾年，對民族文化、尤其是語言的保護，是業已被動員起來的烏克蘭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烏克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眾組織就是烏克蘭語言（保護）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krainian Language），這個協會創建於一九八九年，而到了當年年底，它已經擁有十五萬會員。烏克蘭知識分子們認為烏克蘭民族的根本，也就是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脅，其中語言受到的挑戰尤其突出。根據一九八九年的普查結果，烏克蘭五千一百萬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三是烏克蘭族，然而這部分人中只有百分之八十八稱烏克蘭語為他們的母語，而將烏克蘭語當做常用語言的更是只有百分之四十。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進程——當烏克蘭人從鄉村遷入城市，他們在文化上就被俄羅斯化了。截至八〇年代，大部分烏克蘭城市的人口仍以烏克蘭人為主（像頓內次克這樣以俄羅斯人為主的城市是極為少見的例外），然而，除了位於西烏克蘭的勒維夫之外，所有烏克蘭主要城市的常用語言都是俄語。烏克蘭語言協會希望逆轉這一進程，將那些不常說烏克蘭語，卻自稱烏克蘭人並認為自己的子女應當說烏克蘭語的人，當做首要的宣傳目標，而這是一場艱苦的戰鬥。

大饑荒是烏克蘭東部記憶的一部分，而民族主義抵抗和暴動則是西烏克蘭的特徵，然而某一歷史敘事想像的復活卻能將東部和西部聯合起來……

到了八〇年代晚期，蘇聯往往被描述為一個不僅未來難以預測，連過去都難以預料的國家。與其他非俄羅斯民族一樣，烏克蘭人努力嘗試恢復被蘇聯官方史學和宣傳掩蓋數十年之久的歷史。米哈伊洛．赫魯舍夫斯基的歷史著作重新進入了公共領域，印刷達到數十萬冊，成為這場「恢復」運動的起點。作品得到重印的還包括二〇年代的一批作家和詩人——他們是所謂「被砍頭的烏克蘭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其中許多人沒能活過三〇年代的恐怖時期。與在俄羅斯和其它加盟共和國一樣，記憶協會（Memorial Society）在烏克蘭也成為挖掘大清洗時代史達林罪行的領導者。在這一方面，烏克蘭知識分子們有許多獨一無二的、屬於他們的祖國的故事要講。其中第一個故事就是此前被當局完全掩蓋的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大饑荒，第二個故事則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烏克蘭反抗軍戰士們在四〇年代末和五〇年代初進行的武裝抵抗蘇聯運動。

大饑荒是烏克蘭東部記憶的一部分，而民族主義抵抗和暴動則是西烏克蘭的特徵，然而某一歷史敘事想像的復活卻能將東部和西部聯合起來，那就是關於哥薩克歷史的故事。彼得羅．謝列斯特在一九七二年被調離之後，當局曾對歷史學家和作家群體中所謂的「親哥薩克派」進行了一次清洗，將對哥薩克歷史的興趣等同於民族主義思想的表達。此時，隨著官方歷史世界觀的崩潰，哥薩克神話重回公眾視野。確實，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宣傳家們所認為的，這一神話的確與民族主義思想緊密相關。

烏克蘭運動者們當中許多人來自加利西亞和西烏克蘭，而這群運動者在一九九〇年夏天組織了一場「東進」，即對聶伯河下游地區札波羅結和哥薩克遺跡的一次大規模朝聖活動，旨在「喚醒」這個加盟共和國東部地區民眾的烏克蘭身分認同。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將成千上萬的民眾動員起來，並普及了另一版本的烏克蘭歷史——與那個在仍舊十分親共的南烏克蘭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版本不同。第二年，原本反對這次「東進」的當局決定加入日漸崛起的哥薩克神話潮流，在東烏克蘭和西烏克蘭都舉辦了哥薩克歷史紀念活動，卻沒能收穫期待中的政治紅利，黨和黨的信用正在急劇崩潰之中。

「得有多白痴才會想出『重整』這個詞？」第一次聽說這個字眼時，謝爾比茨基對他的下屬們說道。戈巴契夫在一次對基輔的訪問中，要求經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篩選的民眾向地方領導層施加壓力。謝爾比茨基當時在場，他轉向自己的幕僚，指向自己的腦袋，暗示戈巴契夫頭腦混亂，並問道：「那他到底還有什麼人可依賴呢？」一九八九年九月，戈巴契夫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強大，可以對付勃列日涅夫政權在政治局中的最後遺老，也就是謝爾比茨基本人。他在當月來到基輔，告知當地共產黨領導層：蘇共中央政治局已經表決同意將謝爾比茨基趕出政治局。於是烏共中央委員會也別無選擇，只能免除謝爾比茨基的第一書記職務。不到半年之後，謝爾比茨基病死，他無法面對自己政治生涯的終結，也無法面對他一生維護的那個政治和社會體制的終結。

在不止一個意義上，一九八九年都是烏克蘭政治歷史上的轉捩點：首先，隨著第一次半自由的蘇維埃議會選舉，大眾政治得以興起；其次，第一個大眾政治組織「人民重整運動」（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Perestroika）得以出現，這個被簡稱為「運動」（Rukh）的組織的成員數量在一九八九年秋天就達近三十萬，到一九九〇年底又翻了一倍還多；最後，曾被史達林政權趕入地下烏克蘭天主教會也在這一年被合法化，其成員數以百萬計。一九九〇年，新的烏克蘭議會選舉更是戲劇性地改變了烏克蘭的政治版圖，民主派代表們組成了被稱為「人民會議」的黨團。儘管「人民會議」的成員僅占議會代表總數的四分之一，卻改變了烏克蘭政治的基調。同年夏天，烏克蘭議會追隨波羅的海諸加盟共和國議會和俄羅斯議會的腳步，宣布烏克蘭為主權國家。這次宣言並未確定烏克蘭退出蘇聯，卻將烏克蘭法律置於蘇聯法律之前。

中央無力制止各加盟共和國對自己主權的主張。蘇聯改革之父戈巴契夫此時自身難保，共產黨上層已經離他而去，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知識階層也不再支持他。他的經濟改革讓整個經濟體系失去了平衡，讓產量數據出現螺旋下降，並讓已經很低的生活水準進一步惡化。共產黨巨頭們認為這場改革威脅他們的權力，被他們認為註定失敗，並將進一步讓他們的地位難保，因此對之十分不滿。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們則認為這場改革還不夠激進，實施得也過於緩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相互敵對的群體都將戈巴契夫、進而將整個中央視為共同的敵人。對主權和最終的完全獨立的追求，成為這些在烏克蘭政治光譜中處於對立的勢力的共同政見，讓他們得以合作。

由於歷史的原因，烏克蘭各個地區的大眾動員模式各有不同。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以及（或許還可以加上）布科維納（也就是基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被劃歸蘇聯的地區）大眾動員模式，更接近在二戰初期遭蘇聯吞併的波羅的海諸國的模式。在這些地區，從前的持異議者和知識分子打著民主民族主義的旗號，成為運動的領導者，並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控制權。在烏克蘭其它地區，共產黨中的精英集團儘管滿心困惑，卻仍然能繼續抓緊權力——由於戈巴契夫的緣故，他們的繼續存在，取決於他們在共和國議會和地方議會中贏得選舉的能力。當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選舉五十六歲的沃里尼亞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為其新主席時，這名新領導人來自西烏克蘭的事實，看上去仍無足輕重。然而時代正在發生變化。戈巴契夫的改革，讓議會在政府體系中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它機關。到了一九九〇年底，老謀深算的克拉夫丘克已經成為烏克蘭權力最大，也最受歡迎的領導人。他是唯一一名能與正在興起的、主要植根於西部地區的反對運動對話的烏克蘭官員，在共產黨上層集團中也有相當多的支持者——這些人謀求烏克蘭的政治和經濟自治，被稱為「持主權立場的共產黨人」。

在對烏克蘭議會發表的演講中，布希選擇站在戈巴契夫一邊。他的講話被美國媒體稱為「軟弱的基輔講話」，因為這位美國總統竟然不願支持烏克蘭民族民主主義派代表們對獨立的追求。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克拉夫丘克展現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他在各個議員群體中遊刃有餘，操縱議會，向取得主權並最終取得獨立的方向前進。克拉夫丘克遭遇的第一次能力考驗發生在一九九〇年秋天，由於受到立陶宛在當年三月宣布獨立的警示，也由於其它加盟共和國中日漸興起的獨立運動，戈巴契夫屈服於來自其政府中強硬派的壓力，默許了民主自由的倒退。在烏克蘭，占議會多數的共產黨通過了一條法律，禁止人們在議會大廈附近示威，並批准逮捕了議會中「人民會議」的一名成員。然而事態的演變讓共產黨強硬派們大吃一驚，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數十名來自基輔、勒維夫和聶伯彼得羅夫斯克的學生沖進了基輔城中的十月革命廣場（即後來的獨立廣場，又被稱為「瑪伊當」〔Maidan〕）開始絕食抗議。他們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烏克蘭政府總理辭職以及烏克蘭退出新的聯盟條約談判——那是戈巴契夫為挽救蘇聯而提出的方案，將賦予各加盟共和國更大的自治權。

面對學生的絕食，當局內部出現了不同的反應。政府出動了員警以驅散抗議者，基輔市議會卻允許抗議繼續。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絕食抗議者增加到一百五十人，當政府組織其支持者驅趕學生時，近五萬名基輔人來到廣場上保護絕食的學生。很快，基輔的所有大學都開始罷課，抗議者們向議會進發，占領了議會大廈前的廣場。一方面受到街頭抗議的壓力，一方面被克拉夫丘克和議會溫和派勸說做出讓步，議會中占多數的共產黨最終決定讓步。他們允許學生在電視上提出自己的訴求，還解除了參與新聯盟談判的政府領導人的職務，這是烏克蘭學生和整個烏克蘭社會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一九九〇年十月在基輔市中心發生的事件在後來被稱為「第一次瑪伊當」（「瑪伊當」在烏克蘭語中意為「廣場」）。「第二次瑪伊當」將會出現在二〇〇四年，第三次則會在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發生。

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美國總統喬治．H．W．布希從基輔飛往莫斯科，以促成烏克蘭留在蘇聯內部。此時烏克蘭的政治團體因目標不同已分為兩派。持民族民主主義立場的少數派希望完全獨立——烏克蘭國內的獨立呼聲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立陶宛宣布獨立之後日益高漲。議會中占多數的共產黨人想要的則是在一個改革後的聯盟中擁有更大的自治權——這也是戈巴契夫的目標。戈巴契夫嘗試用武力阻止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共和國的獨立行動，卻在一九九一年初失敗。隨後他呼籲用全民公投來決定聯盟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公投於一九九一年三月舉行，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成立一個經過改革的新聯盟。戈巴契夫也重啟了與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談判，談判對象包括俄羅斯的伯里斯．葉爾欽和哈薩克的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試圖說服他們組成更鬆散的聯盟。他與這些人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下旬達成協議，然而烏克蘭卻不打算簽字。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他的代表團主張的是另一種解決方案，即由俄羅斯和其它共和國組成一個邦聯，而烏克蘭的加入需要滿足它自己提出的條件。

在對烏克蘭議會發表的演講中，布希選擇站在戈巴契夫一邊。他的講話被美國媒體稱為「軟弱的基輔講話」（Chicken Kyiv）[1]，因為這位美國總統竟然不願支持烏克蘭民族民主主義派代表們對獨立的追求。布希傾向於讓波羅的海諸國獨立，但仍將烏克蘭與其它加盟共和國結為一體。他不願在世界舞臺上失去一個可靠的夥伴——戈巴契夫和他所代表的蘇聯。此外，蘇聯出現不受控制的解體的可能性也讓布希和他的幕僚們感到擔憂，因為這可能導致各個擁有核武器的共和國之間的戰爭——除了俄羅斯之外，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領土上都有核武器部署。布希在對烏克蘭議會的演講中呼籲他的聽眾放棄「自殺式的民族主義」，並避免將自由與獨立混為一談。占多數的共產黨人對布希的演講表示熱烈歡迎，而占少數的民主派則感到失望：華盛頓、莫斯科和烏克蘭議會中的共產黨代表結成的聯盟對烏克蘭的獨立構成了巨大障礙。誰也不會想到，就在這個月結束之前，烏克蘭議會竟以幾乎一致通過的方式選擇了獨立，到了十一月底，原先擔心這個後蘇聯國家出現混亂和核戰爭的白宮也對這次投票表示了支持。

當投票結果出現在螢幕上，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議會大廈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烏克蘭終於獨立了！

促使烏克蘭議會中的保守派代表改變想法，乃至在後來讓整個世界改變想法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強硬派在莫斯科發動的反對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政變。這次政變事實上在前一天開始於烏克蘭，更準確地說，是在克里米亞——當時戈巴契夫正在此地避暑。八月十八日傍晚，政變者出現在位於福羅斯（Foros）附近的戈巴契夫的海濱別墅門口，要求他實行軍事戒嚴。戈巴契夫拒絕簽字，迫使他們自己採取行動。第二天，政變者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國防部長和內政部長的領導下，宣布全蘇聯進入緊急狀態。以克拉夫丘克為首的烏克蘭領導層拒絕在烏克蘭實行緊急狀態措施，然而與俄羅斯總統伯里斯．葉爾欽截然不同，他們沒有對政變提出反對。當克拉夫丘克呼籲烏克蘭人民保持冷靜時，葉爾欽卻帶領他的支持者走上街頭，並在軍隊與抗議者之間的第一場流血衝突發生後迫使軍隊撤出了莫斯科。政變方退縮之後終告失敗，這場政變開始之後不到七十二小時就結束了，政變者們也遭到逮捕。莫斯科人走上街頭，慶祝自由戰勝了獨裁，也慶祝俄羅斯戰勝了蘇聯中央政府。

戈巴契夫回到了莫斯科，卻無法奪回他的權力。事實上他已成了另一場政變的犧牲品，這一次的政變領導者是葉爾欽，他利用中央的衰弱，開始了俄羅斯接管聯盟的過程。葉爾欽迫使戈巴契夫撤回將自己的親信任命為軍隊、警察和安全部隊領導人的命令，並中止了蘇聯共產黨的活動，這讓戈巴契夫別無選擇，只能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俄羅斯正在成為聯盟的實際控制者，這一意外的轉折讓一九九一年八月之前仍希望成為聯盟一部分的各共和國對聯盟失去了興趣，此時烏克蘭成為了脫離聯盟的領導力量。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葉爾欽接管聯盟政府之後一天，烏克蘭議會就獨立問題舉行了投票。「鑒於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的政變為烏克蘭帶來的致命威脅，也鑒於烏克蘭千年以來的國家建構傳統，」由列夫科．盧基揚年科（古拉格系統中服刑最長的囚犯，此時的烏克蘭議會成員）起草的〈獨立宣言〉這樣寫道，「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慎重宣布烏克蘭從此獨立。」投票結果出乎包括盧基揚年科在內的所有人意料：三百四十六名代表贊成獨立，五人棄權，只有二人反對。一九九〇年春天議會第一次會議以來一直反對獨立的共產黨多數派似乎消失了。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持主權立場的共產黨人」團體由於沒有反對政變而遭到反對派的抨擊，選擇了向民族民主主義者靠攏，還將強硬派也一併帶了過來——後者感到自己被莫斯科背叛，而且受到葉爾欽對黨發動的攻擊的威脅。當投票結果出現在螢幕上，會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議會大廈外聚集的人群也陷入了狂喜：烏克蘭終於獨立了！

盧基揚年科的宣言在提到烏克蘭國家的千年歷史時，指的是由基輔羅斯所開創的傳統。事實上，他的宣言是二十世紀以來烏克蘭人的第四次宣布獨立的嘗試：第一次於一九一八年發生在基輔及隨後的勒維夫；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外喀爾巴阡；第三次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勒維夫。以上的獨立嘗試都發生在戰爭時期，最後都以悲劇收場，這一次的結果會有不同嗎？答案將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揭曉。全民公投定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舉行，與之前確定的第一屆烏克蘭總統選舉在同一天。這次公投將會確認或是推翻議會選擇獨立的投票結果。公投方案的重要性體現在不止一個方面，在八月二十四日，這個方案讓占議會多數的共產黨人中那些對獨立心存疑慮的人選擇了投下贊成票，因為他們的投票畢竟還不是最終決定，仍有可能在將來被推翻。此外，公投還為烏克蘭提供了一個脫離聯盟同時又不與中央發生公開衝突的機會。在戈巴契夫於一九九一年三月舉行的前一次公投中，約百分之七十的烏克蘭人選擇留在一個經過改革的聯盟內，而這一次公投將讓烏克蘭徹底獨立出來。

戈巴契夫相信支持獨立的烏克蘭人絕不會超過百分之七十，葉爾欽卻沒有這樣的信心。一九九一年八月底，也就是烏克蘭議會投票選擇獨立之後不久，葉爾欽就吩咐他的新聞發言人發出一份聲明：如果烏克蘭和其它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俄羅斯將有權對這些共和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邊界提出質疑。葉爾欽的新聞秘書暗示克里米亞和包括頓巴斯產煤區在內的烏克蘭東部將成為可能的爭議地區，如果烏克蘭堅持獨立，它將面臨被分割的威脅。隨後葉爾欽又派出了以他的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茲科伊（Aleksandr Rutskoi）將軍為首的高級代表團，以迫使烏克蘭扭轉立場。然而烏克蘭人守住了自己的陣地，讓魯茲科伊兩手空空地回到莫斯科。恐嚇沒能奏效，而葉爾欽既沒有足夠的政治意願，也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源來兌現他的威脅。

從前的共產黨上層，與年輕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義領袖們攜手創造了歷史，讓烏克蘭成為歐洲最後一個帝國的掘墓人。現在，他們還需要找到辦法，創造一個未來。

一九九一年九月，烏克蘭進入了一個政治新紀元。六名候選人參選總統，而且這六人都參與獨立運動。克拉夫丘克說服克里米亞當局暫時擱置將克里米亞半島從烏克蘭獨立出來的計畫，留待另一次公投來決定。民意調查顯示：在所有民族團體和所有地區，獨立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俄羅斯人和猶太人是烏克蘭最大的兩個少數民族群體，分別有超過一千一百萬人和近五百萬人，而這兩個團體也都表達了對烏克蘭獨立想法的支持——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有百分之五十八的烏克蘭俄羅斯人和百分之六十的烏克蘭猶太人支持獨立。少數民族也開始擁護烏克蘭的國家路線。他們對莫斯科的擔憂和疑慮，比對自己的共和國的首都來得多，這是一九一八年不曾出現的現象。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各種族群背景的烏克蘭人都走進投票站決定他們的命運。面對投票結果，哪怕是最樂觀的獨立派也感到難以置信——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四，其中支持獨立的選民超過百分之九十。西烏克蘭地區走在了前面：加利西亞的捷爾諾波爾州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投票者選擇獨立。然而中部、南部乃至東部也並未落後太多。中部的文尼察州、南部的奧德薩州和東部的頓內次克州的獨立支持率分別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八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三。哪怕是克里米亞，支持獨立的選民也超過了半數：塞瓦斯托波爾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選擇獨立，整個克里米亞半島的獨立支持率也有百分之五十四。（當時克里米亞人口中俄羅斯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烏克蘭人占百分之二十五，而不久前剛剛開始返回故鄉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只占百分之一點五。）在中部和東部，許多人既投票選擇獨立，也支持克拉夫丘克競選總統。克拉夫丘克在普選中贏得了百分之六十一的選票，在除加利西亞之外的所有地區取得多數。加利西亞地區的勝利則歸於勒維夫地區政府領導人、在古拉格系統中被囚禁多年的維亞切斯拉夫．喬爾諾維爾（Viacheslav Chornovil）。烏克蘭選擇了獨立，將其未來託付給一名被許多人認為既能在烏克蘭眾多宗教派別和民族之間取得平衡，也能在這個共和國的共產主義歷史和獨立未來之間取得平衡的候選人。

烏克蘭的獨立投票宣告了蘇聯的終結。公投的參與者們不僅改變了自身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歷史。那些尚依附於莫斯科的蘇維埃加盟共和國也因烏克蘭而獲得解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葉爾欽在白俄羅斯貝拉維察森林（Belavezha Forest）的一座狩獵屋裡與克拉夫丘克會面，最後一次嘗試說服克拉夫丘克簽署一份新的聯盟條約。克拉夫丘克拒絕了，並將包括克里米亞和東部地區在內的烏克蘭各州的公投結果告知葉爾欽。葉爾欽只得放棄，他告訴新當選的烏克蘭總統：如果烏克蘭不打算簽字，那麼俄羅斯也不會簽。葉爾欽曾不止一次向美國總統解釋說：如果聯盟中缺少了烏克蘭，俄羅斯就會在數量和選票上被各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加盟共和國壓倒。烏克蘭和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一個聯盟如果既沒有烏克蘭也沒有俄羅斯，則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對別的加盟共和國沒有吸引力。於是，三個以斯拉夫人為主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葉爾欽、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的舒什克維奇）在貝拉維察創建了一個新的國際性政治體，即獨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獨立國協）；中亞各共和國於十二月二一日加入獨立國協，蘇聯從此不復存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耶誕節，戈巴契夫在國家電視臺發表了他的辭職講話。蘇聯的紅旗從克里姆林宮元老院的旗杆上降下，被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代替，基輔選擇的國旗則為藍黃兩色，莫斯科與基輔之間的象徵關聯不復存在。不同的烏克蘭政治力量曾在各種情勢下進行過四次失敗的獨立嘗試，而今卻不僅結成一體，還獲得了獨立，從此走上自主道路。幾個月前還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現實：帝國已煙消雲散，一個新的國家已經誕生。從前的共產黨上層，與年輕而雄心勃勃的民族民主主義領袖們攜手創造了歷史，讓烏克蘭成為歐洲最後一個帝國的掘墓人。現在，他們還需要找到辦法，創造一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