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理晨：二十一世紀的流亡——讀《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文／張理晨

本書作者為東海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鄧湘漪，有著社工、社會發展以及人類學的跨領域學術背景。優游在不同知識領域的鄧湘漪遭逢了學術生涯的轉捩點，擺盪在改變未來研究方向與延續既有研究方向之間，如此浮動不穩的生命狀態，正好與西藏民族的流亡經驗和身分認同有異曲同工之妙，促使她重新回顧過往記錄的印度流亡藏人田野調查，並試圖回應自身「我是誰？」（頁47）。

本書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正是這個提問將讀者與流亡藏人之間，本來陌生或一知半解的距離拉近了：「這部流亡藏人日常生活民族誌，將彼此的生命經歷勾連起來，使得遷移與離散不再單單指向流亡藏人，也讓『我們』同在一條船上似地經驗了流離。」（頁28）

從西藏流亡至印度北部城市德蘭薩拉的藏人，經歷著各種轉折與矛盾，在鄧湘漪的細膩筆觸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從以物易物的生活型態轉變為資本主義的貨幣交易、流亡藏人時常聚會的餐館中播放著中國央視新聞台關於西藏的報導，此外，流亡藏人的政治立場也並非完全一致，有些人追求西藏獨立並徹底脫離中國，有些人則向達賴喇嘛主張的「西藏自治」立場靠攏──「物質上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上則完全依循藏族文化」（頁69）。臺灣的文化與經濟處境與藏人面對的難題也很類似，有沒有可能，讓中國的經濟強勢對於臺灣的主體性而言，不再是一個威脅？

本書於第一章抽絲剝繭地探討了中印外交關係、國際政治、世界經濟體系、文化與民族自決等多重複雜的關係，如何交織在流亡藏人的生命之中。對藏人而言，實踐文化主體又談何容易？藏人又如何賦予「難民身分」創造性的意義？鄧湘漪在第四章中紀錄了印度族群與藏人族群相互影響的正向發展，德蘭薩拉因著藏人的到來，豐富了原本只有印度教的單一禪修中心，增加了藏傳佛教的禪修課程。除此之外，達賴喇嘛於1959年成立的西藏表演藝術學院，到了2012年鄧湘漪從事田野調查時，已經是印度和西藏文藝交流的中心點。差異的文化和宗教兼容並蓄地蓬勃發展，這個特色吸引了不少西方觀光客到德蘭薩拉一睹風采，也因著藏人的創造力與印度社群的接納，帶動了當地觀光業，經濟活絡與文化多樣性也有了正向的循環。

這是鄧湘漪以情感投入田野調查時的心動時刻，想當然爾，她也有心碎的時刻──藏人自焚。自焚為何成為一些藏人實踐文化主體的終極方式？這是第七章的主題，一些在中國境內受到強烈壓迫的藏人，並未以政治難民身分抵達印度，因而困於印度社會的底層生活，移動自由也被剝奪，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飲用水。前面提及西方觀光客活絡了經濟，受惠的是已有基本經濟基礎的流亡藏人；對於打零工的流亡藏人而言，物價上漲，工資卻未提高，生活條件每況愈下，也不被印度人接納。第四章與第七章的對照，不禁令人反思：接納一個人，接納的到底是對方的家世和社經背景，或是文化涵養和人格品行？

一九三七年，流亡美國的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寫下詩歌〈流亡者之名〉：

「錯了，人們稱呼我們為／移民／那是選擇移居他國的自由意志／我們卻了無自由可言／也非移居他國／更無永久居留之意／而應該正名為流亡者／被驅逐、被流放／接納我們的並非家鄉，而是永久的流亡

坐如針氈，竭盡所能鄰近邊界／返家之日，我們翹首盼望／邊界以外的動靜，我們明察秋毫／向每個新來的人，探問消息／萬事萬物，永誌不忘，堅持到底／過往的一點一滴，都不原諒，卻事與願違」[1]

流亡，是一個永恆的主題，2020年6月，國安法通過後，香港出現了一波移民潮。在臺灣相對自由的出版環境中，西藏民族的自焚創傷與未竟的香港時代革命，都留下了歷史鑿痕。期待在國際政治的多邊合作中，臺灣能以兼容並蓄的文化底蘊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本書並非冷僻的學術類書籍，呼應了當前政治局勢，是一本歷久不衰的真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