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因你而成為一所更好的大學」——敬悼圖書館家吳文津

文／王婉迪（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博士生）

編按：2022年8月11日，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發佈訃告，著名圖書館家、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第二任館長吳文津先生（Eugene Wu）在美國加州離世，享壽100歲。1922年，吳文津出生於四川成都，青年從軍，曾於抗戰時任空軍翻譯官，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哈佛大學兩間頂級東亞圖書館任職48年，人生經歷堪稱一部二戰後全世界中國問題研究的微歷史。2021年，聯經出版《書劍萬里緣》，青年學者王婉迪用兩年多時間進行資料蒐集、親身採訪，寫成了吳文津與其夫人雷頌平合傳。透過這些珍貴的文字記載，我們再次進入傳奇的生命歷程。（* 本文摘自《書劍萬里緣：吳文津雷頌平合傳》第十章，標題為編者擬。）

到了九〇年代，也是吳文津在哈佛的最後十年，學校開啟很大的募捐運動，圖書館也在其中。由於日本、台灣、南韓等國貨幣對美元升值，書價也相形水漲船高，其中日本書尤其貴。圖書館業務範圍擴大，例如製作微縮影片、推動電腦化、收集範圍擴及視聽資料等，人工費也高漲。很多圖書館買書的經費削減得厲害，買書預算原就不足，可以說是「截短補短」。吳文津作為館長頻繁地到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和美國本土各地出差募集款項，這是個很不容易的工作，募捐的人要誠懇、具有說服力，又不能違背學校關於募捐必須遵守的原則和犧牲個人形象：

哈佛當初請我去做館長，如果那時候告訴我說「你的任務之一是要去募捐」，我可能不會去。我的經驗是伸手去管別人要錢，是大部分中國人不願意做的事情。但既然已經去了哈佛，工作上有這個需要，非做不可，也是一個挑戰。

募款的對象往往是哈佛校友。費正清教授數次熱心地陪吳文津一起去募款，他慷慨激昂地對被訪問的人說：「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圖書館！」有次吳文津陪哈佛校長德里克．巴克（Derek Bok）經夏威夷到亞洲募款，先由校長請吃晚飯，校長親自出面請客招待，飯後具體募款由手下人進行。

我們當時精心設計了一份介紹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彩色小冊子，包括圖書館的歷史沿革，以及它如何支援哈佛大學和全美東亞研究和教學的工作。我們募款主要目的是設立圖書基金和支援圖書館一些特定的工作計畫，比如開展自動化工作和建立「天安門檔案」等。圖書基金則是永久性的，使用年息作採購的經費。

當時哈佛大學規定在圖書館建立一個命名的圖書基金需五千美元。吳文津前後設立一、二十個這樣的圖書基金，大多超過五千美元的最低要求，到吳文津退休時，圖書基金的總金額達到237萬美元，加上專用於非基金、用於短期特殊項目的費用，總共募得款550多萬美元。

吳文津出面為燕京圖書館募捐，按照他一貫行事為人的作風，向別人細緻地介紹圖書館正在做的項目，耐心闡明資金的重要性，不僅許多人因此而慷慨解囊，在此過程中還交到不少朋友，哈佛的「吳文津圖書基金」（Eugene Wen-Chin Wu Book Fund）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檀香山著名企業家何清（Chinn Ho, 1904-1987）捐贈的。當年吳文津請何清為燕京圖書館捐款20萬美金，將一個閱覽室以他的名字命名。兩個人相熟以後，何清說：「我來捐一筆錢，以你的名字命名」，1986年就捐款成立以吳文津命名的圖書基金。[1]

募款活動成績斐然，吳文津把自己的經驗做了個總結：

如果你想做好這項工作，先要考慮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你要錢要做什麼？對整個東亞研究有什麼好處？有什麼重要性？

第二就是人的關係：別人是否喜歡或是信任你？覺得你老實？

這些是主要的問題。還有就是要有耐心，人與人之間關係建立起來之後，我再去找人家，總是有求必應。

他還說募捐得到的資金要能按照自己的原則使用，不能為了募到錢，就被捐款人牽著鼻子走，更不能在募捐過程中卑躬屈膝。吳文津說話做事一向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深受捐款人的敬重，他將這種不加矯飾總結為「做自己」：

還是要be yourself（做自己），不能假裝，因為關係是長期的，不能為了一件事情出賣自己。

和吳先生的相處過程中，常常感到他的正直和誠懇，他非常注重事實的嚴謹和表述的精確，也許這是圖書館學家的特點，也許正是因為他這種一絲不苟和實事求是的性格，所以才特別適合圖書館工作。無論大事小事，工作與生活上的，他都絕不會刻意取悅別人。

有一件生活瑣事，很能體現他的處事風格：我的師母陳毓賢女士曾和吳太太同去一家理髮店，有次理髮師用的染髮劑使師母頭皮過敏了，後來吳太太問師母為何不再去那裡剪髮，師母就告訴了她，有一次理髮師問吳太太：「蘇珊（師母英文名）怎麼不來了？」吳太太怕理髮師知道了尷尬，就善意地告訴她蘇珊出門旅遊了，一天吳太太和師母聊起這件事，吳先生在旁邊聽到了，一直大聲反覆對吳太太說：「你應該跟她（指理髮師）說實話！」其實在美國這種「實話」可能大多數人都不會直說，怕引起對方的不快，吳太太心地善良，不想讓理髮師覺得難堪或內疚，但吳先生就是一個實話實說而直來直往的人，在他看來，事實比什麼都重要。正是因為他的誠實有目共睹，才能積累如此高的威望。

「哈佛因你而成為一所更好的大學」

1990年吳文津接受台灣《遠見雜誌》雜誌採訪時，曾被問到「一流圖書館館長的任務為何」，他給出了既凝練而又詳細的回答：

一、一所大學的研究圖書館必須要有一批不但具圖書館專業知識，而且對於該館未來所想發展的每一學術領域（如本館的中日韓歷史文化）較有研究的菁英人才，從事館藏發展工作。因此館長的首要任務是羅致一流人才。

二、館長務必要辦好圖書館的公共服務、讀者服務與讀者諮詢工作。如果消費者無法有效的利用圖書館，就是圖書館未盡其責，雖然這種工作不容易做得好，但仍要以盡善盡美的心意去做。

三、館長應該把主要的時間花在策劃和解決問題上，把日常業務全權交由他人處理。

四、館長要與外界保持最大幅度的接觸，尤其應和學校的教授、行政人員保持融洽關係；明瞭其他學校的圖書館在做什麼；並且要有遠見，掌握未來幾年學者的研究動向。所以我經常鼓勵本館的各部主任去聽演講、開學術會議。

五、館長和各部的負責人應盡可能的從事研究出版工作，因為不做研究，是很難明瞭「消費者」的需求。這種研究，不論專著或論文；也不管與圖書館專業有關與否，都能令人深切體會圖書館資訊服務的複雜化，從而得到許多改進圖書館的啟示。

六、私立大學的館長要額外擔負募款任務。

能夠身體力行這一切，不僅要有先進的理念，還要有堅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九〇年代圖書館數位化已成為潮流，哈佛開始將各個圖書館的卡片目錄轉變成機讀格式，卻沒有把燕京圖書館包括在內，官方的解釋是費用太高，吳文津對此「很不以為然」，覺得哈佛大學的大學部圖書館（Harvard College Library，通稱Widener Library）「對我們有點歧視」。面對此種棘手情況，他並不想爭執，當時哈佛此項工作的費用分配辦法是由每個圖書館自己找一半錢，學校提供一半錢，便想把這項工先做個開頭，再積極尋找後續的資金：

我心想：「你們這麼對待我們，走著瞧吧！」我找「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簡稱OCLC）詢問要把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日文卡片目錄轉為機讀式需要多少錢，他們報價220萬美元，所以我們需要自己找110萬，再由校方提供110萬。我找到台灣《聯合報》的社長王惕吾，募到了25萬，到「韓國基金會」（Korea Foundation），募到10萬，拿到以後就跟「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簽約，做一個pilot project（試點專案），這樣我再去和哈佛燕京學社請求資金支援（彼時哈佛燕京圖書館已經從哈佛燕京學社中分出），說的時候就比較有利，因為專案已經開始了。

萬事開頭難，吳文津用最初募到的款項把四萬餘種中文資料目錄和1萬7千多種韓文資料目錄成功地轉換成機讀格式，1995年在文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和哈佛燕京學社社長韓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教授的支持和協助下，哈佛燕京學社董事會同意撥款110萬美元，這樣再由校方支援剩下的110萬，就將燕京圖書館剩餘的三十多萬種資料目錄轉換成機讀格式了，可謂是水到渠成。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哈佛燕京圖書館成為了當時唯一可以提供全部機讀格式卡片目錄的主要東亞圖書館。這一項工作不單是哈佛受益，其他較小的東亞圖書館都藉此不必再重複這項工作，因為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館藏基數很大，差不多包括了其他較小的東亞圖書的藏書，他們可以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已經轉換成機讀格式的目錄了。此外，全世界的讀者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線上查詢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目錄。為此「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為吳文津頒發了獎狀，感謝他為全世界圖書館目錄做出了貢獻。

吳文津退休前夕，發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居然有人想要強迫他辭職。這件事要從燕京圖書館歸屬的變動說起：哈佛燕京圖書館自1928年創立以來，哈佛燕京學社一直對其提供資金支持，隨著燕京學社和圖書館各自的開銷日益增大，燕京學社的資金已經無力支援圖書館的長遠發展，因此決定將管理權移交給哈佛的圖書館系統。1976年，圖書館從哈佛燕京學社分出，成為哈佛大學大學部圖書館（Harvard College Library，通稱Widener Library）的一部分，是其下屬的大小20個圖書館之一，隸屬於哈佛大學文理學院。[2]

1990年哈佛大學部圖書館新任館長就職，他曾經在該館任助理館長，與吳文津熟悉，1970年離職後，以宣導圖書館自動化著名，收穫了一些名聲。1990年回哈佛後卻一意孤行，多與同僚不和，以致有因他被迫離職者，吳文津認為他比往日判若兩人。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有一「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由一批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以及哈佛大學部圖書館館長組成。1995年哈佛燕京圖書館卡片目錄轉換成機讀格式後的會議上，吳文津報告該項工作的進展過程，說跟「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的工作關係非常愉快，準備和他們繼續合作，進一步發展圖書館自動化的工作。這位哈佛大學部圖書館館長說這是「不明智的決定」，哈佛燕京圖書館應該選擇與「研究圖書館團體」（Research Libraries Group，簡稱RLG）合作才對，因為RLG是專為研究圖書館設立，並且已經開始發展處理中日韓文的工作，「聯機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服務的對象則是普通圖書館。吳文津說：「理應如此，不過自動化的工作是日新月異，需要充分的經費和足夠人才來發展的事，在這方面OCLC的成就有目共睹，有紀錄可查。」當天下午這位先生給吳文津電話，質問他為什麼要在會議上和他唱反調？並且說：「六個月以內OCLC的中日韓文的工作就會垮台。」在掛電話以前，他又對吳文津說：「我要你辭職！」吳文津平靜地問為什麼，他說：「我需要一個能夠跟我合作和聽話的人。」吳文津不緊不慢地答：「你讓我想一下吧。」面對這位先生如此無理的要求，他表現得不動聲色，但心裡卻起了一些波瀾：

我想他提這種無理要求應該是因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是當時唯一沒有加入RLIN的主要東亞圖書館，我拒絕參加的立場讓這位先生在他RLG的同僚面前失去面子。所以他惱羞成怒，強迫我辭職來挽回顏面，並取得殺一儆百的效果。但是我在這裡這麼多年，費盡心血，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你卻無故讓我辭職，心裡很不服氣。我和哈佛研究院的副院長很熟，就去問他：「這個人有沒有這個權力，強迫我辭職？」他說：「你讓我看一下。」過了一個星期，他打電話告訴我說：「我查了一下，他沒有權力強迫你走。而且你已經過了65歲，政府現在有禁止年齡歧視的法令，他說讓你走的理由不充分。如果他無故解雇你，你可以告他和哈佛年齡歧視。」

再過一個星期，那位要吳文津辭職的先生給他打電話請吃午飯，說：「你不必辭職。」吳文津說：「我已經知道了。」他後來跟同事說：「我已經73歲了，本來想要退休的，其實我辭職之後收入不用交社會福利稅（Social Security tax），反而可以賺得更多。但他要是強迫我辭職，我就偏偏要留在此地看誰先走。」之後，文理學院院長也約吳文津在辦公室談話，想知道那人逼吳文津辭職的詳情。

不到一年後這位不得人心的先生自己宣布辭職先走了，吳文津便坦蕩蕩地跟著退休。最諷刺的是，RLIN後來因為經費不足，2006年併入OCLC，時間證明吳文津的決策是正確的。吳文津說這件事是自己職業生涯中最不愉快的，但是結果很好，他笑稱：

美國是個有理就必須力爭的社會，針鋒相對的情況避免不了。中國人大多不喜歡正面衝突，吃了虧就在背後抱怨，不正面去解決問題，不敢爭取自己的權益，因此在美國常被人「半夜吃柿子——專揀軟的捏」。時間久了，累積了滿肚子的委屈、焦慮與不平，精力都浪費在情緒問題上，也沒辦法再求進步。這種例子，我看過太多。要能夠建立人際關係、據理力爭，平心靜氣面對自己的處境，就能用節省下來的精力，改善情況。

吳太太在旁邊補充了一句英語：

「If life pushes you around, you need to push back.」（如果生活想要擺布你，你得反過來擺布它。）

聽他們講這一段往事，在我心中引起長時間的感慨。我很敬重吳先生沉著穩健，不失君子之風，既能堅持原則，絕不受人的欺負，而又剛柔並濟，對棘手的問題也能處置得宜。他常說做領導時，對上級不能諂媚，對下級不能獨裁，否則就是德行人品出了問題。

做領導絕對不能道貌岸然、拒人千里，也不能夠百分之百堅持你的意見，要是下面的人有不同的意見，你應該有意願去傾聽，如果不同意對方的意見，應該做出解釋。你叫下面的人去做什麼事，他們也非做不可，但這樣不好，要能夠集思廣益，不能嫉賢妒能。

吳文津退休之際，為他所舉辦的晚宴和招待會很多，圖書館同仁們還把他的文章精裝起來，幽默地命名為《吳文津選集》，因為當時《毛澤東選集》在西方很受歡迎。吳文津做館長心胸開闊、為人公允，一直很受愛戴，他的離開讓圖書館同仁們依依不捨，時任善本室主任的沈津依然記得，在鄭培凱教授主持的《九州學刊》為吳文津舉辦的歡送會上，他發表了一段講話，祝願吳先生離開波士頓以後，能夠享受加州的陽光海灘，含飴弄孫、身心愉快：

我講完之後回到座位上，吳先生就坐在我旁邊，他用手在桌子下握住我的手，捏了一下，我能感到他在用這種方式表達「謝謝你」的意思。吳先生不是一個習慣於當面用語言表達感情的人，但他的內心是感情細膩的。

在哈佛大學工作多年，吳文津很喜歡哈佛的治校理念——「Every tub on its own bottom」，直譯過來就是「每個桶都立在自己的底上」：

哈佛不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學校，雖然有很多院系部門，但都很獨立，在不違背學校基本政策的大原則下，想做什麼事情都可以放手去做，主動權在自己手裡，但有什麼問題和困難，也要自己去想辦法處理。哈佛為什麼這麼好，就是因為每個願意做事情的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才智，不必等有命令才做事。我在哈佛這麼多年，覺得這個治校理念是最好的。

我在哈佛燕京圖書館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原本的預算無法支持的，比如為捐贈的款項建立圖書基金、收集對學術研究有價值的非書資料、將圖書館的編目作為可機讀的形式等，正因為我可以放手去進行這些工作，才讓哈佛燕京圖書館做得更好。我認為「每個桶都立在自己的底上」這個管理哲學，讓哈佛得以成為哈佛。

吳文津對世界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良多。他1968年在華盛頓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下設立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和1980年代初期宣導東亞圖書館自動化的工作已在上面提到。1991年他組織了「使用OCLC的中日韓文圖書館團體協會」（OCLC CJK Users Group）作為採用OCLC的東亞圖書館和OCLC的溝通橋梁。1969年他曾在威斯康辛大學、芝加哥大學，1988年在華盛頓大學開辦暑期東亞圖書館館員培訓班授課；在他的任內也曾先後被聘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明尼蘇達大學、匹茲堡大學和多倫多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顧問。因為他的建樹，他的母校華盛頓大學圖書館學校於1974年頒發給他「傑出校友獎狀」（Distinguished Alumnus Award）。1988年他榮獲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該年的「傑出服務獎」（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至今猶為獲此殊榮的僅有圖書館工作者。獎狀中有下面的詞句：

三十年來，你一直是發展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的中流砥柱，我們牢記中國的傳統價值，景仰你作為先驅在旁人心中激起的雄心抱負、你有惠他人的成就、以及你無私分享給他人的知識。本學會為能夠表彰你傑出的事業而感到無比光榮。[3]

在他1997年榮休之時，OCLC和CEAL（Counci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東亞圖書館協會）也分別頒贈給他「傑出服務獎」；2001年CALA（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華人圖書館館員協會）頒贈了同樣的獎狀。哈佛大學校長魯登斯廷（Neil L. Rudenstine）在賀文中除了列舉吳文津對哈佛的貢獻外，更在末尾說：

我非常高興加上我個人以及哈佛全體同仁對他致謝。文津，你為哈佛做出了示範性的傑出貢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哈佛因之而是一所更好的大學。[4]

兩個人退休以後，因為兒女都在舊金山灣區工作，還有兩個年幼的孫女，因此決定離開東部，搬回曾經生活過的加州。

雷頌平和吳文津在史丹佛14年，在哈佛33年，回憶在東部的這一段時光，他們總結道：「在東部生活的時間長，朋友也很多，就是冬天冷了一點。」在這段日子裡，他們在各自的事業做出了不俗的成績，養育一雙兒女成人、陪伴親人和朋友，這一切都離不開相互的理解與支持。

[1] 其他重要的圖書基金包括「日本研究所贈哈佛燕京圖書館基金」（Japan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Fund）、「韓國基金會合作採購基金」（Korea Foundation Cooperative Acquisitions Grant）、蔣經國紀念基金（中華民國哈佛校友會捐贈）、「香港哈佛大學校友會圖書基金」（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Book Fund）、「Harvard-Yenching Library Endowment for Korean Publications」（哈佛燕京圖書館韓文採購基金，哈佛燕京學社捐贈）、「查理，洛埃斯、史密斯當代中國圖書採購基金」（Charles L. and Lois Smith Special Col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等。

[2] 文理學院包括哈佛大學大學部（Harvard College）、研究院（Graduate School）和若干研究所，是哈佛大學各學院中的龍頭。

[3] 此段原文為：For three decades you have been the central dynamic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sources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Remembe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we admire you for the aspirations you inspire in others, for your achievements which benefit others, and your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shared with others. The Association honors itself in recognizing so distinguished a career.

[4] “I am very pleased to add my own thanks and the thanks of all of us at Harvard for his exemplary 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Harvard community, Gene Wu, you have made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and Harvard is a better university because of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