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從新史料談抗戰史，重探國民政府的成敗轉捩點

記錄／程家欣

編按：2022年7月2日，「重探抗戰史：戰爭與我們的距離」講座在台舉行，活動由長風基金會、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台灣玉山科技協會主辦，邀請到郭岱君主講、黃克武及蘇聖雄與談。本次演講中，講者根據跨國研究團隊的最新發現，揭露八年抗戰過去不爲人知的內幕，並且透過對抗戰史深入的分析，希望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能從慘痛的歷史學到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標題為編者擬。）

| 講者簡介 |

郭岱君，現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導師，曾任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所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客座教授、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秘書、英文傳譯、第一局副局長，以及行政院新聞局駐波士頓辦公室主任。

俄烏戰爭已經進入第5個月，死傷枕藉的悲劇令人反思戰爭如何發生。而今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紀念85周年，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主編的《重探抗戰史》第二卷也終於面世。

自2006年《蔣介石日記》公開，再加上日本史料，郭岱君等研究者決定重探抗戰史，包括對許多歷史疑問的探討——中日戰爭是怎麼開始的？為什麼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第一次淞滬戰爭等都沒有開啟全面戰爭，而是1937年開打？七七蘆溝橋事變本來是非常偶然的小事，為何不能和平解決？為何從華北變成上海開戰？日本又為什麼要跑去開啟太平洋戰爭，引戰美國？郭岱君聯同十多位學者，爬梳出新的理解脈絡。

抗戰還需軍閥合作，蔣介石於是想到一計，不以武力收復西南，而是將中共紅軍往西南趕，一直趕到延安，是為「二萬五千里長征」。

從日記看蔣介石如何緣何留在四川

郭岱君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講起，她形容事變發生後舉國皆知中日國力懸殊，「大家的口頭禪就是『這個仗怎麼打？』」蔣介石作為當時國民政府的領袖，苦思無良策：「他也很矛盾，他一天說不能打，第二天就說我就是一條命怕什麼，我就要去打。他說，雖無戰勝之理，然留民族與革命精神在歷史，與其坐而待亡，還不如戰而亡國。」直到1933年，蔣介石想到了要打持久戰。

郭岱君又提到，日本國防白皮書寫得很清楚，日本並沒有把中國放在眼內，日本陸軍實際上以俄國為假想敵、海軍則以美國為假想敵。蔣介石也明乎此，決定不談和、不投降，唯今之計就是拖垮日本。蔣介石說：「我認為如果能夠抵抗個三年、五年，我預計國際上會有新的變化，而敵人自己內部也有可能有變化。所以此時，唯有以時間為基礎，與敵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時也。」於是開始了積極籌謀。

翻查《蔣介石日記》後，郭岱君表示：「30年代的日記，很多學者都不清楚說老蔣在幹嘛，為什麼每天都不在南京，每天都在西北，你看陝西、甘肅、新疆、青海、寧夏，每個地方都去，他到底在做什麼？後來我們看才知道，原來他在找最後根據地。」蔣介石最終選定了四川，並以重慶為陪都。

然而，當時中國仍陷於四分五裂、軍閥割劇的局面，四川也是被軍閥控制的，國民政府實際統治範圍只有長江下游的六個半省。但是抗戰還需軍閥合作，蔣介石於是想到一計，不以武力收復西南，而是將中共紅軍往西南趕，一直趕到延安，是為「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打不過四川軍閥，向蔣介石求助，四川的門戶就這樣開了。1935年2月，四川市政府成立。

這段時間，蔣介石不管日軍在華北行動，堅持留在四川，「他說我完成川滇黔的統一，我們政府才有餘裕復興的根據地，我們國家才有生存的根基。」蔣介石又在日記寫需要三年時間，讓德國顧問幫忙訓練60個配備德國武器的師團；然而兩個多月後，西安事變發生，國共聯手抗日，抗戰爆發的時間也因此提前。

《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上海，受命進入上海的張自忠遂偽裝成保安或憲兵，秘密進入虹橋機場等地，8月9日才有「虹橋機場事件」之發生。

七七事變屬意外，淞滬戰爭激發民心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在深夜，郭岱君指，其時中日雙方立即展開談判，及至清晨已經談得差不多，開始撤兵。東京於7月8日發佈「不擴大事態方針」，蔣介石同日卻派了中央軍沿鐵路北上。從《蔣介石日記》中發現，蔣當時急於派兵就是為了趁機打破《何梅協定》。

郭岱君指出1935年6月《何梅協定》簽定後，蔣介石非常傷心，「他聽到中央軍、黨部退出華北，就講：『悲憤欲絕，實無力舉筆覆電，妻乃下淚，徹夜未寐。』手都沒辦法拿筆覆電，宋美齡在旁邊哭。」郭岱君續指，蔣介石從那時開始認為不能再忍，否則「國既不國，人亦非人」，所以一直想要破除協定，讓黨部和中央軍回到華北。

蔣介石派軍北上後得悉東京政府已下令不擴大事態，於是命中央軍停在河南彰德，可是日本只知中央軍北上，卻未得悉停在彰德的命令。「如果彼此溝通很好的話，不會有這個時間差。因為有這個誤解，雙方最後就打起來。」不過郭岱君又認為，七七事變是難以和平解決的，因為西安事變後全國已經一致認為要抗日，如果遇到七七事變這種事不打，任何統治者的正當性都會受到挑戰。

《蔣介石日記》也透露出，中央軍北上同時，蔣介石亦命長江沿岸戒嚴，郭岱君指：「中日不打則矣，要打絕不能在華北打，因為對於日本的坦克，北方的平原很適合。」而且蔣勢力不在華北，而在淞滬、江南，所以準備在上海起戰。但《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上海，受命進入上海的張自忠遂偽裝成保安或憲兵，秘密進入虹橋機場等地，8月9日才有「虹橋機場事件」之發生。

《蔣介石日記》中記錄道：「淞滬之戰，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壘，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而軍心仍堅如鐵石。」淞滬戰爭打輸後，日本參謀本部命令不准日軍越過嘉興與蘇州，「可是地面部隊打得已經眼紅⋯⋯直接往南京衝，這就開啟了南京保衛戰。南京保衛戰以後引發了南京大屠殺，就徹底的激怒了中國居民。」郭岱君補充道。

武漢會戰後，中日之間實際上再無大規模戰役，日本並改以「政略與戰略並進」，政略意思就是以政治手段來解決中日問題，也就是和談、誘降……

太平洋戰爭與中日政略演變

日本地面部隊不理會東京參謀本部的命令，從南京打到徐州、從徐州再打到武漢。國軍於是沿著長江兩岸四省（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部署；長江中游開始地勢越見險峻，日本要攻入武漢需要翻過山頭、一個個城鎮地去打。「從6月打到10月。這正是中國最熱的時候。日本在這近6個月傷亡14萬人，有10萬人染病，因為疫病死的就2萬人。」

當日軍擇日進入武漢，卻發現已是一座空城。郭岱君解釋到：「因為在打的這5個月，是中華民族的全民大遷徙——機關、學校、老師、工業、工廠等等全部遷到西南去，保存實力，政府也從漢口遷到重慶。日本就傻眼了，他並沒有殲滅中國的軍隊，中國重要的物資也沒拿到，可是日本的40萬大軍已經綿延不斷，灑在長江沿岸各個縣上。」

武漢會戰後，中日之間實際上再無大規模戰役，日本並改以「政略與戰略並進」，政略意思就是以政治手段來解決中日問題，也就是和談、誘降，日本並另外扶植勢力與蔣介石對抗。郭岱君指出另一原因，是日本沒有能力了，「他們經常就是輕裝，背著背包，每個人帶兩個禮拜的乾糧，他們就是打兩個禮拜，打贏還是輸都要撤回來。」

1939年，國際情形起變化，德國入侵波蘭敲響歐戰。德國勢力於1940年已經席捲歐洲，法國、荷蘭、比利時等相繼淪陷，英倫三島成為新目標。此時日本也「打起南洋的主意」，郭岱君說：「南洋有能源、有石油、有橡膠。之前日本是不敢做，可是現在法國已經投降，英國也在歐洲打仗，他們都無暇東顧，日本就趁這個機會，剛好可以解他現在中國泥沼之圍。」

「我們在長沙打了個大捷，那真是有面子，所以不是舉國歡騰，是舉世歡騰，《紐約時報》、英國《泰晤時報》全部都有登。」

前進南洋引戰美國

日本要進南洋，走陸路須經中國西南，走海路則會在太平洋碰上美國。中日此時在長沙交戰，首兩場戰役日軍進入長沙後撤出，國軍才追上去打。「這算大捷嗎？這兩次都不算大捷，只有第三次是真的長沙大捷。」郭岱君如是說。

第三次長沙會戰，與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間點很近。1941年12月，日本偷襲了珍珠港、菲律賓、香港，開啟了太平洋戰爭。日本是匆匆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因為當時打算拿下香港，所以要牽制國軍不讓他們援助香港。

結果，香港很快就落入日本手裡，日軍指揮官阿南惟卻無意在長沙收兵，但軍隊只帶了兩個禮拜的糧食，打到非退不可的時候又被國軍追擊。郭岱君認為這次算是大捷：「我們確實是剿滅了日本相當的部隊，但是很大原因也是日本該退而未退，他自己拖延了時間。」

此次大捷並鼓舞世界，郭岱君形容：「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中國戰場就變成盟軍作戰的一部分⋯⋯西方盟國這時候真的是一片愁雲慘霧。我們在長沙打了個大捷，那真是有面子，所以不是舉國歡騰，是舉世歡騰，《紐約時報》、英國《泰晤時報》全部都有登。」

中共在敵後根據地吸納了大量人員，從1938到1944年，中共軍隊從5、6萬人增至50、6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日本「一號作戰」時吸納……

日本「一號作戰」，如何成為國民政府成敗轉捩點

1944年4月17日，日本海軍無法繼續支持，因而陸軍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戰爭從4月延續到12月。

「一號作戰」從河南開始進攻，國軍湯恩伯在河南一路敗退，退到山裡時還被河南民眾追打、搶掠。原來當時有「水旱蝗湯」一說，將湯恩伯與水災、旱災、蝗害並列，原因是軍隊太窮只能自行生產、種田、紡織、進口貿易，變相與民爭利，軍民關係因而交惡。

河南失守、洛陽陷落，日軍再次兵臨風陵渡，幸得胡宗南再次出來解圍。日本轉向湖南，然後是長沙、衡陽。國軍在長沙大敗，方先覺率第10軍守衡陽，防禦工事做得很好，先把衡陽外圍的山挖成峭壁，再貫通所有山洞，以躲避高射炮、飛機轟炸。蔣介石答應方先覺，只要守17天，蔣的部隊一定來救，結果方先覺守了47天，沒有援軍。原來日本早已部署，不讓來援部隊進去。

蔣介石在那47天非常焦急，郭岱君說：「他每天禱告，他說昨夜三次起床禱告、昨夜兩次起床禱告：主啊，你一定要幫助我衡陽戰爭能夠打贏，如果贏的話我一定在衡山頂上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鐵十字架，來榮耀你。還有他好幾次，至少三次，他禱告：主啊你一定要幫助我們，讓第10軍能夠撐下去，如果能夠度過此次劫難，我一定讓第10軍全體將士信耶穌。」

最後雙方停戰，方先覺和幾個將領被日方關在小教堂裡，最終獲救。郭岱君指出，「一號作戰」對國軍影響非常大——湯恩伯這種善戰的將領被搞得聲名狼藉、武器很糟、士氣很差；同時，中共在敵後根據地吸納了大量人員，從1938到1944年，中共軍隊從5、6萬人增至50、6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日本「一號作戰」時吸納，「所以『一號作戰』是國民政府成敗的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