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美：建國年代的《蕉風》——誕生、落地與文學轉向

記錄／郭曉琳

編按：2021年，時報出版學者林春美的專著《《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定位《蕉風》在馬華文學發展脈絡中的歷史座標。2022年3月31日，林春美受邀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雲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展開線上講座，就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刊物《蕉風》路向轉變，以及其對馬華文學的意義進行分享。（*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

| 講者簡介 |

林春美，馬來西亞檳城人，祖籍福建福州。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文學雜誌《蕉風》主編，現任博特拉大學中文專業副教授。著有散文集《給古人寫信》、《過而不往》；論文集《性別與本土：在地的馬華文學論述》；編有《鍾情11》、《週一與週四的散文課》、《青春宛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議性課題選》（合編）、《馬華佛教散文選（1982-2010）》（合編）、《與島漂流：馬華當代散文選（2000-2012）》（合編）、《爬樹的羊：馬華當代散文選（2013-2016）》（合編）、《野芒果：馬華當代小說選（2013-2016）》（合編）等書。

1955-1999年的《蕉風》：友聯南來文人的文學遺產

《蕉風》由香港友聯南來文人在1955年創辦，直到1999年出版第488期後才宣告休刊。共488期的《蕉風》由吉隆坡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出版，2002年續以第489期復刊，連載至今。刊號上雖有歷史承接的意味，但其時《蕉風》已由南方（大學）學院馬華文學館一力承辦，現今的《蕉風》與友聯出版社業已毫無瓜葛。換言之，由友聯所辦的《蕉風》在1999年時已經正式走入歷史。

1998年，林春美在友聯圖書室初次接觸《蕉風》創刊號，發現刊名下方寫有「純馬來亞化半月刊」一行文字。人們多關注《蕉風》的「純文藝」，忽略其「純馬來亞化」的立場，但兩者都曾是這本雜誌的重要取向。就雜誌的生產與實踐而言，林春美指出《蕉風》曲折的轉變皆發生於「建國的年代」，大致上指向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到1965年「新馬分家」前後。

《蕉風》卻在左翼文壇與殖民地政權進行政治角力的時候誕生，不但干擾了左翼所主導的文壇格局，而且在「曖昧的後台」扶持下持續出版也成為左翼文壇深以為患的現象。

建國的年代：《蕉風》的誕生

英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後重掌馬來西亞政權，並且答應讓馬來亞獨立，防止共產主義蔓延。林春美指出，1946年提出的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計劃，不意激起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國族情緒，認為自身地位受到威脅，繼而成立政黨「巫統」（UMNO）。相對之下，華人社會對馬來亞聯邦的反應顯得十分冷淡，英殖民政府最終決定撤回此方案，自此視「巫統」為主要談判和協商對象。其後，英殖民政府又在1948年推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英國承認馬來亞統治者各自的邦國主權，也承認馬來人擁有特殊地位，非馬來人雖然可以依合法途徑取得公民權，但申請條件比以前嚴峻得多，形成後來以馬來人為主導的政治結構。

儘管1948年英殖民政府頒佈《緊急法令》，禁止左翼政治運動、查封左翼刊物、逮捕及驅逐左翼文人出境等情況讓左翼文藝一度陷入低潮，但1953年新加坡一名女中學生被奸殺的案件激發了馬華文壇長達數年的反黃運動。林春美指反黃與反殖、反壓迫、反剝削等左翼政治抗爭連為一體，而馬華者也將這場運動視作左翼文學東山再起的關鍵，可見英殖民政府長久以來的打壓行動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左翼文學操控文藝的力量。《人間》、《文藝報》、《時代報》、《耕耘》等左翼刊物在1954-1956年間因政治因素而先後遭封禁，然而，《蕉風》卻在左翼文壇與殖民地政權進行政治角力的時候誕生，不但干擾了左翼所主導的文壇格局，而且在「曖昧的後台」扶持下持續出版也成為左翼文壇深以為患的現象。

在《蕉風》作者們看來，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共同體即將共享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其成員共有的文化必須融合為新的文化……

落地生根的姿態：從《拓墾》到《蕉風》

《蕉風》不但明確提倡「純馬來亞化」，其落地生根的姿態也比任何一本刊物更為高調。《蕉風》起初有意命名為「拓墾」，這個名字雖然蘊含友聯文人對馬來亞這片土地的承擔意願，卻暗藏「南來、拓荒、開墾」的局外人姿態，加上「拓墾」是《中國學生周報》其中一個專欄名稱，直接挪用未必可以反映馬來亞化的刊物意願，最終選擇以「南洋風情，蕉風椰雨」的「蕉風」兩字為刊名。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時，寄寓這股「蕉風」吹遍綠洲，提醒馬華文化工作者必須負起「把馬來亞的文化沙漠開拓成文化綠洲」的重要任務。

林春美進一步以編輯策略與關懷，以及寫作主體的情感認同兩方面探問《蕉風》實踐馬來亞化的過程。從創刊伊始，《蕉風》稿約第一條就列明「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皆所歡迎。」她把其創刊首半年所刊文章大致分成七類主題，包括與馬來亞相關的民間傳說與軼事，馬來亞歷史、傳說、見聞的翻譯，馬來亞社會紀實，馬來亞風土介紹，馬來亞歷史小說翻譯，馬來文學譯介，以及馬來亞地方書寫及遊記、生活素描等，說明《蕉風》在落實馬來亞化上展現積極意圖，在介紹馬來亞族群文化之餘，也翻譯不少印尼、埃及文學作品，有意融入馬來亞本地環境與多元族群生活。

及後林春美又以慧劍〈馬來亞化是什麼？〉、海燕〈馬來亞化與馬來化〉和馬摩西〈馬來亞化問題〉為例，說明《蕉風》對「馬來亞化」的思考是一種多元文化、多種族的思考。這些有關馬來亞化議題的文章皆強烈反對將馬來亞化等同於馬來化，強調馬來亞並非由單一族群所構成的，所以文化也不應由單一族群所壟斷。在《蕉風》作者們看來，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共同體即將共享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其成員共有的文化必須融合為新的文化，一種能夠真正代表馬來亞華、巫、印三大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利益的文化，絕不容許狹隘的民族主義抬頭。

另一方面，《蕉風》強調寫作主體對馬來亞的情感認同。1955年移居馬來亞的陳思明（陳濯生），以筆名薛樂在翌年3月的《蕉風》上發表〈馬來亞的黎明〉，詩作把「我們」視為共同體，既沒有先來後到之分，也沒有身份、等級或階級上的差異。林春美認為這首詩不可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卻一再強調華人的在地歷史，可見作者有意突顯華人族群與這片土地憂戚與共的合理性，以及與即將迎來「黎明」的馬來亞共為一體的意願。以後見之明來看，初來乍到的南來文人迅速改變國家認同，加上《蕉風》提倡馬來亞化似乎顯得過於熱切而急迫，不禁令人懷疑其情感真實性，以及背後是否有隱藏的政治立場。

作為美援文化產物的《蕉風》，其馬來亞化主張隱含冷戰年代的特定政治立場，但視它為特定政治立場服務，恐怕不是一個真確的指控。

友聯出版社的「機關刊物」？

香港友聯出版社曾獲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贊助，被認是美蘇兩國對峙下的冷戰年代產物。美國在韓戰爆發後以香港為反共橋樑，通過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亞洲基金會等資助從大陸逃到香港的知識分子進行反共文化工作。林春美認為友聯在當中扮演第三勢力的角色，其創辦人陳思明、司馬長風、許冠三更曾參與第三勢力活動。她又引述香港作家也斯（梁秉鈞）的回憶，闡明友聯的工作目標是「教導自由世界（尤其東南亞）的中國青年，使他們認清共產主義和共黨統治的真相，與東南亞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而其最終目標是要促進與團結民主力量，影響大陸政局，以促使中共政權結束。

因此，林春美判斷《蕉風》提倡馬來亞化同樣具有反共意圖，鼓勵在馬來亞的華裔融入非以華裔為主流的社會，為當地華人提供「非共化」的另一範式。換言之，「馬來亞化」在冷戰年代有利於抵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傳播，也可以保住自由世界不向共產主義親近的文藝主張。除此之外，林春美也指出以下幾個不能不注意的重要因素：

一、《蕉風》編委會

《蕉風》創刊初期的編輯委員會只有兩人（申青、方天）來自友聯，其餘成員均為義務編委，包括馬摩西、陳振亞、范經和李汝琳。林春美指出，初期編委會在《蕉風》編輯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對刊物的發展傾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她又提到新馬華人的政治認同從戰後到馬來亞建國的十年間產生巨大變化，尤其是在經歷馬來民族主義熱潮之後，許多人意識到轉變國家認同的重要性，並且積極關注本地事物的發展。比如馬摩西主張華人「把馬來亞當做永久居住的家鄉」，積極參與建設獨立的馬來亞，反對華人的僑民心態的陳振亞（白蒂）則批評華人「流落番邦、落籍番邦、流亡番邦」的消極心態，可見這些編委以切身經驗彌補新來的南來文人對馬來亞匱乏的看法，以創作、評論、翻譯主導《蕉風》的發展。

二、《蕉風》是園地公開的文學雜誌

林春美以《蕉風》稿約及編者接受外稿的聲明為證，說明刊物不可能任憑友聯文人單方面決定文學生產的樣貌。在《蕉風》的內容構成上，始終需要仰賴本地作者的作品，故不能斷定它是友聯的機關刊物。

三、文化人的主體存在

創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都是擁有個人情感思想的主體，而友聯文人並非機械化和純粹宣傳式的提倡，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們的確思考過融入馬來亞社會，或是族群政治下移民社群被排拒的情況，例如方天〈一個大問題〉、申青〈無字天碑〉、姚拓〈七個世紀以後〉就各自反映出對國族、語言、身份的不同思慮。林春美認為，作為美援文化產物的《蕉風》，其馬來亞化主張隱含冷戰年代的特定政治立場，但視它為特定政治立場服務，恐怕不是一個真確的指控。對友聯文人而言，「馬來亞化」不只是平面的背景，他們直接或間接觸碰到的正是無法避而不見的種族問題，甚至是因族群政治而產生壓抑、陰暗的心理氛圍，因此不能輕易否定友聯文人在集體主張上擁有個人政治傾向與追求的主體意識。

在友聯結束後持續出版20多年的《蕉風》，不能不說是友聯文化事業在馬華文壇的另一番發展和貢獻。

60年代的《蕉風》：現代文學／純文藝轉向

除了與友聯的密切關係之外，林春美還談到了《蕉風》創刊以來發生過的兩次重要改革，第一次是1959年4月的第78期，是《蕉風》遷移至吉隆坡後出版的第一期。《蕉風》本來是綜合性刊物，但從這一期起改向純文學方向發展。

第二次改革發生在1964年9月的第143期，主編指這一期開始《蕉風》會轉型為純文藝月刊，以提升其文藝地位，又改以作品質素為選稿標準，結果造成本地作品大量減少，港臺作品激增的現象。由於大量刊登臺灣文學作品，加上臺灣素來被視作美帝的附庸，以及臺灣現代派文學的西化取向，所以引發他人對其政治立場的諸多揣測，有學者就把《蕉風》的純文藝轉型說成是「臺灣化運動」，認為是友聯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佈署，也有學者認為《蕉風》鼓吹現代主義信仰的背後有著鮮為人知的政治目的和使命。

白垚通常被認為是第一波馬華現代主義的領頭人物，但林春美認為把第78期《蕉風》當作高揚現代主義的旗幟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林春美指出，白垚以凌冷的筆名在1959年的《蕉風》上發表〈新詩的再革命〉、〈新詩的道路〉，又參與編輯詩集《美的V形》和《郊游》，但回應者寥寥可數，只能說是一場獨角戲而已。《蕉風》有關「新詩再革命」的迴響要遲至翌年八月才出現，與其說是回應白垚的主張，倒不如說是對杜薩〈新詩拉雜談——讀《新詩》〉和黃思騁〈蕉風對新詩創作所採的立場〉的響應。參與討論再三確定新詩革命的失敗，是以第78期為新詩革命「潑了一盤冷水」，絕非提倡現代主義的起點。

在提倡現代文學的黃崖接任主編後，《蕉風》的文藝批評明確主張文學屬於藝術範疇，不應該受政治、道德等任何外在力量干預；同時肯定文藝工作者的獨立精神，反對作家向黨或組織原則輸誠，讓文學淪為政治工具。換言之，其時《蕉風》認為文藝必須是非功利的、自主的，更提出文學自主法則的兩層意義：一、文藝作品的價值存在於其自身，只有忠實表達內心才能成就卓越的作品。二、文學作品是心靈活動的產物，真誠的「表達」只能出於自由的心靈。若果作品只用來表達他人思想，本身就不存在任何意義。林春美認為文學自主法則其實是關乎人的存在意義，而第二層意義是讓第一層意義成為可能的前提。就此而言，使人喪失心靈自由和文學自主的，無疑是當時被視作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

黃崖主編時期的《蕉風》有兩個重要特質：現代主義文學的引入，以及是作為「純文藝」刊物的定位調整。1964年，黃崖順應作者和讀者意願，對《蕉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想讓《蕉風》成為東南亞具影響力的純文藝刊物。改革後的《蕉風》不但鮮明地在封面上定位為「純文藝月刊」，也貫徹了第78期《蕉風》朝向純文藝發展的改革意念。相比起1959年白垚「雷聲大雨點小」的改革，黃崖的改革手段比前兩任編輯更為徹底，同時切合他的文學純粹性追求。

林春美認為友聯文人對《蕉風》的兩種文學追求展現截然不同的態度。《蕉風》從第143期到第173期改為「純文藝月刊」，不但擴大文學版圖至東南亞，還增加篇幅、提高售價，更遷到香港進行印刷，沒有友聯默許的話，這些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由此觀之，友聯文人認同純文學理念，但他們對於現代主義的態度則是模糊而保留的。至於黃崖，則慣常以含糊的「現代文學」一詞來指稱包含現代主義在內的一切具創新意味的非古典的、傳統的文學，而他後來與友聯文人決裂後並未有改變自身文學觀，故林春美強調：不能單憑白垚和黃崖的自由主義立場，就認定兩人在60年代推崇純文學和現代主義是配合友聯政治策略的做法。

最後，林春美反思現今人們看待友聯文人文學遺產的態度。她認為友聯終結了馬華作家的移民心態，使馬華文學進入後移民階段的意圖是積極而正面的。除此之外，香港友聯在70年代中期隨著美援的逐年遞減而失去經濟來源，不得已關閉旗下所有文化機構，但是《蕉風》遲至1998年友聯出售其在馬來西亞的營利事業後才真正失去經濟依靠，宣佈休刊。因此，在友聯結束後持續出版20多年的《蕉風》，不能不說是友聯文化事業在馬華文壇的另一番發展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