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政良（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博士班副教授）
最近一次見到胡老師是在去年的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期間。與往常影展期間一樣，總是可以看到胡老師精神奕奕地，肩背著棉布包包從六號出口往真善美劇院走去，彷彿隨身攜帶著一陣自信與溫暖的風，愉悅地走進戲院中。回想那幕光景，也是我最後見到的胡老師，至今仍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胡老師進電影院的樣子，就是這麼地雀躍和開心。而電影，就是把我和人類學與胡老師聯繫起來的重要媒介。
是民族誌電影先行者，也是春風般的陪伴者
我是個在博士班才決定唸人類學的半路出家者，原本是個在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公司工作的上班族，在那之前，全臺灣我唯一知道的人類學家就是胡台麗。我在大學階段就看過胡老師的《蘭嶼觀點》與《矮人祭之歌》，雖然對於內容有點懵懂，那也是我初次建立「什麼是人類學家，與他們在做什麼？」的想像基礎，而那也成為我在進入人類學領域之後，不論在社會實踐或學術發展上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我進入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之後，終於有機會選修了胡台麗老師開的視覺人類學課程。那是一門相當操的課，同學們不僅要閱讀視覺人類學領域的相關論文，也要在一學期之內觀看大量經典的民族誌電影，還要學習基礎的攝影剪接技巧，每個人獨力完成一部20分鐘以內的影片。我就是在那一堂課完成我的第一部民族誌影片《阿美嘻哈》的初剪，雖然老師要求在20分鐘以內，但我足足交了一個37 分鐘的版本。當時本來想說，我的觀點、敘事策略與剪接邏輯跟過去聚焦在原住民族文化的民族誌影片有很大的不同，可能不會受到青睞。沒想到胡老師看完之後，很是興奮地跟我談論她有多愛我這部影片。啊，那是個重要的一刻。胡老師如此熱情的激勵，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與養分，也讓我在後來的學術生涯中，雖然緩慢但仍持續地攝製民族誌電影，一直到今日。
若是沒有當初胡老師的肯定與鼓勵，我大概無法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製作民族誌影片的孤獨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到現在。胡老師後來有時也會跟我分享她在清華開設的視覺人類課程中，又有哪些我的學弟妹的作品如何好看，那些學弟妹是如何地在民族誌影片的製作上有相當高的天份。而這些學弟妹在影片製作上的成就，也陸陸續續可以從各種管道看到。胡老師不只是一位國內視覺人類學與民族誌電影領域中的先行者，也是一位善於激勵的教導者，更是一位如春風一般存在的陪伴者。
胡老師將自己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她所開設的視覺人類學課堂上，也推向臺灣社會，更拉拔了許多像我一樣的後輩。
創辦影展，將人類學推向臺灣社會
在跟胡老師學習民族誌電影的過程中，我才知道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是由胡台麗老師所創辦，是亞洲第一個國際民族誌影展，不僅大量介紹國內外的民族誌電影，也透過主影展和巡迴影展積極地走入臺灣的各個地方，持續至今。我們當時在視覺人類學課堂上所觀賞的大量民族誌影片，也是透過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介紹到臺灣來，才有機會看到。
因此，胡台麗老師創辦的這個影展，不僅扮演了將臺灣的視覺人類學領域相關研究者與國際連結起來的重要媒介，更是培養新一代民族誌影片製作與視覺人類學領域的推手。從這個角度來看，胡老師將自己的影響力，不僅僅侷限於她所開設的視覺人類學課堂上，也推向臺灣社會，更拉拔了許多像我一樣的後輩。
除了在民族誌電影上的成就之外，胡老師的論文書寫，也相當地犀利、精準與立論清晰，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是可讀性還很高。
在影像與文字之間自由穿梭
胡老師在臺灣視覺人類學與民族誌電影的成就，不知不覺中就走到一個令後輩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不僅如此，胡老師也同時建構了一個很難被後輩跨越的門檻，亦即，那種穿梭在影像與文字之間的自由與敏銳度。
影像和文字是兩種屬性相當不同的符號系統，胡老師是少數能同時將這兩種符號系統掌握的有如行雲流水般流暢的學者，也能同時發揮兩種符號系統的特性：該詩意般的存在就宛若哲人的沉思；該明確表達論點的核心就如同鷹眼般的犀利。胡老師的民族誌電影中，我個人認為從《愛戀排灣笛》（2000）開始，電影語言和人類學民族誌的關懷，在情感飽滿的敘事中取得了一個微妙的平衡。後來的《石頭夢》（2004）與《讓靈魂回家》（2012）延續了這樣的一個風格，創造了一種滿滿的人類學關懷，同時又能掌握電影語言中美感與詩意的敘事風格。
尤其是《石頭夢》這部影片，我曾經在第一次看了以後，深受感動，立即寫了一篇影評寄給胡老師。影評的內容是關於胡老師的影片，如同一把切開玫瑰石的刀具，如何打開了那些自中國撤退來台的老兵們在時代悲劇中的歷練與中國農民性格的淬煉下所形成的樸實樣貌，展露出他們在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後，與木瓜溪一帶的原住民族與弱勢的底層台灣人民互動的人生，交織成一幅如同一顆「中獎」的玫瑰石，那是令人驚嘆的人生花紋。
除了在民族誌電影上的成就之外，胡老師的論文書寫，也相當地犀利、精準與立論清晰，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是可讀性還很高。對於也在拍攝民族誌影片的自己來說，能在書寫論文與攝製影片之中來去自如，簡直難上加難，頭腦經常在影片敘事和論文內容中打轉，導致有時自認為兩邊都沒處理好，而經常為之苦惱。我本來接受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出版的《人類學視界》期刊的邀請，預計在今年的7月訪談胡台麗老師，並撰寫介紹胡老師的文章，而我準備的訪談大綱中，就是好奇地想要了解胡老師到底是如何做到穿梭在掌握影像與文字的魔幻力量之時，又能真切地展現細膩情感與犀利批判的真實。
可惜，這個答案恐怕是永遠無法得知了。
影片本身的故事以及其後續的巡迴播映與座談，都對台灣社會與相對應的社會群體產生很大的後續效應，而這些效應有時很難以量化的數字加以呈現。
KPI無法盡述的學術與生命貢獻
我在原本預計訪問胡台麗老師的訪綱裡，還有另一個我也一直想要理解的困惑，即是胡老師作為一位人類學者，到底如何看待所謂的社會實踐。尤其對於許多在大學服務的同行來說，多多少少也都受到近幾年來，不論是教育部或科技部的大學社會責任，或社會實踐等計畫引導，加入了所謂學術的社會責任實踐工作。然而，這些實踐計劃大多要求有明確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大學裡的同行也經常為此爭論不休且焦頭爛額。胡老師的民族誌電影，每一部都須要花長時間的資料蒐集、田野調查、拍攝、後製、甚至巡迴映演與映後座談等工作，因此在影片的產出上，很難有那種三年內就可以搞定的「關鍵績效指標」。胡台麗老師的民族誌電影中，甚至有的影片長達8年才製作完成，但是這些民族誌電影作品在完成後，包含影片本身的故事以及其後續的巡迴播映與座談，都對台灣社會與相對應的社會群體產生很大的後續效應，而這些效應有時很難以量化的數字加以呈現。
例如，從獲得第30屆金馬獎最佳紀實報導片的《蘭嶼觀點》到後來的《讓靈魂回家》，胡老師走來始終如一，必定會在影片完成後，胡老師親自帶著影片，回到拍攝的部落播映與座談，甚至也將播映的足跡遍布全臺，在許多原住民族部落、學院與博物館中播映，皆引起相當大的迴響與討論。這些座談討論有的收錄在胡老師的書中，有的則是放在影片專屬的部落格裡。《蘭嶼觀點》不論是在蘭嶼各部落或其他場合的放映後，都引起達悟族人以及其他社會的觀眾對於影片中，蘭嶼達悟族人在傳統與現代中的各種困惑、以及需要被正視的問題的討論。《讓靈魂回家》也在太巴塱部落以及巡迴在其他部落、學院與博物館的放映後，這些映後座談紀錄也被完整地收錄在讓「靈魂回家 Returning Souls」的部落格中。《讓靈魂回家》的內容觸及了不僅是臺灣，也映照了世界各地當代原住民族與學院以及和博物館之間在文物、殖民歷史、學術、以及原住民族的宇宙觀與文化復振中的複雜糾結，並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嘗試解開此一歷史上留下的難題。
如果仔細閱讀該部落格中每一個放映場次詳細的映後座談與討論，就會發現，民族誌電影為這個社會帶來了一種召喚的力量，將胡老師理解與再現的現實（reality），疊加上影片中太巴塱部落族人們的現實，召喚出在學院、博物館與原住民族人之間的各種映照自身的各種現實。因此，一部民族誌電影的完成，不僅是影片本身關於導演與被攝者之間的現實交錯而已，而是透過後續的播映與討論，讓各種現實能夠有機會穿梭彼此，交織成一種超現實（hyper-reality）的存在。這種超現實的力量，觸發了社會中許多對於博物館的文物返還以及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等議題的討論，也讓社會在此議題上有機會進一步的往前邁進。
在胡老師的著作《文化展演與台灣原住民》（2003，聯經出版）的序言中，可以清楚見到胡老師對於人類學的概念是植基在一種冷靜的知識理論建構與熱情的社會實踐意圖所交織而成，且是互為影響的過程。而民族誌電影則是胡老師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實踐，展現了何謂冷靜的理論建構與熱情的社會實踐意圖與行動，不僅親身示範影片的製作、放映與討論帶來的社會效應，更進一步透過在學院的教學，吸引更多後輩進入此一領域，既加深又加大民族誌電影對於社會實踐帶來的超現實力量。
這些社會實踐的影響力，有時真的很難用現今流行的KPI去檢核，卻在某個時間點被社會所反射出來。這一次，胡老師是以生命的完結，映照出醞釀在臺灣社會中的影響力。胡老師過世的消息在社群媒體上被披露之後，來自原住民族社會、學界、文化界、胡老師的學生們、甚至公部門有著大量的追思與紀念，表彰胡老師對於台灣社會許多層面上的貢獻與影響力。
我會記得胡老師走在前面的模樣，率直、好奇、溫暖、細膩又嚴謹，雖然很難，但是，我會努力跟上的。
永遠記得胡老師——率直、好奇、溫暖、細膩又嚴謹
撰寫此文的同時，回想起不久之前，胡老師從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退休，在搬離研究室的過程中，同樣也是中研院民族所的人類學家，劉璧榛老師的來訊轉告：
胡老師在搬離辦公室時，特地把你從新幾內亞的草包包帶著，還有你的木椅都搬到新的辦公室，她丟了不少東西，但ㄧ直都很掛念你送給她的。
我當下感動的無以復加，胡老師居然還留著那些物品，尤其是那張看起來不太可靠的漂流木椅子。那張木椅其實是我當年準備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拍攝《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民族誌影片的前製作階段，因為當時我還在博士班的最後階段，窮學生苦於短少製作費用，於是跟著都蘭部落的藝術家希巨蘇飛，學習製作漂流木椅子來籌款，胡老師為了贊助我們的旅費而購買了我這個「豪洨藝術家」所製作，看起來粗糙且不太牢靠的木椅。我在返國後，為了感謝胡老師對於我拍片的支持，特意送了一個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西比克河流域的植物編織包（basket）當禮物。
胡老師對於後輩的鼓勵與支持，以及作為一位人類學者的社會實踐如何可能，即便胡老師已經過世，直到現在我還是能感受到胡老師走在路上的那一股溫暖的風，而這一陣風，還在輕輕地吹。胡老師開了一條讓後輩看到無限可能的路，我會記得胡老師走在前面的模樣，率直、好奇、溫暖、細膩又嚴謹，雖然很難，但是，我會努力跟上的。
謝謝胡老師。
（*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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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博士班副教授，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民族誌影片工作者，曾任2011~2015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策展人、2017-2019影展總監 。曾獲美國人類學會東亞人類學會大衛普拉茲媒體獎，第三屆生命永續獎。紀錄片作品有《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2001年）、《阿美嘻哈》（2005年）、《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年）、《新大洪水》（2010年）、《高砂的翅膀》（2017年）、返潮彼時的生與死（2019）等。電影短片作品有《最靠近太陽的地方》、《有一條路》。著有《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2009，玉山社出版）、《 從都蘭到新幾內亞 》(2011，玉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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