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氣至純平：在台日本人該如何看待日治時期的台灣史？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記錄／ASTROJOKE

編按：2021年12月7日，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日本人為什麼寫台灣史？——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講座，邀請了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鳳氣至純平，圍繞著其近年出版的亞洲史地書本《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到場分享在台求學經歷中對「親日台灣」的觀察與反思。

| 講者簡介 |

講者：鳳氣至純平，日本横濱人。從小夢想成為消防員，後來愛上三國志漫畫和電玩走上研究中文的路。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現任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長榮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王惠珍，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編專書有：《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

是次講座主要圍繞講者於2020年出版的亞洲史地書本《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並從個人經歷逐漸引入「主線三部曲」：「為何談歷史？」、「對在台日人而言，台灣史是什麼？」、從而揭櫫及探究五十年間從事台灣調查研究的在台日本學者的「台灣殖民歷史像」。講者對如上問題作出梳理，進而得出結論。

在台日人在台灣生活的時間慢慢累積下入鄉隨俗，在「台灣」產生意義如安身立命、視台灣為終生之地……建構「想像共同體」的參與，是將他人歷史化為自我歷史的過程。

「我在台日兩邊互相喜歡的氛圍當中有落差」

在台求學期間，日本學者鳳氣至純平開始不斷反思「親日台灣」的真實性。2002年，甫到台灣時，正值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傲骨宣言》中譯本出版不久，書中提出的「殖民肯定論」引起了東亞仇日風潮中的社會波瀾；與此同時，又有徘迴於「懷舊」風潮下的「台灣裡的日本」想像；而到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後，台灣再贈予日本巨額捐款……

台灣人這種高度認同「殖民者也有好人、對台灣有貢獻、愛台灣」的「灣生」（註：臺灣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情結，也觸發了鳳氣至純平以歷史、精神史的角度探究日治時期的在台日本人在個人思想、情感和殖民統治的關係。生於1909年的左翼「灣生」中山侑，即是鳳氣至純平的研究對象之一。中山侑跟台灣知識分子密切往來、重視「台灣文化」和大眾文化，卻在1940年代利用台灣人傳統的文化和語言，進行日本帝國的國策宣傳。

敘事的合法性在過去無數「史實」的紀錄和敘述中體現。探索歷史的過程中，基於某個過去，對此賦予意義，加以敘述。歷史敘述者所在的「當下」往往決定歷史如何被記錄、詮釋，包括空間、時間、社會活動、個人經歷的「當下」，也會影響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形成不同的觀點與評價。一個人的歷史敘述，涉及其「當下」所在的脈絡，以及對「過去」、「當下」甚至「未來」的認知、理想和期望等因素。憑籍這些因素，述史者再透過選擇、詮釋、敘事的作業，對一個「史實」描繪出各自的「歷史」、「歷史像」。

日治期間，官方為在台日人擔保殖民者地位、累積殖民地時間，為在台日人提供了調查的資料和機會。而在台日人，他們所寫的「台灣史」逐漸填補、加強了政府所標榜和突顯台灣文明化的「台灣史」。這個過程不啻將他者的歷史「納入帝國」到將其視為吾人歷史，「有感情地納入帝國」。在台日人在台灣生活的時間慢慢累積下入鄉隨俗，在「台灣」產生意義如安身立命、視台灣為終生之地，參與在「台灣史」當中，與當地人生活、連結，建構「想像共同體」的參與，是將他人歷史化為自我歷史的過程。

台日官民需要殖民地的歷史

台日總督府需要台灣史。在日本「近代國家」的統治原理裡所奉行的國體論（「擬血緣的國家體制」），天皇的身份不啻家長的身份，管治下的日本國民就是天皇赤子、小朋友。

台日官民需要殖民地的歷史

如果忽略殖民地建設背後的政治、社會現實、台灣人的戰後經驗，以及台灣這個移民社會不同族群的不同經驗、記憶、歷史，我們所認識的台灣、台灣史便是片面的、淡薄的。

對在台日人而言，台灣史是什麼？

早期從事台灣調查研究的伊能嘉矩、「台灣史專家」尾崎秀真、「左翼」作家濱田隼雄、「灣生」作家西川滿、中山侑、中村忠行，《民俗台灣》的池田敏雄、國分直一等述史者為主，同期台人葉榮鐘著作為輔。透過他們的「歷史」觀察「當下」三者和台灣、台灣人之間的關係。

鳳氣至純平在其新書第一章〈以「類似」作為台日連結——領台初期伊能嘉矩漢文脈下的台灣史敘述〉中，以日治時期重要理論家伊能嘉矩作台灣研究的方法為文章主角，其依賴漢文脈，系指與人的思考和感受唇亡齒寒的漢文文體、政治外交文體。透過漢文脈的台灣史認識，用其類似的敘述去寫台灣史。（註：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

伊能嘉矩的《台灣史談》，他延續儒教道德如忠孝精神去敘述清治的台灣。描述非經由中國為媒介的台日連結——台日傳說、神話的類同性「同文同種」、「同史」，為試圖促成台日一體化的揭櫫。

此外，在第三章〈重整「類似」與「差異」──尾崎秀真的台灣中心史觀〉中，寫到了尾崎秀真（1901-1949）參與總督府「台灣史料編纂委員會」、「台灣史料編纂會」及「台灣四千年史」的展開。其台灣史敘述偏向學術化，著力研究在台日人的台灣中心史觀。於1920年代官方政治宣傳式的歷史敘述失去效果，尾崎秀真摸索論述的進化，藉由學術化尋求具有「公信力」的歷史敘述即「台灣史料編纂委員會」、「台灣史料委員會」。在他眼中的「台灣中心」史觀是因日人居台時間愈久，其面對台灣過去的時間在態度上也有所改變。史論之於國體論，透過「記紀神話」修補國體論運用於異民族統治時所產生的破綻（在日本神話中定位台灣）。史論引申的政治意義在於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的一環，並製造歷史理由，讓台日與中國的對立，及一起「進出」的中國有了合理性。

而在第五章〈「國」民或國「民」──戰爭動員下的台灣史敘述〉中，則著力於西川滿、濱田隼雄與池田敏雄處於相對開放、多元而含有批判意識的歷史敘述逐漸壓縮、諸多言論被整編到國家體制的年代。比較西川滿、濱田隼雄、《民族台灣》重心的差異，以《台灣鐵道史》、《台灣農業史》、《台灣生活史》去看「國」民文學和國「民」文學的差異。《民族台灣》的台灣庶民史、生活史（透過民俗採集挖掘台灣過去的生活、社會樣貌）、地方史（士林特輯、台南特輯、北門特輯）、「時局下的涼台」是國「民」，即著重民族、民生。濱田隼雄的左翼思想著重台灣農業史、根除「惡」的文學。其國民文學傾向從惡到美、從都市到農村，是從「民」到「國」的過程：

「西川滿偏偏選一個他不熟悉的、十幾個當中只有一個台灣人講的台灣史版本，把它採用在故事裡面，他覺得只有這個故事是美麗的。」

由本來以為台灣沒有歷史，到後來發現台灣的歷史，對台灣生起感情。在其歷來的文藝實踐裡，將「國體的擁護」與「藝術的理念」結合在一起，可以說他是從帝國的視野、且在台灣人之外，熱望台灣的歷史、文化、民俗，並透過藝術化，將其用以補充帝國史，在他關注這個「明亮」台灣的同時，很少觸及、考慮殖民地現實或台日人之間的矛盾。其台灣鐵道史，可以說是重心在「國」的帝國史、南方建設史。而《民俗台灣》作者池田敏雄，卻意識到殖民地上台日人之間的緊張和矛盾，並在以下紀錄了對自身田野的反思：

「我好像是很有同理心地在做台灣民俗研究，但如果太信任我而講太多的話，不知道會不會被秋後算帳」

「我一想到他們總是害怕著某種幻影，總會有種難過的感覺。先不談陋習，每個鄉土都該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傳承，我認為不用特別感到卑屈或恐懼，應該對自己出生的土地抱持著更多愛和驕傲。手持水煙的老人、大頭鬃的阿婆以燦爛的笑容對我這個來自內地的人，炫耀自己的故鄉，這樣的一天不知何時會來，我相信那一天的到來才是真正內台一如的實現。」

（〈點心〉，《民俗台灣》，第12號（1942.6））池田敏雄）

講者反思池田的殖民意識：他如此清楚意識到殖民地存在的台日人之間的矛盾、隔閡、緊張關係。75年後，這種台日之間的尷尬已消除了嗎？我們（日本人）會否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