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璧嘉
整理／吳宜臻
編按：2022年3月19日，台灣敦煌學專家鄭阿財（南華大學退休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及楊明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就台藏的敦煌卷子進行了座談。座談於國家圖書館舉行，由簡佩琪教授做主持。這次座談的契機是由於台灣國家圖書館在歷經多年籌備與編輯後，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敦煌卷子》，以高解析的數位化影像搭配依據文獻特性的編目，將台藏的敦煌卷子傳布於世，兩位教授因此就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新書座談會中，從台藏《敦煌卷子》的流浪故事談其出版意義。
流落各地的敦煌卷子
1900年，敦煌的藏經洞被無意間打開了。其實，所謂的「藏經洞」本來是唐代莫高窟三界寺的圖書館，而由於圖書館兼具了藏書及修復文獻的功能，藏經洞因此收集了從東晉到北宋的文獻及修補用的文獻碎片。這些文獻涵蓋了中國圖書發展中很重要「寫本時期」，記錄了裝幀工藝、裱褙、用紙、墨色、行款字體等的演變，因此在學術及藝術價值上非常珍貴。
然而，在發現藏經洞後，當年的王圓籙道士限於他知識水平，隨意地就把藏經洞中的文獻送出、盜賣。英國的斯坦因是第一個進到莫高窟的外國人，南華大學退休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鄭阿財說：「他帶走了這24大箱……他是從文物的角度〔去蒐集的〕，所以最漂亮的都是在英國——因為他挑。」後來，在1908年，法國研究佛經的漢學家伯希和又精挑細選了6000卷。鄭阿財說：「這6000卷學術價值最高。看不懂的〔少數語言文字〕、有題記的、有年代的，他都帶走了。」而也因為敦煌卷子散藏在世界各地，使得敦煌學很快成為一門國際學科。正如鄭阿財所說：「因為大家都要研究，圖書館、博物館你要展覽，你不能不研究，所以很快變成國際顯學。」
不過，使得敦煌寶藏大幅度散落各地和民間的，不只是因為有王圓籙、斯坦因和伯希和。在1910年，羅振玉把剩下的敦煌寶藏運到蘭州、再從蘭州運到北京，而在這過程當中，不少寶藏也押運到官家裡頭去了。由於何鬯威的父親是押運官，何鬯威又是李盛鐸的女婿，所以李盛鐸就藉機挑走了一批寶藏。而這種偷竊之所以在當時未被發現，是由於押運時的記帳有漏洞。鄭阿財說：「當時有記帳總共8000多件，它〔記帳〕也沒有說是什麼東西，於是〔李盛鐸〕就把藏的卷子撕成幾段之後去湊數。」就是這樣，李盛鐸就瞞天過海地私有化了不少敦煌寶藏。
敦煌書卷來到台灣的經歷，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國寶大搶救：台藏敦煌卷子的前世今生
進入民國初期，人們開始了解到敦煌文獻的珍貴，私人所藏的、小單位的敦煌卷子因此成為了文物買賣市場中炙手可熱的商品，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敦煌卷子跟隨著文物市場的自由交易而散落外國。
而這批本屬於清朝遺老、大臣及文人的敦煌書卷，之所以最後會安身於台灣國家圖書館，則是和抗戰及抗戰中的文物搶救有關。鄭阿財接著分享道：在抗戰時期，由於民國中央政府有見不少江南的古書毀於戰火或因為書主變賣而外流，蔣復璁、葉恭綽等人於是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開始著手收購流散各處的敦煌卷子，並收於南京的中央圖書館——也就是台灣國家圖書館的前身。而中央圖書館所收購的敦煌資料中，就包括了袁克文及李盛鐸後人的藏卷。
總結這段「國寶搶救史」，鄭阿財認為，葉恭綽在此當中可謂功不可沒，他說：「葉恭綽是藝術家、書法家，也是一個文獻學家。他很積極，他在香港、上海、北京穿梭，搶救這批〔材料〕……」敦煌書卷來到台灣的經歷，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原來，台藏敦煌卷子並不只有藝術收藏價值上的意義，更是敦煌學術發展上一份珍貴的資料。
台灣敦煌卷子為何是「敦煌寶藏的最後一塊拼圖」
盤點今日敦煌卷子的散落各地的狀態，已蒐藏的卷數大約有7萬號，鄭阿財總結道：「今天敦煌卷子散落，在中國當然是最多，再來就是英國、法國、俄國，還有日本……這裏以英國得手最早、數量最多，法國最精，俄國最雜、最碎，日本最神秘。」
那對比起其他地方的藏卷，台藏的敦煌卷子又有多少？它從何而來？有什麼特色呢？鄭阿財盤點道，台灣有的敦煌卷子，總數至少有300件，他說：「台灣的敦煌卷子雖然數量不多，但當中有不少精品。」譬如，當中本屬於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的藏卷就有被當時的故宮館長徐森玉鑑定過，而台藏的敦煌卷子也有來自安徽許承堯的藏卷。鄭阿財說：「許承堯他是專門收藏書法，他當時是清朝的進士，而且是在甘肅當官的，所以他收的東西全部都是近唐的楷書最好的精本。他後面都有題跋……裡面可以看到它的傳播史跟收藏史，還有它藝術史的價值。」這也是為什麼說台藏敦煌卷子是收藏角度上「敦煌寶藏的最後一塊拼圖」。
在學術上，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明璋也提到了台藏敦煌卷子的重要性，譬如《禪源諸詮集都序》就對禪宗研究有莫大貢獻，他說：「簡單講《都序》是什麼……就是100卷〔《禪源諸詮集全集》〕的總論，概括了這100卷在陳述什麼……我們國圖所藏的這個重要性在哪裡？它可以說是都序的最早的本子。現在可以看到的大概都是宋之後的刻本。在敦煌文獻裡面，大概就是只有我們國圖有藏這個下卷。」同時，鄭阿財也分享道：台藏敦煌卷子中的《盂蘭盆經講經文》就高達99行，而接上俄羅斯的三個7行的殘片，就可以使得被分割了的卷子重新歸整——原來，台藏敦煌卷子並不只有藝術收藏價值上的意義，更是敦煌學術發展上一份珍貴的資料。
台藏敦煌卷子作為「敦煌寶藏的最後一塊拼圖」，並不只是收藏意義上的拼圖，更是敦煌學研究上的一塊拼圖。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出版的歷史脈絡及時代意義
台藏敦煌卷子異常珍貴、極具學術及藝術價值，這一次台灣國家圖書館不但為之重新編目、提供敘錄資料，還以高解析的數位化影像，為研究者提供資料運用之便利。這裡敦煌卷子的數位化及公開化的歷史脈絡為何？要真正理解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在今日出版的意義，就不得不提台灣敦煌學在世界敦煌學發展中的地位。
1968年，鄭阿財的老師、敦煌學專家潘重規被錢穆（錢賓四）請到香港新亞書院當中文系主任，並著手從學術角度為中央圖書館的敦煌卷子編寫序錄並發表。潘重規不但辦了全世界第一本以敦煌學學術專刊《敦煌學》及在大學開設敦煌學的專門的科目以積極培養研究人才，更是畢生倡議全世界把敦煌卷子公布出來，甚至為此花掉不少積蓄。其實，早在1976年，潘重規也很有先見之明地在提出了要把敦煌卷子影像化及公布出去。鄭阿財提到，潘重規在七〇年代就已建議當時的國家圖書館館長諸家駿用當時能用相機，給台藏敦煌卷子拍照、列印。鄭阿財說：「全世界都不想公布〔敦煌卷子〕，我們台灣就先把我們自己僅有的這麼多都公布了，那這樣你們〔藏書更豐富的〕就沒有理由不公布，就是潘老師當時很用心的這一點。」
台灣國家圖書館與聯經合作出版的《敦煌卷子》，可謂是延續了前人的用心良苦。國家圖書館特聘國寶級修復大師與古紙專家，歷經二階段文獻修復作業，採用最小干預與可逆性的現代修護原則，對經卷進行局部性的修復作業，讓珍貴的敦煌文獻綻放新生命。而這次出版的《敦煌卷子》中，更特地找來敦煌學專家方廣錩教授整理編目，為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思想、經濟、政治、社會工藝帶來了極珍貴資料。台藏敦煌卷子作為「敦煌寶藏的最後一塊拼圖」，並不只是收藏意義上的拼圖，更是敦煌學研究上的一塊拼圖。台藏敦煌卷子的出版、公開和面世，在學術上因此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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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畢業於台灣國立中央大學亞際文化研究，畢業論文題目為《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研究興趣包括女性主義、情感研究、冷戰、社會運動、第三世界和左翼政治。日常興趣包括貓、酒與電子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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