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我走過的路

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來信,原來他們又從臺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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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幾回林下話滄桑——我們認識的余英時先生

在物欲橫流、爾虞我詐的時代,保持這種風度和胸懷,好像沒那麼容易。對人的這種謙和、厚道和坦率,彷彿成了老輩學者的專利。我特別注意到,余先生對老師,無論是新亞時代的錢穆先生,還是哈佛時代的楊聯陞先生,那種尊敬和愛護始終如一。比如錢穆先生,儘管余先生並不完全贊同錢穆先生一些思想觀念,但余先生覺得他和錢穆先生不僅有「超出一般師生」的感情,而且對錢穆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的理想,和錢穆先生對歷史的「溫情」,卻始終懷有最大的「敬意」;對錢穆先生作為歷史學家,與新儒家諸公不同的立場,也始終努力解釋和闡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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