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來信，原來他們又從臺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在物欲橫流、爾虞我詐的時代，保持這種風度和胸懷，好像沒那麼容易。對人的這種謙和、厚道和坦率，彷彿成了老輩學者的專利。我特別注意到，余先生對老師，無論是新亞時代的錢穆先生，還是哈佛時代的楊聯陞先生，那種尊敬和愛護始終如一。比如錢穆先生，儘管余先生並不完全贊同錢穆先生一些思想觀念，但余先生覺得他和錢穆先生不僅有「超出一般師生」的感情，而且對錢穆先生「一生為故國招魂」的理想，和錢穆先生對歷史的「溫情」，卻始終懷有最大的「敬意」；對錢穆先生作為歷史學家，與新儒家諸公不同的立場，也始終努力解釋和闡揚。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始終相信人性中較為美好的一面，並以身教向我們展示這一點。至於他的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就更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