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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當田野調查愈來愈危險,該如何繼續研究中國?

記錄/陳世浩

編按:2022年1月27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舉辦線上講座,請來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擔任講者,以「中國研究在台灣的未來」為題,討論了當前中國研究正面臨的不確定性,進而思考了在未來中國研究之中,台灣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 講者簡介 |   

吳介民(與談人)

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政治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社會運動、民主化、公共領域,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等專書。

林宗弘(主持人)

現任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中央研究院社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研究專長為社會階層化、量化研究、中國研究、災難社會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

中美關係僵持不下,與中國僅隔一道海峽的台灣首當其衝,受到了地緣政治很大影響。隨著經濟和政治局勢不斷變化,中國研究的未來不論是在其本身、還是在台灣,都開始變得不確定。本次講座邀請了多年來從事「中國因素」研究的學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與談,由同樣身為中國研究學者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委員林宗弘所主持,主要討論了中國研究在台灣的未來。

【2022年學術對談系列講座 學人開講】場次一 中國研究在臺灣的未來。圖片來源:資料圖片

習近平會否延續以往「門戶開放」政策?如今中國對學術研究的審查加重,乃至排斥外來學者,會否構成如今中外學者的安全顧慮?

新冷戰下,中國研究的新方法?

吳介民在一開始就提出:現今的中國研究是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在他看來,如今的中國經濟和政治發生鉅變,使得學術典範轉移充滿着不確定因素。中國從改革開放開始,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經濟成長率達十倍。中西學者一直渴望能從中找出解釋。惟隨著中西關係改變,習近平會否延續以往「門戶開放」政策?如今中國對學術研究的審查加重,乃至排斥外來學者,會否構成如今中外學者的安全顧慮?這些因素均使得未來中國研究的條件和過程變得不確定。

以上述背景作為前提,吳介民提出疑問:對中外學者而言,如今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愈來愈危險,那麼是否不能再做調查?對此,吳提出另類中國研究的可能性——他指出:冷戰時中國鎖國,西方學界仍能產出很多傑出研究,一切有跡可循,絕非進退失據;而「替代地點調查」、「跨境調查(包括網路)」和「宏觀比較研究」三種進路,就能夠代替如今風險高的現場調查:

  1. 替代地點調查:吳介民舉出兩個西方案例——Andrew Walder與Maurice Freedman,兩人都因政治局勢無法進入中國田野,但仍能夠選取類似社會結構的地方進行替代調查。 Andrew Walder是美國政治社會學家,專門研究中國社會。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透過大量訪談從中國逃離至香港的人,以分析工人與工廠的權力結構。Maurice Freedman則是英國人類學家,曾在1963到香港沙田進行田野考察,並在1966年出版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研究廣東和福建人的宗族關係。
  2. 跨境調查(網路):如今網路技術發達,透過民意調查、爬蟲技術等方法,學者能夠從更多途徑進行調查或實驗、取得大數據,因此即便無法親身到中國,也能進行學術研究。吳介民以哈佛大學教授Gary King對中國網路審查的研究為例,後者從事量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就曾透過收集中國社交媒體的發帖內容,統計了政府發言在社交媒體中的整體比例。
  3. 宏觀比較研究:此外,學者亦可透過宏觀角度,收集和比較不同國家的同一層面的情況。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Freedman, Maurice,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1)

中國現時開始邁向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totalitarianism)的狀態——數位極權主義指政府透過高度監控人民生活媒體和資訊,從而操縱人民的生活。

極權年代之中,中國研究的新議題 

撇除親身田調的研究困境,吳介民又談到如今中國研究議題在宏觀上的大轉向。吳把這些議題總結成兩大範疇,分別是:對中國體制新的定性和理論分析,以及在銳實力、影響力上的操作。

  • 對中國體制新的定性和理論分析

吳介民指出,中國研究會隨著不同的階段,而出現不同的定性和理論的更新。在早期毛澤東時代,美國學者William Skinner從農民交易關係推演的蜂巢化社會 (cellular society),來談中國社會基層結構;到了早期末段,美國學者Vivienne Shue又解釋了中國政府如何延伸其基礎建設力量(infrastructural power)。吳認為,隨著習近平政權上台、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不斷收緊,中國研究在體制定性和理論分析上也有所轉變,例如討論網格化社會控制如何與數位社會控制相互結合,等等。

吳介民表示另一點中國研究轉變在於產權。吳點出中國改革開放初在不改變共產黨的社會控制下,漸進地開放經濟,並一直延續加強。他觀察到學界早期研究主要關於中國的彈性產權和非正式規則,現在會形容中國作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體系。

關於政權定性的改變,吳介民點出昔日學者形容中國帶有政權韌性(regime resilience),能快速回應問題,不陷入遲鈍僵化。惟如今習近平政權下,這樣定性的描述已不合時宜。他提到有學者指出,中國現時開始邁向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totalitarianism)的狀態——數位極權主義指政府透過高度監控人民生活媒體和資訊,從而操縱人民的生活。

  • 銳實力、影響力操作

除了體制的定性和理論,中國對外投射影響力的研究指標也出現很大改變。吳介民指出,以往學界會以美國學者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作研究指標;而在2017年年底舉辦的美國民主基金會論壇上,一群學者經長時間討論、提出銳實力(Sharp power),作為對中國新的研究綱領。

中國的銳實力與影響力操作被提出後,對台灣、香港、澳洲等世界各地的個案研究也隨之而來,包括:學術論文、媒體的深入報導。吳介民留意到:現時學者更將銳實力具體化成不同指數調查,像台灣民主實驗室團隊(Double Think Lab),甚至有台灣學者與國外學者合作,將不同地區的案例進行比較研究,合編成書。

中國研究的議題,台灣又會關心哪些呢?

從全球回歸到台灣本身,吳介民就自己觀察所得,全球注目的台灣中國研究專長,莫過於從冷戰時代累積至今的兩岸關係和台商研究。吳提到現在有不少台灣學者,投身到一些國際的中國研究上,進行民意調查。談到這一點,吳認為如今台灣從事中國民意調查的可行性,值得大家深思和評估。尤其是如今中國的政治情勢不利學者進入,從外部對內作民意調查,會否一個進路?

論及更晚近的學術研究趨勢,吳介民表示中國因素成為學者間具啟發學術研究框架,討論中國在台灣的影響力操作、銳實力,乃至以商業模式作為統戰方法,然而台灣因素的討論在中國研究領域卻一直被強烈壓抑。緣此,吳介民提出疑問:到底台灣在中國發展上有否貢獻?而他在2019年出版《尋租中國》一書,正是為了提醒讀者台灣因素在中國研究的重要性。

如今香港政治情況急轉直下,由原有半民主、半威權,徹底倒退成威權政體,甚至是進入「政治戒嚴」。由此,吳介民也指出:台灣學術界現在非常關心、亦迫切期望能從公共領域介入香港議題。

地緣政治的巨大轉變,中國數位極權主義出現,造成兩岸公民社會難以接通,壓縮了「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可能性。

從蜜月到隔絕,「中國因素」在台轉變過程

關於「中國因素」這個詞彙的討論,吳介民強調不論學界或媒體早就存在,而其本身更傾向把這概念化為一種啟發性的框架——一切從「一個素樸的idea」開始。

兩岸皆自1990年代起發生了巨大轉變:中國經歷改革開放,台灣則結束戒嚴、採取民主化。吳介民認為,2000年代兩岸官方一度出現類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過程,民間社會之中亦曾出現跨海峽的公民社會連結。

在此基礎上,吳希望「中國因素」能夠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進行個案研究,繼而不斷累積組裝成一個齒輪。他認為或能擺脫當時的中國機會論和中國威脅論,尋找社會觀點的可能性。吳繼而在2012年提出「第三種中國想像」出版成書,希望能夠讓大家如實地對中國認識和理解。

時移勢易,2008年往後全世界的變化徹底顛覆了吳介民的想像。隨著一場又一場的台灣公民運動掀起、民進黨執政採取本土化方針,以致後來習近平上台後對中國與全球關係帶來的改變。巨大轉變使得吳介民認為有必要調整原有想法。他無奈表示地緣政治的巨大轉變,中國數位極權主義出現,造成兩岸公民社會難以接通,壓縮了「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可能性。

吳介民指出,如今關於「中國因素」的討論成了一種非他意圖發展而來的結果;它偏離了原本吳當初的「第三種中國想像」,逐漸聚焦在中國影響力操作模式的分析上。他談到後來開始研究中國以商業模式做統戰,由2015年發表期刊文章〈中國因素的在地協力機制:一個分析架構〉歸納出直接和間接施力兩種中國影響力運作模式。緊接其後,吳介民再於2019年出版專書《銳實力製造機》,歸納出外部脅迫、內部穿透和侵蝕邊界等三種中國對台操作影響力的模式。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2012)
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吊燈裡的巨蟒》(左岸,2017)

台灣已經不再是China Taiwan,而是Global Taiwan,台灣研究已經脫離出昔日中國研究的框架。

未來中國研究,台灣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最後,吳介民以回應當日講座主題作結,認為如今美中對抗的新格局更突顯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強調台灣的中國研究在學術上更別具意義,能見度變得更高。中國研究在台灣時至今日,已有別以往。吳介民多番提到,台灣已經不再是China Taiwan,而是Global Taiwan,台灣研究已經脫離出昔日中國研究的框架。

吳介民認為,台灣不可能再作為陳紹馨教授所說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在政治和學術兩重轉變之下,台灣學術的主體性經已確定下來,只是國際學術界還沒趕得上這轉變,仍有不少台灣研究的投稿仍置於中國研究期刊內。

故此,吳介民也重申:台灣在如今中國研究上需要尋找一個新的角色,這一點值得學術界深思。面對如今台灣學術界對華人社會認同持兩極看法,吳介民表示自己會折衷地取態,認同台灣作為華語世界的一員,保留著對中國議題的親近性,同時亦擁抱世界。

在講座尾聲,吳介民勉勵大家:即使如今中國研究正面對「最黑暗的時間」,各位仍可大有作為,中國研究還沒被完全扼殺,而是在土壤中潛藏,並等待再次發芽。或許今日已不能如往昔般、對外公開研究過程和成果,但仍然可壓縮到個人範圍繼續,潛龍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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