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鴻基（作家）
《最後的海上獵人》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並不是從小喜歡寫作，也不是文藝青年，開始寫作是因為三十歲後出海捕魚，看見海、看見魚、看見漁人，看見不同於陸地上的種種風景，有所感觸和感動，才試著將海上漁撈生活的點滴寫成文章。而且，還以初生之犢的勇氣，參加了全國性文學獎徵文，也僥倖獲得了一些獎項，因而走上文學、走上了「海洋文學」這一條路。
記得剛開始寫作，也就是文章還頻繁參賽的那個階段，評審委員給的評審意見中，常出現「帶著散文風格的海洋小說」、「臺灣漁民小說」、「細節描述近似小說」或者是「作者顯然有寫小說的意圖」。從這些評審意見看來，我的寫作體質上似乎真的有寫小說的基因吧。
其實，「有小說意圖」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寫作以前，學生時代的作文課不算，又只念到高中，也沒讀過太多文學經典，可說是不曾受過文學訓練，以當時個人的文學認知，並不存在文類分別的界線。之所以參加散文類徵文，只是因為寫下來的文章篇幅，恰好符合散文類的徵文規定而已。
雖然是海島社會，但種種因素讓海洋題材在臺灣文學領域甚少有人碰觸，大概也因為如此，我的海洋書寫比較有機會獲得評審老師們的青睞。除了得了幾個散文獎項，也得過一次小說正獎。於是，「海洋文學作家」或「散文作家」的頭銜，就這樣陪伴著我，一起走過二十幾本作品。
起步算是順利，但這條路上，並非一帆風順。當我決心要走上文學這條路時，主要收入來源是不穩定的討海工作，加上過去一些債務，經濟狀況一直都有壓力。這些年來，一邊寫作，一邊還必要依賴作家的副業——演講，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一個月當中，大約有三週時間都得在外奔波，居家生活往往只剩三、五天，這居家生活難得的整筆寫作時間，還得分出一些給出海行程。可能因為這樣，寫作時間往往零散破碎，這些年來產出的這些作品，有可能是在旅途中、在旅店裡、在車廂中、在候車室這樣的空間裡寫出來的，因此，大多數作品，都是以允許片段呈現的散文或海上計畫案的報導為主，當然，作品中也夾帶了少數幾本不需要整筆時間來創作的短篇小說。
這麼震撼人心的海上獵人故事，我們的社會完全無緣感受。儘管我們的魚類資源豐富，漁業發達，但我們不會有「海明威」，不會有「畢爾．羅逖」，不會有「德布西」，不會有⋯⋯。
二〇一六年執行「黑潮一〇一漂流計畫」，也因為協助《男人與他的海》紀錄片拍攝，認識了黑糖導演。有一次，黑糖導演跟我提起「劇本」創作，於是我們就談出了「最後的海上獵人」這齣劇本的雛形。當時我心頭一驚，這根本就是我存放心底多年「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的心願。真是感謝黑糖導演，適時點醒了我儲放多年的心願。又恰好碰到COVID-19疫情，居家時間忽然增加，而有了這部長篇小說產出的契機和條件。
個人出海捕魚的那五年，剛好是臺灣沿海漁業崩毀前的最後光景，算是很幸運地搭上了臺灣沿海漁業的末班船。這五年的討海生涯中，有好幾年在鏢船上工作，曾經當過「舵手」和「二手」，親身經歷了大洋漁獵中最是驚心動魄的「鏢刺漁業」，也親身見證了傳統鏢旗魚的沒落，見證了從鏢旗魚紛紛轉型為鏢翻車魚或轉為流刺網作業的經過。到如今，鏢船作業幾乎已注定將在我們這一代完全消失。
任何一種漁法的消失，除了會造成該項產業蕭條後的經濟損失或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每一種漁法，都是我們社會一步步走向海洋的智慧累積。鏢旗魚這種漁法，是從琉球漁人傳入，然後經過我們漁人一代代改良，而成為今日我們所見的臺灣鏢旗魚的漁法，這是經由一步步累積、進化而形成的珍貴「漁業文化」。然而，差不多半個世紀來的「海禁」，臺灣社會長期不重視海，屬於海洋文化之一的漁業文化的消失，恐怕大多數人會覺得「有什麼關係」或「跟自己完全無關」。由於海禁，臺灣幾近空白的半個世紀海洋文化，幸好還有這些漁業文化稍可填充或彌補，但我們將眼睜睜看著其中相當精采的「大洋鏢刺文化」的消失。造成的損失可能會是，海島的思維仍然以「保守」、「禁制」為主流，而海島環境退無可退必要的「積極」跟「進取」精神，將遲遲轉不過身來。島國若遲遲不能「轉過頭來」，哪有「海闊天空」的機會？
記得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鏢船，在東北季風的惡劣海況下，我們鏢船鏢獵了一條俗稱丁挽的白肉旗魚。那海上激烈的追獵場景，那整個漁獵戰鬥的過程，立即震撼了我。但我又想，如何這麼震撼人心的海上獵人故事，我們的社會完全無緣感受。儘管我們的魚類資源豐富，漁業發達，但我們不會有「海明威」，不會有「畢爾．羅逖」，不會有「德布西」，不會有⋯⋯。
寫完這部長篇小說，心情是激動的，激動的原因不是因為寫得好或是不好，而是完成了心願，也算是填補了我們這項漁業文化的缺口，而且，銜接了後續的可能。
於是，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關於鏢旗魚的文章，想說，在它消失前，至少留下一條可以「回去的路」。許多年後，很高興看到有《戰浪》這部紀錄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紀錄。但心裡頭還是覺得，若能有一部長篇小說來講故事，或者，再衍生為一部電影來描述、來留下這珍貴的海上獵人與臺灣精采且震撼人心的漁業文化。至少，我覺得自己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做更多的努力。
從事傳統鏢刺漁業的海上獵人，他們的年齡大多數已超過七、八十，他們每一位，都是臺灣鏢旗魚的「最後的海上獵人」。自己何其幸運，也何其悲傷，搭上了最後的航班，親身參與也見證了臺灣鏢旗魚從花開到花謝到枯萎到凋敝的整個過程。
但是，散文寫久了，也會呈現某些思維慣性，幸好我的好朋友蕭義玲教授，給我許多修改的意見。儘管如此，寫作過程中，我心中還是存有無論如何得想辦法將鏢旗魚的「漁業文化」，盡量融入在這部小說中的企圖，即使這樣可能會弱化了小說的情節張力，取捨間，心底常有掙扎。
寫完這部長篇小說，心情是激動的，激動的原因不是因為寫得好或是不好，而是完成了心願，也算是填補了我們這項漁業文化的缺口，而且，銜接了後續的可能。
趁〈後記〉的機會，特別感謝黑糖導演的劇本發想，以及蕭義玲教授的指正，還要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給這部作品的獎勵。最後，容許我將這部作品，獻給每一位曾經在我們鏢船上的「最後的海上獵人」。
（本文摘錄自《最後的海上獵人》後記，標題為編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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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出生於花蓮，曾從事漁撈，執行鯨豚海上生態調查，創辦臺灣賞鯨活動，創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任創會董事長，目前為海洋大學兼任副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多樣海洋計畫，同時以海上生活觀察與感想為核心來創作，著作及編著海洋文學作品有二十餘部。曾獲時報文學獎第16、18屆散文類評審獎，聯合報讀書人文學類1996、1997年最佳書獎，1996年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第一屆臺北文學獎文學年金，第12屆賴和文學獎，第12屆巫永福文學獎，2006九歌年度散文獎，2011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年度好文，2016花蓮縣文化薪傳獎，2018年當代臺灣十大散文家，2019吳三連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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