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華文出版回顧 · 香港】鄧正健：政治紅線當前，低調進行文化「戰術」

文／鄧正健（香港文化評論人）

編按：2021年將盡，思想空間邀請來自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及星馬的評論人，分別對本年度四地華文出版作出全貌觀察，並為該地區年度出版生態提煉出一個關鍵詞。本文邀請了香港文化評論人鄧正健，以文化上的「低度對抗」，為2021年香港重要出版事件及整體面貌作出精要評述。

文章原題為：〈低調地進行文化「戰術」：2021香港書業狀況〉，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香港民間對政治變化的最深刻感受，是公民社會的衰退。用「衰退」一詞形容現況，可以能是溫和或不甚準確，有些人會用「崩壞」甚至「滅亡」這類激烈詞彙，而我覺得同樣不甚準確，它頂多只反映了好一部份人在兩年多（甚至更長）來無法梳理的集體情緒，卻並非真正反映民間在面對政治壓力、跟試圖維持公共論述空間之間的張力。

我認為比較接近現實的是，自1997年回歸後開始萌芽、並循著本土意識、政治覺醒與大型社會運動一同發展的本土公民社會，已在過去一年之間解體了。然而「解體」不等於「消失」，而是在形態上變得零散、分眾，人們論述轉向低調，避險；而心理上，則表現出更為韜光養晦、深耕細作。

國安法設下的政治紅線並不清晰，但誤觸紅線的代價卻可能很大，故令書商必須步步為營。

政治紅線及民間檢舉

2021年的書業狀況，看似平淡無奇的。在年中，停辦一年的香港書展復辦，氣氛卻已大不如前。過去成行成市、涉及香港和中國政治敏感議題的書籍幾近消失，書商有意識地進行無可奈何的自我審查，不再出版或出售有政治風險的書籍，以免遭到檢舉。不過即使是「自我審查」，仍有一定難度，原因是國安法設下的政治紅線並不清晰，但誤觸紅線的代價卻可能很大，故令書商必須步步為營。

另一宗類似事件發生在十月。建制媒體《大公報》以頭版指控香港誠品書店出售一本名為《八國聯軍乃正義之師》的書，《大公報》認為此書歪曲八國聯軍侵華史實，並聲稱已有市民向國安處舉報。而誠品亦於同日將此書下架。資料顯示，此書徵引史料，指義和團殺害在華洋人，故各國才派聯軍救援。書中觀點顯然有違內地史觀，亦被親建制陣營描述為替西方侵略者洗白，甚至是煽動對中國的仇恨。此事最終不了了之，卻清楚說明了建制對書業的批鬥方式。

還有香港康文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今年屢屢發生書藏下架事件，凡涉及社會運動、反對派政治人物（如黃之鋒、黎智英、戴耀廷等）、六四等政治敏感議題的書籍，均被有系統地檢閱並下架。連帶一些相對軟性的藝文書籍，像哲學普及團體「好青年荼毒室」的哲普著作，詩人周漢輝、曾詠聰和陳李才的詩集等，都發現被取消借閱。圖書館從沒解釋以什麼標準判斷一本書籍是否需要下架，只一直聲稱若發現某書「涉嫌違反國安法」，就會下架。

我估計，正如誠品事件一樣，親建制陣營私下向圖書館檢舉肯定是有的，並且不是個別事件。

上述事例反映了香港書業的三個近況：

一、民間檢舉風尚已成。書商和作者均無法掌握，親建制陣營中有哪些人及為了什麼原因，會有組織地作漁翁撒網式檢舉，但估價可能與政治表忠與爭奪文化資訊有關；

二、媒體光譜嚴重失衡。自《蘋果日報》負責人黎智英及報館高層相繼被捕，而令報紙停刊後，非親建制的媒體已所餘無幾，比較有影響力就只剩下網媒《立場新聞》和《眾新聞》。在輿論戰上，形勢亦因此變得一面倒，當親建制媒體對任何出版發動攻擊時，幾已沒有反對聲音的輿論空間了。

三、文化界轉趨低調。過去每當出現似的審查事件時，文化界均會積極發聲，更會對相關議題作深入討論，但在媒體版塊失守、政治風險巨大的情勢下，書商、作者和評論人都有默契地選擇低調對待。他們最多只是陳述事件，卻不作任何針對性的評論。

事實上，情況並不如想象中那般崩壞，在近兩年的疫症陰影中，反而出現了獨立書店的小陽春。

香港出版業的低度對抗

文化研究領域中有所謂「戰術」（tactics）的說法，論者多徵引法國理論家德賽圖（Michel de Certeau）的理論，指所謂「戰術」，即不與體制作正面、直接的政治對抗，而是在日常生活的不同細節裡，施行分散、迂迴、無聲無色的對策，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性。現時香港文化界就是瀰漫著一種找㝷「戰術」的氣氛，即在安全地避過了一切政治風險的前提下，將事件盡可能做到最多。

事實上，情況並不如想象中那般崩壞，在近兩年的疫症陰影中，反而出現了獨立書店的小陽春。

近兩年新開的獨立書店為數不少，不只各有特色，更籌辦了各種講座、讀書會和文化活動，參加者眾。至此，閱讀彷彿成了人們保持連結的一種方式，當主流輿論被建制籠斷，這些獨立文化活動也化整為零，在社交媒體和異見網媒中低調地傳播，低調地進行。當中沒有什麼文化論述生產，更枉論是集結成更堅實的民間力量，卻以一種低密度、潛隱和緩慢的方式維持香港社會的民氣。

因此，既令人意外又不應感到意外的，是2021年的香港書籍出版，居然仍維持著相當強烈的本土政治意識。

官方對於政治書籍的打壓雖是鋪天蓋地，卻並非無孔不入，政治異見和有關社會運動的書籍雖絕跡「三中商」（香港三大連鎖書店「三聯」、「中華」和「商務」）和公共圖書館，但仍能在獨立書店內找到；對政治運動作歷史整理及學術分析的書籍，只要沒有明顯宣揚反政府立場，依然能夠出版，例如香港記者協會出版《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及學者李立峯所編的《時代的行動者：反修例運動群像》。

另外更有不少異見人士的文集，也相當暢銷，如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的《石牆生花：坐監記及其他》及吳靄儀的《不中聽文集》等，後者更是火速絕版。同樣火速絕版的還有「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的《陳健民獄中書簡》再版，在獨立書店裡也是一書難求的。

這些類別的政治書，因沒有直接觸及「煽動顛覆政權」的紅線，而得以繼續在獨立書店裡出售，而民間亦籍著對這些書籍的低調搶購，以保持某種政治熱度，當中包含了相當複雜的集體情緒，既有創傷和盼望，也有力圖保存歷史記憶的況味。這種閱讀情態，更與關注因反修例運動而被囚人士（俗稱「牆內手足」）的氣氛發生共振，例如有匿名者曾與關注囚權組織「石牆花」等組織合作，發起「和你讀書，我很愉快」活動，籌集書籍轉送「牆內手足」。

由此，閱讀亦成了在2021年裡，讓民間繼續與2019年的政治時空保持連繫的紐帶。

一些呈現香港城市文化歷史，卻未涉政治史觀的書籍，亦成了本年香港本土出版重要的一個版塊。

本土文化與香港身份書寫

另一方面，香港本土文化依舊是香港本地出版的大題目。

在香港書展裡，就出現了幾部有別於官方史觀的另翼香港史論著，像署名「LAST MINUTE香城史」的《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及盧斯達的《如水赴壑——香港歷史與意識之流》等。歷史話語權的爭奪，向來就是文化政治抗爭的重要手段，在書展中，這兩本書均有著被檢舉的風險，最終安然渡過。然而這也揭示了香港木土史論是一項高風險出版，尤其容易被標籤成分離主義而誤墜國安法網。

大概不是湊巧的是，一些呈現香港城市文化歷史，卻未涉政治史觀的書籍，亦成了本年香港本土出版重要的一個版塊。

例如關於建築的（黎雋維、陳彥蓓、袁偉然著：《迷失的摩登——香港戰後現代主義建築25選》）、關於老店的（林曉敏：《香港遺美：香港老店記錄》）、關於街道的（香港文學館編：《我香港，我街道2》），或甚是對香港文化史的文學轉化（董啟章：《香港字：遲到一百五十年的情書》）等，共同構成了一種「政治新常態」下的「新——懷舊」意識。過去香港文化的懷舊情緒，一直與文化保育運動有關，先是對資本主義地產霸權的反抗，再是透過文化保育去建構未曾真正出現過的本土文化身份。

但隨著近年香港本土身份的政治轉向，「香港人」的共同體認同在反修例運動中已有著相當高的完成度，卻又隨著政治風向突變，旋即被強力打壓。於是，「香港人」的認同再次轉而投射到城市和民間的文化保育議題之上，這無疑是一種對「香港人」及「香港文化」可能將會迅速消失的集體反應。

可是，跟過去保育意識不一樣的是，昔日的文化保育是基於一種「我們不曾知道自己的文化歷史，現實需要重新挖掘並保存」的信念，而今天則是認為，「我們珍而重之的本土文化馬上就要被外力輾壓摧毀了，現在必須力挽狂瀾地拯救它」。這種外力，就是眾所周知的來自北方。

似乎既考慮到香港可能難以出版，大概亦關係希望將香港社會運動論述投射到台灣及海外，儼然就是一種文化政治論述的「花果飄零」。

花果飄零，打開華文市場的跳板

最後，2021年中發生了一件讓很多香港人感到高興、卻因無法表達這種心情而感到壓抑的文化事件：紀錄片《時代革命》奪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仍留在香港的香港人因可能無法在香港看到這齣電影而極度沮喪，同時亦聽到已移居台灣及海外的香港人大肆討論這部電影。這番心情，赫然應合了另一部獲得金馬獎的香港電影的戲名：《花果飄零》。

「花果飄零」是六十年前唐君毅的名言，象徵著一種為了逃避極權輾壓和文化滅絕而流徒海外的集體情感。它居然在今年的香港人身上重現了。由於香港前宗主國英國的新移民政策，大量港人（包括部份政治異見人士）已移民英國，並逐漸形成香港人社群。但在台灣，卻由於文化上更為親近，也逐漸形成了一個旅居台灣的香港文化界圈子了。我對這個圈子並不了解，我所知道的是，不少文化界朋友已在台灣落腳了。

台灣出版業比香港出版業興盛，一向都是部份香港作者的出口，他們或是將台灣視為作香港出版市場難於容納之書籍的另類選擇，或是作為作者打開整個華文市場的跳板。在反修例運動中，港台之間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大大增強，台灣民間對香港政治和文化的興趣亦與日俱增，在香港政治高壓之下，台灣更可能逐漸成為香港「禁書」的出口。

在去年，香港政治學者馬嶽就在台灣左岸文化出版了《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這可能是第一部系統分析反修例運動的學術著作；在今年，則有青年香港學者黎恩灝的專論《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傘後與反送中以來的民主運動》，由台灣新銳文創出版。兩書在台出版，似乎既考慮到香港可能難以出版，大概亦關係希望將香港社會運動論述投射到台灣及海外，儼然就是一種文化政治論述的「花果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