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MeToo可能去政治化嗎？中國女權運動與公共文化生成（二之二）

三、第二波批評

從2017年底到2018年7月初，＃MeToo在中國所曝光出來的主要是大學教授，除了陳小武（1月）和沈陽（4月），比較轟動的還有人民大學的顧海兵（4月）和中山大學的張鵬（7月），它所吸引到的批評主要也來自體制內和對西方觀念抱有敵意的中國人。7月23 日，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被指控曾性侵志願者，＃MeToo開始進入公益圈，環保公益人馮永峰、免費午餐的發起人鄧飛紛紛被曝[7]。7 月25日，資深媒體人章文被多名女性（其中包括青年女作家蔣方舟）指控性侵和性騷擾，＃MeToo正式進入所謂的「公知圈」，因為章文不僅是「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還和賀衛方等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關係。這時雖然有信力建和鄢烈山這樣的非體制公共人物出來給章文說話，並且懷疑這背後可能有官方或其他政治派別的陰謀，想要借機損害公知的聲譽，但由於指控者甚眾，章文的回應也極其粗魯野蠻，關注＃MeToo的旁觀者普遍更傾向於相信指控者。轉捩點在於熊培雲的事件，在鄢烈山幫章文辯護的言論出來不久，知名抗爭報導者趙思樂實名指控南開大學副教授、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熊培雲曾經對她實行性騷擾，引發了大陸＃MeToo運動以來最大的一次「地震」。

熊培雲事件的複雜性不僅在於熊培雲的口碑遠遠好於章文，也在於趙思樂的指控缺乏進一步的相關證據支撐，儘管被指控者做出過長篇回應，指控者也再次提出反駁，但兩個回合下來，旁觀者難以從中得出比較肯定的結論，最終只能訴諸個人信任。7月27日，清華大學副教授、另一位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劉瑜在朋友圈發了一篇長文，講述她對＃MeToo的看法[8]。

劉瑜這篇文章，如她最後所說，要是作者是一個男性，一定會被認定是himtoo。她是站在一個女性的角度來對＃MeToo提出批評，從這一點來說，文章性質有點類似法國《世界報》上的公開信，但由於文章背後沒有其他女性的署名，所以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女性。事實上，從後續的反應來看，劉瑜的女性身分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豁免權，批評她的人認為，她的觀點更多地代表了她的「公知」身分而非從她的女性身分。文章分為十七個小節，幾乎 每一個小節都飽含爭議，連總體肯定＃MeToo、被作者自認為「政治正確」的第二小節，都因為提及女性的自我保護而讓女權主義者感到難以接受。耶魯大學法律博士畢業的趙丹，就在〈中國的「咪兔」很寶貴，請不要輕易毀掉它〉中回應劉瑜說：「＃MeToo不需要教育女人和男同自我保護，而應該讓弱勢群體認識到，這裡有很多跟你一樣的人，你沒錯，是侵害你的人行為不妥，是要教育這些人重塑對性別界限、女性權利的認知，並鼓勵她／他們作出行動， 形成推動變革的有效力量。」

其他的小節，在女權主義者看來，問題就更多了：從第四到第八小節，劉瑜力圖證明為什麼訴諸司法優先於網上曝光，她所列出的理由確實符合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風格：法治精神、個體主義、無罪推定、比例原則、不能要被指控者自證清白……。對此，趙丹的回應也是有代表性的：「＃MeToo沒有給人定罪，不存在『刑』（按照定義『刑』必須有公權力介入），何談按比例量刑？＃MeToo 是一種揭露現實，讓人意識到『原來這裡有問題』的文化運動，當然不能適用法律體系裡的比例原則。 」

在第十節，劉瑜認為不應當永遠預設女性是「無辜柔弱女人」， 因為這和女權主義所宣導的「力量、自主性、勇氣」不符，兩性之間應該權責對等，趙丹回應說這是實然和應然的差別。第十二和十三節說，一些男性之所以會有對女性的性侵犯，流行文化中的「easy sex」觀念和一些女性的自我物化也需要負一定的責任，趙丹承認改變流行文化和女性自我物化的重要性，但認為這和指出男性做錯並不矛盾。男女關係中的親密接觸經常要考慮什麼時候必需女性給出明確的「同意」，什麼時候可以通過捕捉「信號」來進行，劉瑜無疑更傾向於認同「信號」的作用，而趙丹則相反。

劉瑜的文章出來以後，產生了一些戲劇性的反應：文章是深夜發出來的，但自由派知識分子紛紛在朋友圈轉發，成刷屏之勢，到了第二天早上，來自女權主義的批評+聲音卻漸漸成為主流。趙丹是最早回應的一篇，雖然以不贊同為主，但語言仍算溫和，屬於商榷而非抨擊。後來出現的一些批評文章，已經相當不客氣，甚至把劉瑜當作＃MeToo和女權主義的敵人來看待。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激烈批評劉瑜的聲音大感駭然，有一些覺得這是＃MeToo運動已經超出控制的徵兆，要加以遏制，或至少要減少對它的支持。女權主義者和年輕世代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這種反應也感到不解，認為這是「代溝」，或者說，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過於保守」和「跟不上時代」。媒體人紀小城在〈中國＃MeToo大辯論：並非劉瑜導致撕裂， 裂痕一直就在那裡〉一文中寫道：「不得不承認，許多曾經的『自由派』啟蒙者在知識結構、行動力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共情上都已遠遠落後於年輕社運一代……。接下來帶領中國社運的，也許將會是女權主義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運動中的行動派。」[9] 如果歷史的發展是這麼順利，那我們也許應該樂觀中國的進步。實際上，＃MeToo在8月後就進入了防守階段，隨著被指控者以「名譽侵權」起訴多位指控者和爆料人，＃MeToo被帶進了司法程序。

實際上，劉瑜和趙丹的辯論，其意義不在於上演一種「進步派」和「保守派」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而在於充分展現了公共文化是如何受到社會運動的衝擊並作出反應、而運動的支持者又是如何回饋這種反應的。我們回頭看看劉瑜質疑＃MeToo的所有理由：個體主義、無罪推定、比例原則、權責對等、男女關係中的信號……這些當然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念，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它們也是中國現階段的「觀念的水位」，劉瑜沒有超前，但也沒有落後。它們能夠成為中國觀念現實的一部分殊為不易，其中有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整體性變化的原因，也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功勞。沒有他們花費三、四十年的時間，通過在週期性伸展和收縮的言論空間反復地宣講「常識」，這些理念不會成為中國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一個從小到大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經常閱讀中國大陸出版物，長期浸淫在簡體中文互聯網的人，即便是一個女性，ta所持有的關於性騷擾問題的看法，更有可能接近劉瑜那種，而不是女權主義者那種。這並不是說，在此問題上劉瑜才是對的，女權主義者是錯的；應該說， 此前的中國公共文化沒有太多女權主義的因素，雖然1949以後，這個國家有過大量「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官方宣傳。

趙丹對劉瑜的批評，不是通過全盤否定這些先前存在的公共觀念，而是通過質疑其適用範圍，或者對它的語境加以限定。比如， 劉瑜認為在有確切的證據之前，應該對被指控者進行「無罪推定」， 而趙丹認為這只適用於刑事指控，不適用於社會輿論；劉瑜覺得不應該訴諸「大鳴大放大字報」，而該交由司法程序來解決，而趙丹通過對比中美兩國在反性騷擾機制、民意改變立法的方式以及最高法院的作用等方面的差異，認為劉瑜的建議可行性太低；劉瑜擔心＃MeToo會導致男女之間的關係失去溫情，只剩下警覺，而趙丹認為這種擔憂在歐美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國，考慮這個還為時過早。趙丹對劉瑜的這些批評是合理的，因為這些公共理念確實不是在任何領域都適用，訴諸它們的時候也需要考慮一些配套性制度在不同國家的實現程度。

通過公共文化來理解劉瑜和趙丹的辯論之所以是恰當的，也在於她們兩人本身或多或少也有相關的論述。劉瑜說：「『無罪推定』原則首先是一種文化，在特定文化上才可能生成特定的制度。我不大相信一個公共輿論裡大家都普遍適用『有罪推定』的社會，會真的突然在法庭上有效推行『無罪推定』原則。」而趙丹回應說：「公權力審判需要『無罪推定』的文化基礎，但是以流行文化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無罪推定』的精神並不適用。」這充分說明，她們完全意識到社會運動和公共文化在發生著一定的相互作用，只是她們對這種相互作用並沒有展開討論。

劉瑜在文章裡，將＃MeToo類比為「大鳴大放大字報」，遭到無數女權主義者憤怒的嘲諷。北大飛在〈中國中年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知識結構問題〉中認為以劉瑜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患有嚴重的「文革恐懼症」：「其症狀是：無論看到什麼社會正義方面的東西，馬上會聯想到文革嚇得要命，看到持左派理論的人或群體， 馬上大腦自動的嚇唬自己，這些人是不是挺毛的，他們做的事情會不會最終導向又一次文革。」[10] 這種嘲諷忽略了一點，那就是文革這種記憶和想像在中國當代的公共文化裡確實是根深柢固的。上面第二節質疑中國存在公共文化的第一個理由，其合理性還在於，中國當代的公共文化，不僅是社會結構性變化和知識分子的「啟蒙」所導致，也與官方的宣傳教育有關。自由派知識分子和鄧時代的中共（1978-2012），都參與了對中國當代公共文化的塑造，而在文革恐懼症上，這兩個群體是高度相似的。如果說在西方，將一件事情與納粹掛鉤就代表了這件事是無可辯駁的惡，那麼在中國，將一件事情與文革掛鉤也是如此，這體現了中國的公共文化與中國某一段歷史的特殊關係，沒有什麼值得嘲笑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女權主義者對「大鳴大放大字報」那種激烈的反應以及急於撇清關係的態度，恰恰也說明了文革在當代中國公共文化裡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獨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