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慧芬：「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敬悼余英時先生

余先生走了。走前余先生的兩位朋友因為沒法跟他聯繫上，記掛中要我轉告他們的問候。我一直到8月4日晚間才打通電話，余師母一接電話就說：「老師已經上天了！」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但不捨是沒法抑制的。師母說余先生8月1日清晨在睡夢中安靜過去。我跟師母說，老師這麼平靜的走是福氣，師母同意也接著說「能無疾而終是老師的福報」。在這樣的時刻，言語似乎多餘也無用，但除了言語，又要如何表達對余先生的悼念與追思？！

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辦公室在接到余先生生前任教的學系通知後，特別安排從8月9日到11日三天在大學東邊的校區降半旗，來紀念這位傑出的卓越史家。余先生的墓碑雖然還沒做好，但師母傳給我的相片讓我看到，余先生墳前這兩天都鋪滿了鮮花，有些是余先生的朋友帶來跟他告別致意的，有些不具名的，顯然也是來向余先生致敬並表達他們對這位典範知識人的悼念。

我知道很多人都將余先生看做是自己所認同中華文明的價值承負者。有的認同是建立在對余先生詮釋儒家基本人文價值的了解與尊敬上，有的來自對余先生從1950年開始就公開批判共產主義違反人性與常理的佩服與支持，更多的，是建立在對余先生學術思想與道德人格兼而有之的欽慕與景仰。

不論這個認同的基礎為何，余先生將近七十年的歷史書寫和時論文字確實為孔子及古典儒家人文傳統在現代的存續找回了原有之魂：那就是天道之前，人人一律平等的原初精神。這樣的書寫也同時為「中華文明為什麼稱得上是軸心文明」開創出一個嶄新的解釋面向。余先生提出這個平等的新詮釋，是人人都可以認同的一個文明價值，但又絕對與社會或共產主義那種極權統治下所謂的假平等毫不相干。

余先生在1989年天安門示威抗爭遭血腥鎮壓後對中共的批判，與他全力幫助逃到美國的讀書人獲得安頓的行動，也證實他本人作為一個知識人，無懼政治權力的膽識與擔當。這樣不比尋常的膽識與擔當在任何時代都不多見，但也正可以用來說明余先生為什麼會被稱作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與社會良心。

毫無疑問，余先生的擔當是和他對儒家人文傳統不同面向的思想論述緊密相連的。然而，這種擔當更是在透過他對中共摧毀這種人文傳統原本重視個人自由及尊嚴價值的批判行動中獲得具體真切的呈現。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不知名的人對余先生會有一份來自心底的尊敬也就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了。

余師母前幾年也提到，住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地區的一位徐先生，家中原來經營餐館，自己也唸書寫書。在看到許多有關余先生事蹟的報導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徐先生會隔一兩個星期就親自開車去普林斯頓余先生的家送上餐館的烤鴨。沒空，他也會請附近的大陸朋友去看余先生時帶上一隻烤鴨和一些海鮮。余先生吃得開心，師母也省了不少做飯的時間。為了表達謝意，余先生和師母每年都會為徐先生的女兒寄去一本圖書俱樂部選出給孩童或少年閱讀的好書。另一位住在普林斯頓附近的台灣黃先生，因為給余先生家的前院鑿出一個小魚池而認識了余先生。每次去探勘魚池，黃先生總會給余先生和師母帶去一些自己栽種的菊花與蔬果，也都會和余先生談起中共對台灣的無理欺壓。每次余先生跟他談也都是談得痛快淋漓。這樣盡興的痛快之談，既無關學問深淺也無涉見解高低，有的只是他們對中共無理欺壓的共同義憤。

讓我特別感動的是一位大陸年輕人。這個年輕人因為對余先生的思想與立場非常認同，大約在1990年中到美國紐約後，就自己帶著地圖坐火車去普林斯頓拜望余先生。下火車後他走了很遠的一大段路總算找到余先生的住處。剛好那天那個時刻余先生去書房取書，一拉開窗簾看到一個年輕人在窗外嚇了一大跳。開門知道他來自遠方，趕緊請他進屋，讓師母給他先準備一些吃的東西，再慢慢說話。這個年輕人回去後，每逢過年就給余先生和師母寄去各式各樣春節的年禮，余先生和師母也總是去信感謝。中共前幾年維穩厲害後，這個年輕人就沒了消息，余先生和師母心中一直記掛著，總希望他能好好的保存自己。

這些例子，讓我能從更寬廣的面向去理解余先生為什麼獲得那麼多人的尊敬與景仰，因此也讓我更加理解為什麼有朋友不論在香港或大陸，或在台灣與北美都對余先生的離世感到失落與難過。

余先生的離世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但他已經透過他的直筆與行動成為許多人心中一個傳承儒家道統價值的典範知識人，也可以說成了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文化象徵。儘管他本人從未特別將自己歸於儒家或其它什麼什麼的家。余先生這個立場，與他不願看到儒家思想成為中共時而打壓、時而高舉的政治籌碼顯然有關。他甚至認為中共高舉儒家思想就等同是給了儒家人文價值一個「死亡之吻」。

對我來說，余先生對儒家道統彰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以及他有關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其它著述，雖然一定會有後來者在某一個點或某一個面超越他，但他針對孔子為中國文化設定一個新價值方向的內容與性質所提出的詮釋，卻是自孔子以後對闡明其思想的儒家傳統都極為罕見的創新突破。要超越這個有基礎性的新詮釋恐怕不是那麼容易。然而，余先生讓人尊敬當然不是只在他的學問，而更是在他一無所懼揭示儒家人文價值的傳統如何被政治權力摧殘，且迄今也無實質改善的論述行動。

雖然任何有良知的中國知識人應該都會對余先生一生的努力致敬，但我理解權力的威嚇與誘惑，外加個人生存空間的考量都會迫使許多人對強權的肆虐保持沉默。余先生當然早就清楚這種威脅利誘的殘酷，因此他從不要求別人做什麼，也總是希望在強權下生活的讀書人都知道「明哲保身」的必要。與此同時，他自己卻從未因為各種威脅利誘而不去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他知道自己生活在民主社會就必須把握自由的空間去振筆直書，為受到政治權力掌控壓制的人發聲，才能保存歷史真實而不讓青史湮滅成灰。從這個角度來看，余先生的辭世就不僅只是一個生命的隕落或時代的終結，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在知識與價值層面上一個無法替代的絕大損失。也因為如此，余先生欣賞的一位香港年輕學者對他的離世就更感到難過。

然而，余先生應該不會希望這位學者朋友如此難過，而是會鼓勵他繼續前行。當香港已經成為自由瞬間可被消失的強權場域，也許，紀念余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去做對的事，也就是像他一樣，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為可以維護個人自由與尊嚴的價值付出努力。換句話說，在自己能力可及的範圍內，繼續去直言或直筆，讓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聲音與行動不會被消失。記得余先生曾經說過，在艱難環境中能為社會保存知識與一些讀書的種子，本身就已經是貢獻。或許，這也是知識人在艱難中守道待變的一種沉默但又有聲的行動。

2020年5月初，余先生給我們打電話謝謝外子邁可和我將他的回憶錄譯成英文。我們跟余先生說，能讓更多的人知道老師成長與學思的過程絕對是有意義的，也請余先生千萬不再說謝。到了5月17日，我們接到余先生寄來的一張卡片。卡片上余先生寫到他不再言謝，因為他知道我們都「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共同付出了努力」。

余先生的這句話是他給我們的鼓勵，但也可以將這句話看做是余先生對自己一生透過學術研究以及時論文字來闡釋他所追求價值與理想的一個基本界定。這個「人生的基本價值」和余先生在2013年8月中的一個訪談中提到的「人類夢」顯然是一樣的。這個夢，不但希望每個人都能平安自由的生存生活，更關係到余先生一生追求能落實對這個平安自由提供保障的民主制度。這樣的追求說明余先生生前為什麼對香港反送中抗爭以及台灣年輕人2014年太陽花運動會全力予以支持。

余先生很清楚他對反送中和太陽花的支持會讓許多人不以為然。但是他自己讀史、寫史的一生，卻讓他清楚，在有空間可以有所為時的示威與抗爭，即使在空間失去後會受到殘酷迫害，也仍然可以為其他的人打開另一扇門去繼續維繫對「人類夢」的追求。英國與幾個其它的西方民主國家在香港被迫實行國安法後都增加香港移民的名額並加速處理申請移民的手續，事實上正可以看做是為維繫這個追求所打開的一扇門，儘管這扇門的歷史是如此令人扼腕氣結而慨然浩嘆。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認為，對余先生來說， 1989年遭到血腥鎮壓的天安門示威，以及香港的反送中抗爭雖然都是爭取人類夢的表徵，但也無可迴避的顯示出歷史上對自由的追求總是面對著無盡的挑戰與挫敗。問題在於，為什麼這樣的追求不論是在華人世界的歷史或是在西方以及其它社會的歷史上卻始終沒有消失殆盡或完全死滅？提出這個問題，讓我自己更進一步理解到，余先生為什麼會全力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以及台灣過去三十多年來努力建立起的憲政民主。

可以再提出的是，余先生「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的那句話，讓我更加肯定他最近這幾年雖然一如既往的閱讀有關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各個層面變化的報導與相關研究，但他確實是在逐漸將自己的追求從一個更寬廣、或者說更普世的界域來給出一種近乎定位定性的判定。這個判定突顯出，余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境已經更有意識的將自己一生追求的價值看做是超越國族、地域或文化藩籬的。

這樣的超越，可以看做是余先生將他個人的追求在提出他對孔子為中國文化本身開創的普世價值方向之後做出的一種連結。通過這樣的連結，余先生就可以在簡單但又根本的一句話中表明當下的中共如果對追求「人生基本價值」的落實都仍然要監控監管，那高談中華民族的復興就只能是一個政治宣傳的口號，與孔子為中國文化開創的普世意義根本毫不相干。顯然，對余先生而言，孔子為這個文化設定的價值導向，也必然是與中共或任何政權對追求人生基本價值的監控與監管都永無交集的兩條平行線。

熟悉余先生論著與行動的人，應該都會同意他已經付出了他在人世間對維護與落實他追求人生基本價值的美好努力。這不是說余先生的研究在某些觀點或解說上沒有盲點或局限。不過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他幾十年的研究成果，就會發現在他從1950年代初期到2018年他的回憶錄出版之間，將近七十年的龐大著述中，他不但從歷史與文化的層面探究每一個聚焦的問題，也根據與研究相關的一些政治與社會理論或概念思想來為自己的研究添加一個參考的面向。

很多人都知道他對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與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的著作都相當熟悉，但一般人比較不知道的，是他對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是他的《資本論》也都認真讀過。余先生1950到1955年在香港的那五年時間內，出版了六本關於西方政治思想理論與民主制度的專書。這些專書雖然是他二十幾歲的少作，不過一旦仔細閱讀後，卻會發現他在說明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變時，不僅從古雅典的民主一直討論到1950年代西歐各國與美國本身的民主制度，而且在討論時，也會提出與這個制度發展特別有關的某一個理論概念或思想觀點。

換句話說，他的研究從1950年代開始就已經注重理論與制度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產生的歷史與文化意義。這樣的研究特色一直到他生命後期研究《天人之際》的專論中也一樣明顯可見。

不過，余先生一生的研究焦點畢竟是中國思想史，因此他討論思想也必然要在相關的歷史脈絡下來展開。理論在這樣的探究中，最終只具有援引參考的作用而不是他首要的考量。更何況歷史或整個人文學科的研究從來都是以具體特殊的現象做為研究的焦點，也從來需要在建立研究結論後繼續探討這個結論有什麼重大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余先生將近七十年的研究成果對了解中國政治社會與思想文化的貢獻早已經在他榮獲唐獎漢學獎及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John W. Kluge）史學人文獎時得到最高的肯定與褒揚。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只是百代的過客，那余先生這個過客的特殊，就在他隻手將自己九十一年的過客生命鑄造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意義的一個歷史界碑。面對余先生這樣一個超拔的獨特典範，我深知自己能做的非常有限，但不論如何我是將余先生常說的一句話銘記在心的：「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先生走前，看了好幾天東京奧運的轉播，師母說他看到台灣年輕選手獲得獎牌非常高興，但他更高興的是看到這些年輕人都那麼文明有禮。余先生覺得台灣三十多年來的民主建設已經培育出現代的公民，儘管進步的空間永遠存在。他也相信華人世界中唯一有真正自由與民主的台灣，不但已經保存了儒家文明的核心價值，也會成為世界新興民主中的一個典範。雖然余先生看不到他的信念是否能完全成真，但他是在高興的期待中安詳上了天，且與天也合而為一。做為一個已經是華人世界中文化與價值的象徵，余先生一生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付出的努力，讓我深信人類對自由與正義的渴望及追求就是憲政民主永遠可以存在的精神基礎與生機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