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容啟聰
（* 本文轉載自關鍵評論網，原題為〈「余英時教授的青年時代：由《香港時代文集》談起
〉，現標題為編者擬。）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所出版《香港時代文集》為該出版社「余英時文集」叢書之一，收錄了余英時教授在香港生活時發表，而未曾結集出版的文章。本文希望通過這些文章，探討余先生在五〇年代於香港的經歷及其時代意義。
余英時教授於1950年前往香港，並入讀新亞書院，師從錢穆，並於1952年6月畢業。及後再於新成立的新亞研究所深造，直至1955年離港到美國哈佛大學修讀博士課程，總共在香港生活了五年。在此五年間，余先生除了在新亞書院求學外，還在《自由陣線》擔任編輯兩年，並在離港升學前短暫主編過《中國學生周報》。他在香港發表的文章，主要在《自由陣線》以「艾群」為筆名刊出。
當中集結成書在五〇年代出版的有六本，分別是《近代文明的新趨勢》、《民主革命論》、《到思維之路》、《民主制度之發展》、《自由與平等之間》和《文明論衡》。這六本書均是余先生在香港廣覽西方歷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名著後，有所啟發而寫成，大概代表了青年時代的余先生對近代歷史、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看法。此六書均已重印並收錄在聯經出版的「余英時文集：典藏套書 I」當中。
筆者想討論的，是余先生在香港發表，散見於《自由陣線》各期的文章和《中國學生周報》的社論。這些文章都輯錄在《香港時代文集》（下稱「本書」）。從這些文章和社論可見，青年時代的余先生一腔熱血，十分關注當時中國的政治發展，並希望有一新建的自由民主力量，亦即他所稱之「新勢力」（當時亦被稱為「第三勢力」），把中國建成一個既自由且民主的國家。這個「第三勢力」的參與者，大多是既反對共產黨，又不滿國民黨專政的人。然而，「第三勢力」的參與者各自為政，致使其活動並未取得成果。而他們的不團結，亦使余先生感到氣憤。本書即有數篇余先生評論「新勢力運動」，並呼籲「新勢力運動」參與者要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的文章。
即便「新勢力運動」在政治方面是失敗了，但它在文化方面卻有其遺緒。作為「新勢力運動」的領頭雜誌，《自由陣線》出版了大量當時南來學者和流亡知識青年撰寫的時評和探討政治和經濟理論及文化思想的文章。而余先生早期六本著作的初稿，便是刊登在《自由陣線》。該雜誌亦成為青年余先生發表其他雜文的園地。本書重新輯錄這些文章，更有助讀者了解余先生在其青年時代，除了學術研究外，還有其對政治熱血的一面，並對評價余先生的一生有著重要的意義。
同時，本書亦反映了余先生重視流亡青年的發展。他在本書不同的文章，均顯示出他對當時在時流亡香港的在學青年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深入認識中國文化，在祖國以外的土地上繼續傳承和發揚「文化中國」的概念。正如他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創刊詞所寫，當時流亡香港的青年學生要「負起時代責任」，暢所欲言地討論中國的學術文化，以至政治和社會的前景，並「替未來的中國摸索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來」。這與他在七〇年代對新亞書院學生的講話內容，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本書輯錄文章所表達的，還有余先生的反共取態。從這些文章可見，他的反共思想早在五〇年代初已經成形。這主題不但貫穿他的政論文章，亦反覆出現在他對當時流亡學生的寄語，希望他們能「認清共產主義真實的一面」，並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目標。余先生終其一生的反共立場是一貫的。他在五〇年代對流亡學生的關愛，在40年後重現在「六四事件」後出走中國的流亡知識人身上。他在九〇年代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其初衷實可追溯至五〇年代。在五〇年代他仍是一名求學中的青年，不可能有實質的行動去幫助同輩的流亡知識青年。而在九〇年代，他已是蜚聲國際的大教授，已經有足夠的號召力去幫助當時的流亡知識人。雖則兩個年代相差四十年，但余先生對流亡知識人的關懷始終如一。
總括而言，本書的出版及余英時教授早年六本著作的重印，使讀者們更能了解他在學術成就以外的一面，對評價余先生一生有著重要的意義。筆者早年已因研究需要閱讀過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以及其餘六本著作。如今聯經重新出版這些文章和論著，使它們更廣為人知。筆者實希望各方學者能以這些著作爲切入點，研究五〇年代流亡知識群體在早期冷戰史的意義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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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澳大利亞雪梨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現職香港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研究範圍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國知識人史及其海外離散和中美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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