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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照真:在假新聞與後真相年代,如何投好這一票

文/林照真(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編按:2022年11月26日,台灣將舉行「九合一選舉」;而每逢選舉前,各式平台媒體的新聞報導紛呈,你是否能夠判別哪些為真、哪些為假?2016年先後發生英國公投、美國總統大選令人震驚意外的投票結果後,假新聞已成為全球政治傳播的重要課題。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在今年出版了《假新聞政治》一書,針對台灣2018年、2020年兩次選舉進行研究,試圖探討假新聞對國內選舉的影響,也給手握選票的大家提供更多思考。(* 本文摘選自《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標題為編者擬。)

數位網路革命式的科技創新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隨之崛起的網絡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Castells,1996),更是讓人驚歎。網際網路多元與自主的發展,形成人類史上罕見的虛擬世界,進而開發多一維的活動空間。21世紀的人類已有很多真實的情感與互動,都是在虛擬世界中發生,並建構出「真實的虛擬」(real virtuality)(Castells,1996/夏鑄九、王志弘等校譯,2000,頁420)。用白話來說,就是在電腦虛擬網絡上經驗的感受,是非常真實的。

其中,社群媒體科技更創造出龐大多樣的虛擬社群,已經成為21世紀人類生活的重要傳播媒體,資訊的傳播變得自在任性。人手一個手機,在來不及思考間便已和好友分享,眾多不分真假的訊息快速傳播。這是民主的常態,卻同時隱藏資訊操作隱憂,假新聞也因此快速與大量出現。本書透過兩次選舉的假新聞操作,試圖說明假新聞如何達到政治動員的目的。

本書首先說明,假新聞的形成,與社群平台科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數位社群平台興起,促成人與人之間密切的網路交流。實質的政治討論掩飾社群的虛擬特性,民眾習慣觀看陌生人談論政治,並且按讚分享,社群平台的演算法進一步緊密連結眾人成為虛擬社群,以群體力量參與現實政治。意識型態式的回聲室(echo chambers)、以及日益增加的同族意識(tribalism)、情感分享,成了影響社會大眾最好的方法(Albright,2017, p.87)。

由於社群媒體很快近親繁殖,同樣一則假新聞,總是可以天衣無縫地同時在不同社群媒體中出現,社群追隨者根本難以從假新聞的天羅地網中脫逃。

社群平台上的假新聞,在選舉期間更因各種政治策略考量,不但影響選舉,也影響了民主政治。不斷出現的假新聞使政治系統失去功能,將導致疏離感(alienation),並且對所有機構失去信任(Farkas, 2020, p.46)。

這個原本屬於開放理性的討論空間,卻因為平台真實身分的隱匿性,促成言論無責的混亂現象。這些因科技達成的傳播現象,卻非科技所能管理追蹤。也因此,民主社會相關的法律規範與言論究責,都無法應用在假新聞的世界中。

然而,儘管數位科技是假新聞形成的助因,卻不能認為科技是假新聞的單因。本書提出「假新聞政治」,就是要強調,傳統政治中的宣傳、陰謀操控,依然是當代假新聞政治的核心。

本書也想指出,假新聞已經形成另一個難以管理的政治產業。這個產業挾著網路的匿名特質,在選舉期間進行實質的政治對抗。民眾霧裡看花,難以辨別哪些平台、訊息是以金錢對價形成的活動?哪些又是民眾自發的行為。假新聞產業讓網路行銷與選舉政治結合。他們是公司化的馬其頓男孩,在每兩年一次的選舉中,就能在政治對決的場域中,謀取金錢利益。

本書研究指出,選舉是假新聞活躍的舞台,更是假新聞政治淋漓發揮的時機。與「假新聞」政治同時出現的「後真相」政治運作,特別值得觀察。後真相時期的政治人物,充分掌握民眾的情感參與,已多於理性辯論,社群媒體更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時,政治人物已不須依賴新聞記者去接近選民;他們在社群媒體中就可直接拉近和選民的距離。政治的相關者又會投入資本,在一個個不同的社群媒體中強化連結,各式訊息在重疊、交替與快速流轉的網路互動,以謀取政治利益。

本書因此提醒,「假新聞」根本就是個高度政治化的名詞(Katsirea, 2018),假新聞更常用來指明顯經事先構想,具有誤導或扭曲的意圖。它通常是政治的,用來進行某種攻擊(McDougall, 2019, p.15)。美國2016年大選後,政治欺騙類型也最常見(Holan,  December13, 2016),輿論在意的也是假新聞的政治意涵(Allcott&Gentzkow, 2017, p.213)。目前用來解釋假新聞的定義也常與政治有關,也因此凸顯假新聞的政治性格。

從臺灣的2018年、2020年兩次選舉來看,也可明白選舉中,不斷操作的假新聞政治,正在改變社會思辨的習慣。由於社群團體形成的同溫層與封閉性,選舉也形成極端的世仇(feud)陣營,世仇團體只和自己人對話,更進一步放大自己的憤怒與對特定事物的看法(Sunstein, 2019, p.83)。

假新聞變得高度政治性,由政治相關人等結合側翼、行銷網路公司動員操作假新聞,以攻擊他們的敵人。選舉期間,由假新聞主導的政治控制背後,都有一個政治目的。這個政治目的意在改變權力分配現狀,也因此在選舉時刻,有關假新聞變造、分享轉傳,其實都在政治盤算中。因此,本書試圖指出,「假新聞」已經從訊息是否虛假的問題,轉變成政治控制的問題了。這時假新聞已經無關真假,是意在權力與宰制,將衝突正當化的手段(Farkas, 2020, p.46)。

由本書列舉的兩次選舉案例可知,社群媒體會借用假新聞製造輿論風向。由於社群媒體很快近親繁殖,同樣一則假新聞,總是可以天衣無縫地同時在不同社群媒體中出現,社群追隨者根本難以從假新聞的天羅地網中脫逃。這時,政治類的假新聞就可進行誤導,以產生影響力。在這樣的前提下,假新聞成了一種策略、武器。假新聞不僅可以用來進行政治鼓吹,政治人物也可以藉著散佈假新聞進行操控,以合理化自己的負面行為(Mihailidis, 2019, pp.343-345)。

假新聞的操作不會只是零星個案,它已經成為政治常態。然而,若有人想反駁,即使找到有限的證據,都無法說出事態的全貌。

第一節假新聞政治的普遍性

由於社群平台科技已經普及全球,數十億人在社群平台上交流、溝通、議論時事,這真是人類傳播史上值得歌頌的壯舉,無奈卻也伴隨若干後遺症。由於假新聞經常發生在社群媒體間,所以也可能出現同溫層與缺少資訊來源等問題(Bhaskaran, Mishra&Nair, 2017, p.43)。社群媒體創造個人喜愛的政治泡泡,當回聲室、同溫層等同質化極高的傳播網絡形成後,假新聞更加傳播無礙。這時,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會聯結意識型態類似的其他使用者,進而擴大假新聞的影響力(Allcott&Gentzkow, 2017, p.221)。研究亦已證實,同質性高的網絡社群會表現出相同的特質和信仰,並且經常和相同層級的使用者溝通(Brummette,DiStaso,Vafeiadis&Messner, 2018)。

假新聞政治的普遍性奠基於社群平台創造的政治慣習。假新聞可以設計並跟隨平台的步驟、演算法、獲利機制等進行,這是因為假新聞模仿平台想要的內容。所以,如果假新聞騙過平台,一般使用者就會把它當成新聞般傳播。如果伴隨政治信仰,就會像政治信仰的證據般傳播。如果引發很多人參與,就會符合平台的商業利益,那麼,平台可能很不情願去移除。寄生的內容也會把自己設計得很受歡迎、熱門、或是很有新聞價值的(Gillespie, 2019, p.332)。

社群媒體形成高同質性的社群,在選舉、公投等政治活動展開時,似已導演各式政治攻擊,仇外與憎恨的言論日增,美國社會因此陷入極端政治(fringe politics)(Mihailidis&Viotty, 2017)。社群媒體也讓政治人物不在意新聞記者的事實查核,就把假新聞直接傳播給他們的選民。假新聞因此變得高度政治性。假新聞不僅可以用來進行政治鼓吹,政治人物也可以藉著散佈假新聞進行操控,以合理化自己的負面行為(Mihailidis, 2019, p.345)。這樣的假新聞現象在英、美與臺灣均可見,可見假新聞政治具備的普遍性。

國內的政治極端現象也是如此,民眾愈來愈習慣使用社群媒體獲得政治訊息。同時,採用假新聞的政治策略,人人都可參與。假新聞仿造新聞樣貌,以掌握人、事、時間的方式傳播訊息,付出的代價非常廉價。不需要專家、不需要收集樣本,就可讓人誤以為是真實新聞般看待。一則則假新聞像傳統新聞一般,隱藏在所有資訊中,吸引好奇者上鈎。

尤其,各式意見在社群平台上,表現出對世界批判的、諷刺的宣示,不僅為政治相關者製造機會,控制大眾言論;更為政治投機者提供說話的空間。投機者更能公然說謊,如此行事還能不受懲罰(Buckingham, 2017)。同時,網路上虛假的政治新聞常會讓民眾增加憤怒感(Hassel&Weeks, 2016),更加信以為真。

陰謀與宣傳式的話論假新聞,便因此能在全球形成普遍性的操作。缺乏證據基礎的論述,卻能在社群平台上得到眾多追隨者,更說明陰謀論已成為假新聞政治中的重要策略。也因此在假新聞政治中,會發現各式各樣政治的、科學的、宗教的等陰謀,想對陰謀論進行事實查核充滿了困難,要想找到證據也是不太可能的,就連信仰陰謀論的人也無法驗證(Peters, 2020)。

更麻煩的是,陰謀論很難消失,主因於傳播者和信奉者都真誠地相信,陰謀論的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也因此若干主張證據與強調真實的機構,都會因此受到陰謀論波及,這類假新聞無疑是最好的政治武器。

透過陰謀論更可以理解,假新聞根本無關真假,而是關乎政治。重新回顧假新聞的文獻,會發現過多的研究過於拘泥假新聞的真假認知,反而忽略了假新聞的政治性格。這類陰謀論也大量出現在國內選舉中,甚至在選舉後也不曾消退。同時,堅信陰謀論的人與斥之為無稽之談兩者間,完全缺乏對話機制,形成論述比證據重要的政治氛圍。

此外,選舉更是創造假新聞政治對抗的機會,歷次選舉時,網路已成為相當重要的動員工具。然而,實際介入選戰的相關人員,卻利用網路虛擬的特質,在未揭露真實身分的情況下,進行激烈的選舉撕殺。也可能藉著製造假新聞,讓自己擁護的政治人物獲得政治利益。也因此,假新聞的操作不會只是零星個案,它已經成為政治常態。然而,若有人想反駁,即使找到有限的證據,都無法說出事態的全貌。

遺憾的是,社群平台上的粉專操作,完全違反民主公開的精神。在活躍、具有數十萬到數萬粉絲的社群或平台中,只一味推銷極化的政治言論,從不進行政策討論,更無人知道經營者的真實身份。即使平台採取實名制,依然無法清楚分辨,網路上政治立場鮮明的粉絲團體,究竟是死忠的粉絲、還是收費操作的網路行銷公司?再縮小範圍來看,哪怕是一個帳號,一則留言,也無法明確說明是真人、還是機器人所為。

平台上的發言,卻因為演算法得到更多追隨者,導致假新聞影響力增大時,又該如何追究源頭責任?在網路上說假話,是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還是破壞民主的不當言論?

第二節國內特殊的假新聞政治

臺灣是個高度政治動員的社會,不但可以在臺灣發現假新聞政治的全球通病,臺灣的假新聞政治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臺灣社會由於假新聞政治形成各種催化,不但陰謀論成為假新聞的溫床,更特殊的是,臺灣社會更深受宣傳式的假新聞轟炸。

和陰謀論相似,宣傳言論一樣缺乏事實依據,更說明行使宣傳論目的在於破壞民眾對真實的認知,進而引發恐懼或憤怒,以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本書研究得知,不但臺灣內部出現缺乏思辨的煽動宣傳言論,北京政府與無形的親中華人社群,一直在尋找機會,試圖介入臺灣政治,手法細膩,超越臺灣民眾想像。中國大陸企圖製造假新聞,形成對臺灣不利的政治氛圍,目的就是要擾亂臺灣的民主秩序。

另外,由中國資助的社群媒體,刻意僱用臺灣人運作,以臺灣人熟悉的語言進行假新聞宣傳。類似的假新聞操作,都企圖動搖臺灣的民主盤石。

相較俄國使用酸民工廠、暗中購買臉書廣告,對美國社會進行恐怖宣傳;臺灣則是不論在推特、臉書、YouTube等任何平台上,都可以發現中國大陸長期、大量的網軍宣傳足跡。中國大陸對臺灣發動的宣傳假新聞,在數量與強度上,遠遠超過俄國對美國的宣傳。

同時,大陸的宣傳類假新聞,也經常結合陰謀論,再加上刻意造假。中國大陸大幅操作假新聞政治,確實是臺灣目前最主要的問題。

除了中國大陸宣傳攻擊外,臺灣的主流媒體無法扮演公信力的角色,甚至介入假新聞政治,也是臺灣特有的現象。

西方反對使用「假新聞」一詞時,理由之一即是會和真實的新聞媒體混淆,所以寧願用「錯誤訊息」、「虛假訊息」等詞。然而,臺灣的傳統媒體與社群媒體相唱和,多次介入假新聞政治,有些民眾甚至信以為真。國內新聞媒體參與傳播假新聞的現象,讓假新聞研究必須增加有關傳統媒體角色的討論;甚至有臺灣的傳統媒體與中國媒體相唱和,也讓臺灣的假新聞政治更形複雜,已非現有文獻討論到的假新聞形態。

假新聞政治在國內傳統媒體已經風雨飄搖時,更加速臺灣新聞媒體向下墜落的速度。臺灣媒體會形成如此生態,實因臺灣對立的政治意識型態,已經劃出媒體市場區隔的分界。「網路極端化」(the internet polarizes)必須觀照對應的政治環境變化(Benkler,Faris,&Reberts, 2018)。政治意識型態驅動特定的政治信仰,徹底犧牲新聞真實的價值。新聞媒體難以獲得民眾信任,不僅是因為假新聞,更多的是新聞媒體已經失去客觀中立的角色。

混淆的國家認同製造政治極端對立,這是基於臺灣特定的歷史緣起,國家認同情結也造成國內在兩岸議題、臺灣未來等議題上難有共識,在選舉時更容易加深仇恨。

所以,我們碰到的難題不完全是分辨真假,而是如何解決假新聞引發國家認同、政治意識型態等政治問題。然而,弔詭的是,當我們想要解決假新聞的問題以維繫民主時,我們可能對民主造成更大的威脅。

假新聞為社群平台上,難以確定發言者身分的言論,卻是民眾言論自由的一環。人們平時私下說話時,本來就有真有假;然而,平台上的發言,卻因為演算法得到更多追隨者,導致假新聞影響力增大時,又該如何追究源頭責任?在網路上說假話,是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還是破壞民主的不當言論?

在政治極端化的數位環境中,要評價假新聞,實比過去更加困難(Frederiksen, 2017)。美國前總統川普使用訊息的行為不依常規,卻仍有1千6百萬個追隨者看到這些訊息(Warzel&Vo, 2016)。有人主張列出假新聞網站清單,在瀏覽器註明是假新聞,再把有問題的臉書貼文標示出來,以消除假新聞(Borel, 2017)。也有持不同意者強調,標示教宗支持川普是假新聞,並不會讓相信者改變立場,反而可能激化極端立場的民眾(Boyd, 2017)。

可預期的是,在操弄假新聞的政治性而獲得政治利益的團體,不可能放棄假新聞作為選戰策略。臺灣的主流新聞媒體自甘配合政治,也捨棄自身提供社會辯論政策的責任與義務。臺灣海峽對岸的北京政權,更以人力的絕對優勢,對臺灣民眾進行假新聞宣傳。在這樣的局勢下,似乎只能期盼選民能發揮集體智慧,體現公民精神。

目前民主國家是把事實釐清要務交給事實查核組織。事實查核組織關心的是事實,可以就事實進行查核(Waldman, 2018, p.848)。然而,政治事件經常涉及陰謀論、宣傳,情形則完全不同。政治類的假新聞影響甚鉅,政治傳播與討論可能涉及立場偏好、意識型態,想進行公共討論都很難。這時,就有待公民自覺。

本書想提醒,企圖符應真實的虛假操作,已經是選舉的常態。假新聞政治是民主社會的一環,就像傳統政治會用高明的騙術一般。因此,如何解決假新聞問題,便成為社會大眾極大的考驗。

整體來看,民主社會本就應鼓勵民眾對政治議題表示意見,網絡化社會形成的假新聞政治,因為網絡快速傳播而形成的政治效應,更是前所未見,這些已是當代公民應具備的公民素養。

即使無法消弭權力遊戲製造的虛假深淵,本書想發問以下幾個問題:民主常態若必然存在假新聞操作的空間,民眾又該如何面對假新聞政治?若干選舉社群提出的政治論述,是否都應遵守理性邏輯的精神?有了平台科技、產業助力,公民在網路上是否有更大的發言權?民眾是否因為普及全球的社群平台,更加了解民主與公共討論的重要性?在假新聞時代中,民主還能存活嗎?

本書試圖就上述問題,提出分析和詮釋,接下來希望能引起大眾反思。這些反思,比什麼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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