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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為什麼說「九一八」才是中日戰爭的起點?

文/余英時

編按:1931年9月18日夜晚,位於遼寧瀋陽市的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路軌發生爆炸,日本關東軍以此為藉口、展開了對中國東北邊防軍的攻擊,並迅速占領瀋陽;二戰後,隨著檔案逐漸公開,史學專家已證明該事件是日本駐軍有計畫地製造出來的入侵觸發點。為什麼說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九一八事變」已經成為了中日戰爭的起始點?1995年,史學家余英時曾撰文回顧了日本侵略歷史,從「九一八」、「七七」等標誌性事件,探討這段歷史之餘中國社會的種種深層影響,也為讀者們解答了這一疑問。(本文摘錄於《余英時文集: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原題為〈日本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標題為編者擬。)

今年(註:本文寫於一九九五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五十週年,同時又是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的一百週年,所以今年的「七七」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日子。我願意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八年抗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的中國抗戰當然不是中日衝突的發端,而是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大戰略中的最後一幕。我首先要指出,中國近代外患的始作俑者雖然是西方帝國主義,但是直接威脅中國生存的則一直是近鄰日本。自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為了尋求富國強兵的資源,師法西方,很快轉化為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從一八八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日本逐步實現其在東亞大陸擴張霸權和領土的大戰略:第一步是朝鮮半島,第二步是中國的東北(所謂「滿洲」),第三步是華北,最後則是整個中國。這一戰略當然不是少數人在一時一地具體擬定的,但通觀這六、七十年的日本史,這一大戰略顯然支配著他的政治和外交政策。

我們必須認清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大戰略,然後才能懂得七七抗戰是具有長期的歷史根源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盧溝橋發生的武裝衝突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甲午戰爭激發中國變法與革命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不但在朝鮮取代了中國的地位(當時還有俄國與日本在朝鮮爭霸),而且還奪取了台灣。這是日本大戰略演出的序幕,而同時也是中國大變動的開始。中國在甲午戰爭以前已經歷了很多次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屈辱,最著名的如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如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但這些重大的挫辱都遠遠不及甲午之敗給予整個中國的震動之深而大。我們可以說,從一八九五年始,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與情感才全面爆發了。正是由於高昂的民族主義,中國知識階層中最敏感的分子才開創了以下變法和革命的歷史。康有為便是在馬關條件簽訂(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之後,糾合了一千二百名在北京會試的舉人向清廷「公車上書」的。這是變法維新運動的前奏曲。孫中山創建興中會,並第一次在廣州圖謀革命,也發生在甲午戰爭的時期。所以我要特別強調,對百年來中國歷史發展起著最直接、最強烈、最深刻的影響的是日本的擴張政策。甲午戰爭為我們提供了最早的一個史例。此後中國史上幾個最劇烈的變動階段也無不直接導源於日本擴張的大戰略。民國四年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造成了袁世凱的稱帝;民國八年巴黎和會日本要求占有青島更直接引發了「五四」運動。我們必須認清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大戰略,然後才能懂得七七抗戰是具有長期的歷史根源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盧溝橋發生的武裝衝突決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對日抗戰應從九一八事變算起

中國的抗戰(或第二次中日戰爭),嚴格地說,也不能從七七算起,至少要上溯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在美國各地講演,常常強調中日戰爭始於一九三一,而不是一九三七。他甚至認為「九一八」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的一天。如果從世界史的而不是歐洲中心的觀點說,胡適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無論如何,「七七」確是「九一八」的直接延續,如果把這兩次日本在中國的武力擴張孤立起來,我們便不可能了解中國為什麼在一九三七年不得不奮起抗戰了。

日本的長期大戰略是在東亞大陸上建立絕對的霸權。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後,朝鮮半島已落入日本的掌握之中;五年之後朝鮮更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大戰略的下一個目標自然便指向中國的東北。而且日俄之戰是在東北進行的,日本在此役中死了十萬人。因此在一般日本人的意識中,所謂「滿洲」好像已與日本有特殊的關係;日本軍方為了與俄國對抗,更重視這個地區的戰略位置。自併吞朝鮮以後,日本便全力向東北滲透,至「九一八」前夕,日本籍人士(大多數是日籍朝鮮人)在東北的人數已超過一百萬,日人在華投資東北一地即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南滿鐵路是其中最大的項目)。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張學良也在年底宣布易幟,東北正式統一於中華民國。這是日本駐東北的關東軍所最不能容忍的。因此不到三年便有「九一八」之舉,毫無忌憚地用武力占領了整個東北。

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的檔案逐漸公開,史學專家已證明所謂「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駐軍有計畫地製造出來的,而且這批日本在東北的軍官先斬後奏,強迫日本內閣追認既成的事實。這裡有必要略微提及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政治社會形勢的重要改變。從「九一八」到「七七」這段時期,日本的軍方在政治上的比重陡然升高了,內閣中的外交政策幾乎完全由軍方決定。與此同時,日本社會上狂熱的民族擴張分子也極為活躍,與軍方的躍躍欲試互相激勵。甚至日本漢學界對於中國歷代「征服王朝」(遼、金、元、清)的研究也大為加強了。抱有征服中國的野心的日本軍人,尤其對於滿清如何征服明朝的過程感到莫大的興趣。晚明遺老顧祖禹所寫的一部軍事地理的著作——《讀史方輿紀要》——也特別受到日本漢學界的重視。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19)

日本軍國主義決不讓中國從容建設,變成一個有自衛力量的現代國家。所以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緊逼,八年抗戰終於無可避免。

九一八是日軍刻意製造的事變

這一轉變——特別是軍人控制外交——恰好發生在一九三〇年前後,從此日本武力侵略中國便成為一個無可避免的結局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打到了南京,三月二十四日曾發生攻擊日本領事館,並打傷日本人的事件。日本幣原外相當時否決了許多在華日人提出的武力干涉的強烈要求。這正是因為此時日本外交決策的大權尚未落入軍方的掌握,但一九三〇年以後的日本政府便完全失去這種自制的能力了。(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和炸死張作霖都出於日本在華軍官的專擅,但軍方干涉外交於此已見端倪。)

國民政府在北伐後造成了民國以來第一次全國統一的局面。雖然許多地方的勢力依然存在,但至少表面上中國已接受了一個共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秩序。這應該是中國進入建設的一個最好的時機。然而不幸得很,日本便在同一時間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研究日本現代史的人大致都認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內一直有兩種互相衝突、互相平衡的勢力。一方面是政黨和議會政治的傾向,另一方面則是軍國主義的極權傾向。但軍國主義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全面抬頭最後打破了這一均勢,侵略並征服中國竟成為日本的基本國策。日本軍國主義決不讓中國從容建設,變成一個有自衛力量的現代國家。所以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緊逼,八年抗戰終於無可避免。

七七前的十年中國邁向現代化

今天中外史學家的深入研究已大致得到一個共同接受的看法,即從北伐統一到「七七」(一九二八——一九三七)這十年之間,中國不但有建國的機會,而且也確實取得了若干現代化的成績。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中央和地方各層行政組織都在逐漸演進,至少提供了一個可以運作的現代架構。國民黨自一九二四年改組後,採用了蘇聯「一黨專政」的模式,對現代行政系統造成嚴重的干擾,更引起知識教育界的普遍不滿。不過「九一八」之後,南京政府也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專家的意向,因此吸收了不少學術界的人才(包括科學家),參加建設的工作。在國防建設方面,南京設立了一個由各行專家組成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後來發展為資源委員會)。胡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訪問該會後,在《日記》中寫道:「這兩年會中所做各項調查,甚使我滿意。」一九三〇年以後,高等教育的突飛猛進尤為當時一件大事。北方的北大、清華、南開,南方的交大、中央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等都各有重要的學術貢獻。後來世界知名的中國科學家和人文學家、社會科學家中,很多都是出身於這些國立大學的師生。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全套十冊) 二版》(聯經,2018)

日本軍方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盧溝橋藉端動武,逼得中國走上了八年抗戰的一條路,以致剛剛開始的一點現代化建設,包括政府的和民間的,全部毀於戰火。

抗日壓力來自大城市新興力量 

從社會變遷上看,中國中產階級的逐漸成長和傳統民間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過渡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自清末以來,大城市已開始有現代工商業的組織出現,如全國商會數目的不斷增長便是一個顯著的標誌。報紙雜誌的輿論力量也一天天地強大起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便曾得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工商業者的支持。現代型知識分子團體更是異常活躍。這些新的社會力量遠起於北伐之前,但在國民黨的南京時代仍繼續進展。一九三〇年代國民黨政府所承受的抗日壓力主要來自大城市中的新興社會力量。「七七」以後成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便具有高度的社會代表性,國民黨雖號稱「一黨專政」卻並不能悍然不顧這些社會力量。丁文江曾說「國民黨的專制是假的」。這句話指出了國民黨的一個重大弱點,即在於它並無專制的社會基礎而偏偏要想壟斷全國的政治權力,因此失去了中產階級和許多知識分子的同情。然而在抗戰前夕,知識界和城市人民一般而言還是對南京政府寄以期望的。姑舉兩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第一、聞一多在一九三六年暑假訪問河南之後,回到清華對學生說:「我這次路經洛陽時,才覺得在那裡政府是有一點準備,和北平所見的不同,因此我們不能對政府完全失望。」(見《聞一多全集‧年譜》)第二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回到南京,市民放了一整夜的爆竹。陳獨秀在獄中聽見了,對同囚的共產黨人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有人駁他說,這是警察下命令放的。他說:「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個把小時,昨天放了一夜,能說是命令的作用嗎?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當擁護他的」。(見鄭學稼《陳獨秀傳》下冊,頁九五二)

鄭學稼:《陳獨秀傳》(時報出版,1989)

以上簡要的說明是參用史學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資料得來的。由此可知一九三〇年代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百年難遇的時機。然而日本軍方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盧溝橋藉端動武,逼得中國走上了八年抗戰的一條路,以致剛剛開始的一點現代化建設,包括政府的和民間的,全部毀於戰火。這真是所謂「火延崑崗,玉石俱焚。」但「七七」又是「九一八」的直接延伸,因為東北既失,華北便首當其衝,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對象。不但如此,也由於東北既失,張學良的東北軍才移駐陝西,因而又引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更提前爆發了。從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八一三」開始,國民黨訓練了好幾年的新式軍隊在正面抗日的幾個戰役中差不多犧牲光了。以後逐次添補的新兵則愈來愈沒有作戰的能力。經過了八年抗戰,國民黨不但在軍事上銳氣盡失,政治上和經濟上更是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相反地,中共則利用抗戰的機會到處建立根據地,從被消滅的邊緣走向全面的發展。一九三七年時中共軍隊只有幾萬人,但到了一九四五年時已擴張到九十萬以上。只此一端便可知誰是八年抗戰的真正獲益者了。所以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說,日本毋須對侵華一事道歉,因為中共的勝利正是由於得到了日本侵略的「幫忙」(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本,頁五六八),費正清在他最後一部著作中,寫下了以下一段總結:

日本侵華令中共得以敗部復活

如果不是日本摧毀性的侵略,南京政府大概可以逐漸引導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途徑。然而事實是抗日卻給予毛澤東和中共以機會,使他們得以在農村建立起一個新的專制權力,並排除了在國民黨治下正在發展中的城市公民社會的因素。在戰爭狀態下,中共建立起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型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派已準備好要對有三千年歷史的階級結構進行攻擊並加以重整了。(John king Fairbank,China: A New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11)

這段話大致可以概括七七抗戰怎樣根本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2020)

抗戰時代的毛澤東無論在筆下或心中都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這是因為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製造了另一個「人民共和國」了。

「兩個中國」始自中共和毛澤東

但歷史並未終結:中華民國今天仍然存在。是誰使中國一分為二呢?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是毛澤東和中共。「兩個中國」的現狀是中共一手製造出來的。早在江西時代,中共便已在中華民國之內另成立一個「農工共和國」,一九三五年又改稱為「人民共和國」(見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冊)。抗戰期間,中共為了統戰的需要,自然不能不稍加掩飾。但是在中共的許多正式文獻中,他們稱自己為「中國解放區」,而稱中華民國政令所及的地區為「國民黨統治區」。(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選集》卷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開幕會上更提出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說法。他指出中國有兩個,一個是「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另一個是「老中國」。(《選集》卷三)毛澤東在這裡故意含混其辭。他好像是說兩個《中國之命運》,但實際上是指中國已分為兩個。不用說,「解放區」當然代表著「新中國」,但「國民黨統治區」則是「老中國」了。抗戰時代的毛澤東無論在筆下或心中都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這是因為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製造了另一個「人民共和國」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註說:毛澤東同志在這裡提出的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性質及其各項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區完全實現了。……隨著戰爭的進展,人民解放區逐步擴張到了全中國,這樣就出現了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集》卷一,頁一五二,注二八)所以,毫無可疑,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始於一九四九年;他的正式提出早在一九三五年,而他的初步實現則在抗戰時期。所以我們必須說,毛澤東和中共是「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始作俑者。這又是七七抗戰在中國現代史上所造成的另一個直接的後果。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共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

如何統一考驗兩岸政權的智慧

最後我更要指出,中華民國在台灣也是由於七七抗戰而出現的歷史事實。這裡有反面與正面兩層原因:反面的是上文所分析的,抗戰使中共起死回生,並在中華民國之外製造出另一個「人民共和國」。這個「人民共和國」因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弱化而不斷擴大,終於在一九四九年把中華民國逼到了台灣地區。正面是由於中國人的八年浴血苦戰,台灣在割讓給日本五十年之後,終於重歸中國的版圖。根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的聯合宣言和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波茨坦宣言》,一切日本從中國奪走的領土,包括台灣在內,都必須歸還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在一項正式聲明中,又重申此說。那時已在中共公開宣布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但杜魯門所用的仍是「中華民國」的字樣。一九七二年美國與中共的「上海公報」也僅含混地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未承認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在台灣和澎湖恢復行使主權早始於一九四五年,至今未曾中斷。而且開羅與波茨坦的宣言也是不可能改變的歷史事實。中共既自外於中華民國,自一九三五年起便另建「人民共和國」,無論在事實或法理上他都沒有根據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中國誠然只有一個,但不幸事實上卻早已分成了兩個政權並擁有兩個國號。我相信中國將來必然歸於統一。但怎樣統一?何時統一?在什麼條件下統一?那就要看海峽兩岸的政權能不能憑著理性、智慧以及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尋求妥善的解決之道了。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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