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胡家偉
編按：2022年4至5月，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主辦「香港流離系列講座：移民歷史三部曲」活動，特邀香港獨立媒體 （InMediaHK）創辦人、文化研究學者葉蔭聰，帶領讀者一同走進香港移民大歷史進程。本次演講為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舉辦，「香港流離系列」的第二場，講座以「移民、人口流動和香港的本土主義」為主題，探討了香港人身份認同、邊界控制與新移民等問題。（*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
| 講者簡介 |
葉蔭聰，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客座助理教授，獨立媒體 （香港）（InMediaHK）創辦人之一。曾任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編、著有《沒有小販的都市？》、《迪士尼不是樂園》、《窮人係懶人？》等。
上一場演講中，葉蔭聰教授提出移民／難民的概念，以理解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社會的發展。而在這場演講中，他延續對移民問題的關切，分析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建立，及其與邊界控制，人口管理和「中國大陸移民」作為他者的文化政治之間的關係。
講座的第一部分，葉蔭聰描述了1970年代以後香港政府的人口和邊界管理歷史，如何固定香港的人口結構和香港人身份。第二部分，他分析80年代後，中國大陸移民在香港大眾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並以「阿燦」一個電視劇的角色作為例子，討論香港身份的建立和中國移民作為他者的關係。第三部份，他討論「新移民」論述的出現，中國大陸移民如何轉變成香港社會對邊境和資源分配的恐懼和不滿的象徵。
香港政府戰後建立人口管理和邊界政策，界定出香港居民和移民的身份，以及他們相應的權利。這種政策的改變也影響了香港居民與中國的關係及對自身的認同。
邊境控制，人口管理和香港居留權
葉蔭聰指出，香港政府戰後建立人口管理和邊界政策，界定出香港居民和移民的身份，以及他們相應的權利。這種政策的改變也影響了香港居民與中國的關係及對自身的認同。
自1970年開始，香港政府開始收緊邊境措施，限制中國移民到港。1974年，香港政府採取「抵壘政策」，只讓到達香港市區的中國大陸移民取得留港資格。在1980年後，香港政府封鎖邊境，沒有經過官方渠道來港的中國大陸移民被視為「非法」，必須遣返中國。其後，兩地政府建立正式的移民渠道，中國大陸移民來港進行家庭團聚，必須得到中國地方公安部門所發出的到港通行證，俗稱「單程證」，而移民數量亦控制到最多每日150人。邊境收緊的結果，是1970年後香港人口增長減緩，香港人口的組成相對變得穩定。
除此之外，戰後香港政府實行身份證制度，立法要求所有香港居民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文件，讓政府人員和警察調查。自1960年開始，身份證加入用以辨別永久或非永久居民身份的標識。
在70年代，英國政府修改國籍法，加入「居留權」的概念，限制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定居英國的權利。香港政府在同時期把相關概念引入香港，用以限制中國到港移民的完整公民權。此外，香港屬土公民 （Hong Kong belonger）這個詞開始在香港官方文件出現，並使用中國籍人士（Hong Kong residents）和中國大陸移民 （immigrants）兩個身份，去區分兩種在港的華人居民。
葉蔭聰認為，這種種人口和邊境政策，產生出一個成為香港人途徑的兩極（two poles of continuum）。擁有香港人身份的人，在法律上擁有香港的居留權和公共資源分配的權利，例如公共房屋、教育等福利，但它亦作為一個認同和歸屬香港的象徵。另一方面，比起香港，中國大陸移民被視為更親近中國，因而需要經過官方移民香港的渠道和7年的居港時間，才能建立對香港的認同。
香港身份建構依賴對現代生活的認同，但「現代生活」的內容是變動的，所以只能強調與中國的差異性，來定義自己，建構「香港身份」。
香港身份認同和「中國大陸移民」作為他者
葉蔭聰指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也不全然是官方的政策所致。從1960年代開始，香港迅速發展工業和金融經濟，被視為經濟發展的神話。同時，1970年開始，香港文化生產經歷了去中國化（de-sinicization）的過程。在香港出生或成長的新一代成為香港普及文化主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廣東歌、香港本地電視台的節目，以及香港電影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在這個背景下，葉蔭聰指，1970年代開始的香港身份認同建構，並不建基於歷史傳統，而是建基於對香港的現代生活方式與經濟成就的認同。
援引香港學者馬傑偉的分析，葉蔭聰利用「阿燦」作為例子，舉出其中大眾文化怎樣成為成員資格審查（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機制，區別出香港人和中國大陸移民。「阿燦」是1980年一套香港電視劇的角色。角色充滿對中國男性移民的刻板描述，例如他口音不同，不熟悉香港的現代生活，也沒有身份證，但他對漢堡所代表的「現代生活」很癡迷，也能夠因為唱出香港流行音樂來避過警察的檢查。
另外，葉蔭聰也指，香港身份建構依賴對現代生活的認同，但「現代生活」的內容是變動的，所以只能強調與中國的差異性，來定義自己，建構「香港身份」。「中國大陸移民」因此成為被排除的他者（excluded others），葉蔭聰稱這種現象為邊界意識（border awareness）的建立。
葉蔭聰的分析路徑，審視香港1970年代後身份認同構成的歷史脈絡，指出它是怎樣建立現實意義上和想像上的邊境（bordering），而視「中國大陸移民」為他者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
從「阿燦」到「新移民」論述
1980年代，香港的經濟發展被視為東亞經濟奇蹟。不少新自由主義學者例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認為，這個「奇蹟」源於香港人作為「經濟人」，追求市場的自由，理性進行選擇，為自己負責，不要求政府干預。
同時，1990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開始以「新移民」來形容中國新來港移民。葉蔭聰解釋，「新移民」在日常用語中，並不涵蓋所有從中國或其他地方移民到香港的人，例如中國大陸學生和外派到港工作的員工。它是作為一個香港「經濟人」的對立面來定義的，他們被指享用社會福利，懶於工作。
「新移民」論述是中國大陸移民被他者化的另一個例子。但葉蔭聰指出，和 「阿燦」中國大陸移民的刻板印象不同，「新移民」象徵一個意識形態的轉變，前者是基於文化差異的負面個人角色，後者則因為「新移民」移入被視為社會負擔，被視為一個控制人口數量的問題。
葉蔭聰也使用其他例子，例如1999年的居留權運動，來解釋香港和中國政府如何維繫控制邊境的權力，以及對香港居留權的解釋權，維持香港的人口控制。
葉蔭聰的分析路徑，審視香港1970年代後身份認同構成的歷史脈絡，指出它是怎樣建立現實意義上和想像上的邊境（bordering），而視「中國大陸移民」為他者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這有助我們理解2010年後香港本土主義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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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關注居住正義，迫遷等問題。正努力讓文字穿越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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