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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那些為台灣史研究播種的人(三之一)

* 本文節錄自《思想16:台灣史:焦慮與自信》,2010年10月出版。原文題目為〈台灣史研究三部曲: 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標題為編者擬。

編按:日前,由公視、客委會製作、改編自廖運潘《茶金歲月》的時代劇《茶金》播出後,因劇情在講述1945至1949年間台灣物價惡性通貨膨脹、國民政府推行新台幣改革「4萬換1塊」事件時,與史實有所出入,而引發了民間的討論。對台灣歷史認真探討的聲音出現,一方面標誌著台灣史研究學門在多年的建構與推廣下已開始發揮功效,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現今台灣的政治處境之下,台灣史研究的風險亦逐漸顯現——誠如台灣史學者許雪姬所提出的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的脈絡。

文/許雪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一、前言

台灣史研究並非台灣進入歷史時代即有人書寫歷史,真正開始書寫台灣史是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後台灣士子覺醒下的產物,之後歷經日治時期日本人的研究,以及台籍知識分子提倡研究台灣史,並在戰爭後期加入《民俗台灣》的撰稿行列,由民俗而進入歷史。戰後初期雖亦有人提倡台灣史的纂述,但因台灣已成中華民國的一省,因此「台灣史」變成「台灣省通志」,而由台灣省文獻單位來主持,此後經1960年代台灣史被視為中國地方史;歐美學者以台灣為研究中國的實驗室,將台灣做為區域研究的對象;海外反對運動者亦以治史做為凝聚台灣意識的手段;島內的學者則將台灣史的研究寄身於民俗、古蹟的研究中。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不再代表中國,「我國」不再是中國;面對此生死存亡之際,史學界以台灣為主體歷史的研究乃逐漸興起。在本地及戰後來台的學者努力下,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大力資助台灣研究、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的成立,更重要的是1986年的解嚴,逐漸地學院中的台灣史由選修而必修,進而產生「台灣史學程」,而歷史學的博碩士論文中也出現台灣史的作品,迄今約占三至四成左右。

除了學院外,1981年政府設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分級指定古蹟的過程中,直接間接地助長台灣史的研究;而該會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逐漸升格為局),加強地方史的研究,此後史蹟調查研究、口述史的展開,方志的修纂,甚至將志的單位下放到「村」;而對原住民(包括平埔族)史的研究,也顯示台灣史本身的多元化。

2004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台師大台灣史研究所成立,建立了學界研究台灣史的重鎮。再加上大量史料出版、數位化,工具書的編訂、以及跨界的研究,使台灣史的研究達到最高峰。

由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大量使用、文化史的研究當道,論述多於考訂,史家失去了應有的技藝,使歷史學成為沒有特色的學門;台灣史面對的局面更是險峻。本來歷史的詮釋即有差別,1990年代政府為解決政治事件而由史家進行研究,多少使相關研究被視為泛政治化,不依史學而以史觀論事,戕害了歷史的專業性;再加上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統一、獨立進行拉鋸戰,只要以台灣為立場,將台灣視為主體、視為國家者,都被打成「台獨史觀」;加上對岸為達統一台灣的目的,全力出版大部頭的史料,設立相關台灣研究所,大量推銷「愛國主義」,使得歷史研究充滿了濃濃的政治味,台灣史研究面對的險峻情勢,在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益形明顯。

本文擬由戰後「台灣史」這門學門如何建立談起,由於筆者在此領域已浸淫30多年,不少文中描述是親身經歷所做的觀察;可能因而栩栩如生,但因只要是人都具有主觀性及疏漏性,因而造成的不客觀和疏忽恐怕也不在話下,希讀者仔細閱讀。

他(楊雲萍)也赫然發現「但是除去敵人的記錄以外,我們竟沒有絲毫的史料」,強調必須趕快修台灣史……再度呼籲台大必須做台灣研究。

二、楊雲萍與戰後初期的台灣史研究

楊雲萍,1931年畢業於日本文化學院文學部創作科,原為文學家,但戰爭期間他開始從事史學研究。1939年2月15-17日他在《台灣日日新報》中分上、中、下連載〈台大と台灣の研究〉一文,指出台北帝大非得研究台灣不可,應該設立(1)台灣史講座;(2)台灣文學講座;(3)厦門語(閩南語)講座,呼籲帝大朝台灣研究的方向走,可惜未被採納。之後他加入《民俗台灣》主編〈士林特輯號〉(《民俗台灣》,第6號)。戰後進入《民報》當文藝編輯,或撰「社論」,主張要做「歷史的接收」,組織「台灣史編纂委員會」;紀念先烈,替被誣的「土匪」翻案,但他也赫然發現「但是除去敵人的記錄以外,我們竟沒有絲毫的史料」,強調必須趕快修台灣史。其次他如日治時期一樣,再度呼籲台大必須做台灣研究,如「高山族的語言、習慣,或者台灣的歷史、文化,台灣特有的動植物,台灣特有的疾病。」1946年8月他在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的聘請下擔任編纂、研究組組長,不僅從事先史時代史蹟的發掘,還要編印台灣文獻目錄、編印台灣研究叢書,進行台灣民俗、高山族語言研究,編著台灣史,調查日治時代的檔案,上述工作內容可說是戰後台灣史研究的開端。正當他準備一遂多年願望時,二二八事件爆發。事件結束後,省主席魏道明上任立即撤銷編譯館。他在許壽裳的推荐下進入台大歷史系當教授,並在當年9月開授「台灣史」,是全台最早的,而此課程他一直教到1978年才由其學生黃富三接手。至於淡江、師大歷史系開設台灣史課程都已到1971、1974年左右;而方豪在台大開的碩士課程「台灣史專題研究」還要遲到1975年,亦即整整有二十多年楊雲萍是台灣史學界唯一教台灣史的人。

此外,他並擔任台灣文化協進會機關刊物《台灣文化》主編,還擔任第一任《台灣風物》主編。在學術上,他並未獨沽台灣史一味。他也鑽研南明史(福王南遷以迄鄭成功入台前)、明史,在學術研究上《台灣史上的人物》一書突顯其臧否人物的功力,肯定《台灣通史》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指出其限制;將鄭氏三世在台劃入台灣史的範疇,強調鄭成功是開台不是復台,訂定暫行《台灣省通志》綱目,而為後人修正採擇。此外他收藏各種類型的資料如古文書、古印、羅馬白話字印刷品(有閩南、客家語)七十多本、1941-1945年皇民奉公會期間的書信,以及名人的手跡。然而楊氏學術論著均輕薄短小,且引經據典的篇幅頗多,因而未能留下如他的同時代研究者厚重的業績,如戴炎輝《清代台灣的鄉治》、陳紹馨《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遷》、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誠如他在為陳漢光寫的《台灣抗日史》做序時寫下的看法:

夫台灣非無史也,其燦爛與奇離,或並世界各處無其匹,只史書不多耳。

台灣並非無史,只是史書不多,研究者少而已,而他正是戰後開創台灣史研究的先驅。

蓋台人之於日本,參與其文明civilization而不合作其文化culture。故日本之現代化的建設及台人之民族的抗爭為此時代之特徵。

三、台灣省文獻會的角色

1948年6月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為了安撫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社會,設立台灣省通志館以網羅、安插知識分子,並由他們來編《台灣省通志》(由「台灣史」改為「台灣省通志」)、修革命先烈傳,任命林獻堂為通志館館長。1949年6月陳誠任省主席時改為「台灣省文獻會」,林獻堂為第一任文獻會主任委員,但9月即以治病而赴日,遂由副主任委員黃純青升任,而由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擔任總編纂(1954年林熊祥繼任主委,一直到1960年辭職),此際最重要的工作為纂修《台灣省通志》。之前只有連雅堂於1930年代纂成《台灣通史》一書。

林熊祥的修志,採取以科學方法修志,極具現代精神(如人物傳中不立列女傳),不把台灣史的起點漫然指向三代,而起自元在澎湖設巡檢司;修纂時重視證據,除去偶像、敘述客觀,且定下界線(下定義、設範圍)。他指出台灣史的特色有二:

1.台省自元迄今僅且500年,其間事蹟,凡全部為我族與異民族接觸之歷史;

2.在此短暫歷史期中,其治權之頻易,他省無其前例。而其一興一廢之間,政治之張弛,文化之盛衰,民德之厚薄,民生之菀枯,發生劇變,而非尋常方志所可得而比者,矧更有同冑原住民不斷之接觸,猶自具其特殊焉。

在修志時針對這些特色來修纂。在他主持之下,網羅了當時的名教授24人(22人為台大教授),還有其他專家共62人,然而此志修纂却波折連連,一直要到1965年才定稿,比林熊祥估計要晚了6年。

在通志纂修中,省政府是省文獻會的主管機關,對凡例、內容、修纂年代均有自己的看法,如原有通志修到二二八之前,迨完稿後,再命令要補到撰修的年代,可知台灣通志的撰修受到政治力的影響頗大。林熊祥本人受過日本統治,他對日治台灣史有其敏銳的看法。

光緒乙未以後,淪陷50年間之歷史,復為台灣史之緊要部分。蓋日據當時,頗乘人竊其新興朝氣,著手建設台灣,而種族上之不平等待遇、經濟上之榨取的手段,恃其威力,無所不用其極。我台人當日本接收之時,深具夏不淪夷思想,於唐景崧等草創台灣民主國之後,誓死抵抗,前仆後繼者,殊不乏人。其後,雖日人政權漸定,台胞屈處於威壓之下,得機即舉義旗者,猶不下十數起。但關於台灣之建設方面:如科學知識之昌明,農工鑄商經濟之發展,現代國家政治機構之訓練,則於此時代,逐年見其進步以成乙酉光復當時之台灣。蓋台人之於日本,參與其文明civilization而不合作其文化culture。故日本之現代化的建設及台人之民族的抗爭為此時代之特徵。

除了纂修通志外,出版《文獻專刊》(後改為《台灣文獻》),是1949年以後官方唯一的以台灣研究為主要的季刊,光是這點即知在台灣史研究低迷時,《台灣文獻》扮演著如何重要的角色。文獻會的角色既如此重要,但1958年4月林熊祥主委任內卻被降格為民政廳所屬,據說乃林不懂官場文化所致。此當為表面原因,主要仍是在政府對台灣史的不重視,亦即台灣史只是通志層面的地方史。

六年多的定期出刊,已累積了150餘萬字的文獻和資料,當日撰稿的先生也幾全是學院和民間的精英學者,在台灣研究上發生的作用,相信不止一點點。

四、由〈台灣風土〉到《台灣風物》:由民俗研究台灣史

〈台灣風土〉是《公論報》所闢專門介紹台灣風俗和文化的副刊。《公論報》是原《台灣新生報》社社長、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創辦的。主要是他感到戰後的報紙雖有《民報》、《大明報》、《人民導報》、《和平日報》、《國聲報》等,但二二八事件後都關門大吉,只剩官方的報紙,如北部的《台灣新生報》和南部的《中華日報》,因而創辦此一副刊,由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的「會說中國話,又會寫中文文章」的陳奇祿主編。作者群有畫家藍蔭鼎、陳紹馨、楊雲萍等人,而後有日本人金關丈夫(以「金關生」為筆名)、國分直一、立石鐵臣等人加入,此外戴炎輝、石陽睢、王詩琅、廖漢臣、莊松林、林衡道,還有陳奇祿自己用不同筆名寫的稿子。這之中也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撰稿者即婁子匡、方豪等人,尤其是方豪,他在1949年2月來台,在台大任教後,即着手研究台灣史,1950年9月18日114期即刊出第一篇文章〈從鄭成功後裔的訪求談到台灣民間史料的保存〉。

〈台灣風土〉的內容不僅有台灣文學(包括歌本)、人類學、史學外,還有史料的介紹,是提供民間的園地。〈台灣風土〉共出195期,而陳奇祿則在1949年2月入台大歷史系任助教,在1951-1953年赴美進修,方豪代替他編了15期(143-157,1951.10.5-1952.5.16),而後停刊8個月,在1953年2月1日再復刊時為158期。誠如陳奇祿自己對〈台灣風土〉的評價:

……六年多的定期出刊,已累積了150餘萬字的文獻和資料,當日撰稿的先生也幾全是學院和民間的精英學者,在台灣研究上發生的作用,相信不止一點點。

除了發行時間較長的〈台灣風土〉外,還有前述的《台灣文化》(1946年9月創辦)由蘇新、楊雲萍、陳奇祿陸續主編,是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的綜合刊物,非純粹台灣史,到1950年結束。

《台灣風物》由福建龍溪人、陸軍七十軍司令部機一連上尉陳漢光退職後所辦。他決定發行民營雜誌,宗旨是「台灣歷史、文化、風俗習慣闡揚研究」,由楊雲萍任主編。剛開始撰稿者、主編、助編大半是日治時期《民俗台灣》的班底,可說是「繼承」了《民俗台灣》的雜誌。原本要在1952年1月出版,採月刊方式經營,但卻提前在1951年12月出版。這一本雜誌是政府壓抑台灣研究之下,少數能長期出版的刊物。但辦雜誌面臨許多困難,一是政府對這本雜誌若有意見,就要靠陳漢光請人疏通才得無事;二是本刊未有固定的經費,辦起來相當吃力,尤其楊主編挑稿嚴格,不想讓雜誌霑染「黃色」和內幕,撰寫的內容是「有關台灣的歷史、地理、文藝、民俗、語言、宗教等的文字,研討直接、間接的台灣有關之大陸內地的掌故,風俗等作品。」投稿者本、外省人都有,2卷3期《台灣風物》突然被檢舉未正式登記,因而不能出售。到2卷8、9期合刊「女性風俗特輯」,之後幾期期末都有增設副刊「自由中國詩壇」、由呂無畏主編的廣告,似乎是被迫容納。詩壇的主題是〈恭祝蔣總統六六華誕特輯〉,可能這些作品不符楊主編的高標準,因此在8、9期合刊外,做為附冊而印製如上的《自由中國詩壇》第一集,而楊主編也就離職了。

由《台灣風物》1卷1期到2卷8、9期,共10期的內容來看,開始了在台灣省編譯館時期未能進行的研究目錄整理,如2卷3期宋文薰的〈鳥居龍藏有關台灣著作目錄〉;2卷4期至8、9期,由賴永祥、曹永和合編的《有關台灣西文史料目錄稿》(一)、(二)、(三)、(四),介紹西文史料、日記本等。就這方面來說,《台灣風物》已盡到為往後台灣史奠立基礎的工作。之後《台灣風物》由王詩琅、翁佳音、吳文星、黃富三所編,目前的主編張炎憲已經主編15年以上,都由林本源文教基金會長期支持,才能持續不斷,目前已列入國科會歷史學門第二級刊物。

不論是台灣史研究會的召開,抑或是台灣人物的口述訪談,對將「台灣史」推向學院、台灣史變成一個學門的促進,有很大的貢獻。

五、中國地方史下的台灣通史

誠如上述,民間有不少人披著台灣風土、台灣風物的外衣,從事台灣史的研究,但是在學術殿堂或者在小、中、大學的教科書,還是沒有太多台灣史的課程。如以各大學的歷史課程來說,在1970年以前設置的歷史系,除了創立於1928年的台灣大學於1947年由楊雲萍在大學部開台灣史外,台灣師大歷史學系設立於1946年,但開台灣史的課要到1974年;政治大學在1967年設歷史系,卻到了1983年才開台灣史。私立大學以淡江大學開台灣史的課最早,該系設於1966年,1971年即開台灣史。如果以碩博士論文來說,1966年文化大學史學所的王珂以〈中法戰爭在台灣〉、江樹生以〈清領以前台灣之中國移民〉取得碩士學位為最早。(按:文化大學先在1962年設史學研究所,但要到1990年代以後才開台灣史的課。)

當然沒有開台灣史的課並非表示在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沒有附帶提一下台灣,但即便是中國通史,也是在1970年前後才列入大學必修科目,提到台灣的仍然不多。1970年代將中國現代史列為大學必修科目,提到台灣以戰後為多,仍屬有限。由此可見1950年代以來台灣歷史研究,基本上等於中國史研究,而「台灣史只是中國史的一段尾巴。」

而這段時間以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一書出現最早、流傳頗久,主要以中國史的觀點來看台灣,由漢文紀錄看台灣,由《尚書》禹貢說起,重點擺在清代,日治占一節之篇幅,以「再度光復」做結尾。而此書的各項觀點即為往後1980年代李國祁提出「內地化」說法的張本。亦即1970年代以前之台灣史作品莫不成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史,不論台灣經歷與大陸不同的政權,仍將之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來看台灣的歷史。

然而在這段期間卻有中研院近史所黃嘉謨研究員的佳作《甲午戰前台灣之煤務》(1961)、《美國與台灣》(1966),用英國領事報告、美國國務院及海軍部檔案逐一考訂,即使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超越這兩個主題的研究。而前所述的方豪教授也從事台灣的方志、郊研究,雖然他遲至1975年才在台大碩士班開〈台灣史專題研究〉,但其功力早在為〈台灣風土〉撰稿時,即已奠下基礎。這兩位自中國大陸來台的學者在向來台灣史的研究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有關台大和台灣史研究的關係,在此也可再敘一筆。1965年11月15日是台大20週年校慶(這種算法是自行政長官公署派人接收台大那天算起,台北帝大早在1928年成立),台大文學院的教授們先前提議召開「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小型學術座談會。陳奇祿指出召開這個會的理由有三:1.歷史文化的探討應以實地研究為基礎,所以區域研究在歷史文化的探討上極為重要;2.台灣為一理想的區域研究的園地,台灣地域雖小,歷史雖短,但它保有相當完備的文獻和統計資料,又因移民入台先後,更形成相當複雜的層次,所以詳盡的台灣研究,可為我國(中華民國)歷史文化變遷的最好印證;3.台灣雖有很多地方人士從事鄉土研究,但在大學裡沒有地位,因而也未受到社會一般的適當注意,台大既是全國教育首善之地,也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學,有倡導區域研究的職責。至是召開為期兩天、共宣讀13篇論文的座談會。這時是在地方史、鄉土史、區域史的角度下提倡台灣史研究,可謂理直氣壯、理所當然。

此會因反應良好,在陳奇祿(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辦過後,繼由台大歷史系系主任許倬雲接辦,遂在哈燕社的資助下舉辦一系列的「台灣研究研討會」,自1965年12月8日開始,每月一次,到1967年5月7日共進行14次。上述這些座談會的紀錄,都發表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4、5種,這可以說是學院研究台灣史的先聲。

除了上述的座談會或研究會外,陳奇祿、許倬雲兩位系主任還推動成立「台灣口述歷史委員會」,促成「台灣口述歷史計畫」,主要的對象是光復初期的耆老和台灣幾個大家族的訪談研究。耆老是指歷經三個時代(清末、日治及光復初期)活躍於台灣政治、經濟及上流社會者,約30-50名,但因經費不多,只訪談了蔣渭川等12人;至於家族史則僅完成霧峰林家的調查,原訂於第三年訪問板橋林家,但卻只做了二次即中止。1991年在黃富三教授的努力下,由林本源文教基金會出資刊印上述成果為《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霧峰林家調查與研究》兩書。台灣口述歷史的工作,雖以中研院近史所於1959年展開為最早,但都以外省人為訪談對象,一直要到呂實強任所長後進行第二階段的口述訪談工作才開始訪談本省人;而台大歷史系是學院從事台灣人物口述訪談的嚆矢。不用說,不論是台灣史研究會的召開,抑或是台灣人物的口述訪談,對將「台灣史」推向學院、台灣史變成一個學門的促進,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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