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如何在軼聞與偽作中，一眼認出真的杜甫（二之一）

一. 坐獄待殺時，杜詩在心中

說起來，五十五年了。那時，我十四歲。我先父教我怎樣翻檢詩韻，開始做五七言律詩。他拿給我一部石印的《杜詩鏡銓》，告訴我說：「不但杜甫如何作詩是可學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學的。」老實說，當時的我對於杜詩，沒有多大興趣。《唐詩三百首》中的杜詩，因為讀熟了，也就罷了。全部杜詩，不見得更有吸引人心的能力。其內容十之七八，我總覺得難懂。注解也很多勉強的地方。只因要敬遵嚴訓，我也時常放下手不忍釋的《隨園詩話》，拿起硃筆去圈點《杜詩鏡銓》。大約在一年半載後，借光了不求甚解的方法，總算對於一千四百多首的杜詩，和三十多篇的杜文，已觀其大略了。

先父說：「難怪你覺得李太白的詩和白香山的詩都比杜工部的詩好。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年歲越大了，對於杜詩的欣賞，也越多了。讀李詩、白詩，好比吃荔枝吃香蕉，誰都會馬上欣賞其香味。讀杜詩好像吃橄欖，噍檳榔，時間愈長了，愈好；愈咀嚼愈有味。你說杜甫一生得意的時候少，倒楣的時候多；歡樂喜笑的聲音少，嘆息呻吟的聲音多；這也是對的。不過人生的際遇離合大多半是不受個人支配的。杜甫在痛苦的處境中，還勉為常人之所難，這是可學的。這樣地為人，走了運，當然會成功；倒楣了也不至於失敗。」

出洋留學，回國當教書匠的時候，我已三十一歲了。世味的鹹酸苦辣嘗得比十四五歲時多得多了。對於杜詩的領會也增加了不少。薪酬的剩餘，都用在購置圖書；杜集的各種注本，也漸漸地收羅多了。此時我才知道，在杜詩的歷史中，明末清初的文豪錢謙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看了《錢注杜詩》，我才知道杜詩版本有文字不同的問題；杜集編次有詩篇前後的問題；杜句注解有典故偽造的問題；杜甫事實有史傳誤失的問題。似乎錢氏已解決了一大部分；無怪他自誇「鑿開鴻蒙，手洗日月」。但因他自誇，又因他不像一個忠厚誠實的人，我雖愛看他淵博的考證，敏銳的論斷，我總時刻提防著，怕上他英雄欺人的當。

再過十多年，對於杜詩的了解欣賞，我自覺有猛進的成績。一方面，不得不歸功於錢謙益、朱鶴齡、盧元昌、張溍、黃生、仇兆鼇、浦起龍諸家的注解。一方面，好比蒸飯燒肉，時候多，火候足，也就熟了。最大的方面，還是我已經四十多歲了。今存杜甫的詩，百分之九十幾以上都是他在四十以後寫的。怪不得對普通青年人，有點像對牛彈琴，莫名其妙的狀況。對於四十多歲的我，杜甫的詩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說出我要說的話：政之腐敗，官之貪婪，民之塗炭，國之將亡，我的悲哀憤慨。盧溝變起，華北淪亡之後，那些杜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汙人，㹞㹞國多狗」，「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等等，差不多天天在脣舌之上。

碰巧，書坊的朋友替我找到一部嘉慶年間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寶慶乙酉（一二二五）廣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一一八一）之郭知達集注《九家注杜詩》三十六卷。這是清高宗題詞所謂「希珍際遇殊驚晚⋯⋯幾閑萬篇讀何辭」之本，也就是《四庫總目》所贊為「別裁有法⋯⋯最為善本⋯⋯宋本中之絕佳者」。我當時以為這本有重予翻印，細予編纂引得之價值。這項思想的結果，便是一九四〇年九月所發行之《杜詩引得》三冊。其內容為（一）《九家注杜詩》全文，加上補遺二十二首；用仇注本。（二）堪靠燈式之引得，即一字不漏之引得。可用任何一字為線索；凡杜句之包含有這一字的，可一檢或再檢，而都呈現於眼前。這是名物訓詁、校訂甄別最重要的工具。（三）杜詩各本編次表，可讓本引得應用二十多種卷第編次不同之本。（四）我寫的一篇六萬多字的長序。除簡單地說明本書編纂之經過及各同事師生朋友之分工合作以外，最大部分仍敘述杜甫集版本流傳的歷史。因為滿清一代的杜學發達得燦爛光華，而都直接或間接地受了錢謙益的影響不少，所以對於錢書編著之經過，也特別仔細地予以論述。錢氏說他所據之本為南宋吳若合校諸本之本。我舉出十端的可疑，恐怕其本乃由錢氏所偽造，同時，我也發現九家注本也含有贗品。因此我覺得杜集大有重新再校諸本，重新再集諸家注解之必要。我在長序內，也稍擬其編訂之條例。不過，那還是不能實行的；很需要的宋元版本還有數種仍在深藏固閉之中，不知何時能出與天下公之。

《杜詩引得》出版之後年餘，珍珠港事變爆發。東亞病夫垂死單獨的抗日，竟變為第二次全世界大戰。中國有了同盟與國來援助，轉敗為勝的局勢只是時間的問題了。日軍占據燕大之後，師生一大批陸續被捕；我和十一個教職員坐獄半年，雖也受過一生夢想所不及的侮辱，我反不覺憤怒；因為國家存亡既不成問題，個人生死，無足重輕。記得有一天在洗澡池邊，偶與鄧之誠（文如）先生相逢。他低聲問我，有何感想？我答謂：「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話雖這樣說，我每念到中原克復，恐怕要在我瘐死之後，也不免慘然。有一天我向日軍獄吏請求：讓我家送一部《杜詩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詩一部入獄，讓我閱看。這是因為我記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獄待殺的期間，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詩。我恐怕不能再有學術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後塵，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寫我生平的詩。可恨的日軍，竟不許我的要求。可幸的我們，雖都瘦得不像樣子，甚至有病到快死的，竟都活著出獄。

不用說：再做一種有關於杜詩的著作，是一端許願，不可不償的。在我再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書的第二年，我的課目中，便有一門為「杜詩與歷史」。來上課和來旁聽的人數，竟出乎意料之多，其中頗有幾位勸我就用英文著書，介紹杜甫於天下。有一次我被請到耶魯大學講學，我再以杜甫為題目來試驗。也有幾位告訴我，我的講法不是沒有價值的，以我本有的心願加上朋友的勸勉，所發生的結果，便是一九五二年由哈佛大學出版部印行的兩冊《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