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非常之時追憶非常之人

1985年仲夏，筆者從匹茲堡大學轉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很快就與北美的中文首要媒體《世界日報》駐波士頓和紐約的三位資深從業者——張作錦先生、薛曉光女士、孟玄先生有了逐步的互信交往。而在那個年頭，台灣和中國大陸在美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之間是被歷年的政治敵對高牆隔離開的。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拿的是美國提供的全額獎學金，身份卻是中國的官派留學生；剛一到美國，就必須在紐約的總領事館接受政治紀律訓導，其中的一個重點便是提防「被台灣的敵對勢力利用」，尤其要警惕「被台灣間諜收買」。若是嚴格照章辦事，我們只要與台灣在美國的記者和半官方人士——官方人士根本免談——親身接觸，就應該向中國大陸在美國東北部的留學生監管人員（紐約總領事館的專職官員）報告。假如留學人員違反了政治紀律，就會有相應的懲戒。參加了幾次小型討論會後，對台灣充滿好奇心的我們幾個大陸留學生就探問《世界日報》的以上幾位：能否向台灣高層轉達我們自主（即與大陸官方無涉）訪台的意願？這幾位資深媒體人在台灣各界的人脈既廣亦深，就悄悄着手推進，不便聲張；此時的台灣決策層仍然宣示與中國大陸的「三不政策」。

就在這期間，發生了兩件重大事態。

第一件是1986年12月爆發的中國大陸學潮，導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一個月後的被迫辭職。鄧小平等元老一聲令下，全面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展開，令海內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方向產生嚴重的憂慮。我們於是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召開了大型討論會，這是我們原本屬於體制內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第一次在美國公開的、激烈的、乃至憤憤不平的（主要是為胡耀邦抱不平）辯論當下的重大政治問題。《世界日報》駐大波士頓區的薛曉光率記者受邀請全程參加會議並大幅報道，消息傳進大陸，產生漣波擴張效應。

第二件是1987年7月台灣官方正式宣佈實行了約40年的《戒嚴法》即將終止，這就為我們此前試探提出的訪台要求敞開了小窗。於是，上述三位《世界日報》資深業者就建議，兩岸之間互動的新局面馬上就要啓動了，我們大陸留學生應該向台灣公眾客觀地介紹改革開放政策的動力和阻力，以及對中共黨政體制長程演化的展望。這也關乎到台灣朝野與中國大陸交往進程中，是否能形成新的理性視界和冷靜態度，畢竟此前台灣只有關於對岸的「匪情研究」，今後也不可再沿用這種僵硬的框架來觀察分析大陸的事態了。

張作錦和孟玄經過仔細的協調安排，1987年10月18日早晨親自駕車把胡平與筆者從紐約市法拉盛區送到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的住所，與我們敬仰的前輩學者作長談。來美國前，曾任《聯合報》主編的張作錦（報社同事們都尊稱他為「作老」，年紀不老但資格老）事先特地打招呼，讓我們兩個大陸留學生放心，這次長談沒有任何預設的意識形態限制，一定完全擺脫過去台灣社會的「匪情研究」框框，把中國大陸的結構性問題和可能的化解出路，中肯、持平地呈現給台灣讀者。於是乎，我們五個人圍坐在客廳裏，余先生手執菸斗，自由自在地與我們暢談了整整一下午。期間他的夫人兩次走進客廳，暗示他該休息了，而余先生談興正濃，毫無送客的意思，直至晚霞消退，窗外紅葉滿園，室內氣氛沉雄。

經過孟玄的精心整理，這篇長談發表於《聯合報》特刊，轉載於《世界日報》。據張作錦告知，此篇在台灣一紙風行，《聯合報》應讀者索求，又加印成單行本小冊子，奉送各方。約五年後我才得知，刊印此篇長談的報紙幾天後就出現在北京幾個機構的辦公室裏，引發了強烈的評語。

（編輯註：這篇長文，也即後來聯經出版《革命與反革命追憶》一書時收錄的〈中國大陸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余英時教授與兩位大陸青年思想家對談記錄〉。）

這以後，我們訪問台灣的申請過程就更順利一點了。台灣官方積極推動我們訪問的高層人士是前任國民黨中常委祕書長的馬樹禮先生。為了避免兩岸的某些勢力對我們訪台的過度政治化，《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一手提供了所有活動的鉅額經費，不讓台灣的政府或政黨出資。而且他告知我們，會見什麼人討論什麼話題，全由我們自作主張。筆者得益於此篇長談的發表和隨後的訪台，深度結識了台灣的各界人士，兩黨派（國民黨和「黨外」反對派）、三族羣（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皆有，和他（她）們中的一些人保持了長年的友情和誠懇交流。他們中的諸多活躍分子，在台灣的當代史上是有專門篇章書寫的，如沈君山、康寧祥、盧修一、胡佛、黃年等。

讀者從這篇34年前的長談裏可見證，對談者其時少有輕鬆樂觀的展望，凝重沉鬱的基調貫串討論的全程。然而即便如此，余先生和我們兩個學生——至少是筆者本人——也預測不到隨後的34年裡，發生了那幾個撞擊既有歷史軌道的大事件，令台海兩邊的人們如今有重回1949年-1965年毛澤東時代的惶恐之感，更有置身於 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週刊封面文章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 Taiwan （May 1-7th, 2021）的兇險局勢之中的焦慮。

余先生逝世後的幾天，筆者把那篇長談的標題告知中國大陸知識界的一些人，他們設法下載了電子版摘要，讀後唏噓不已。一位海歸的國際媒體專欄青年主編發短訊給筆者：「我讀完了。1987年的這場討論，預見了這之後34年中國的大概走勢。未來的三十幾年還會咋樣？」筆者答曰：未來的具體事件不可預測。為了使上述的兩大趨勢不至於演化成鐵定的現實，吾輩還不能輟筆啞聲，還不敢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