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渡（詩人、作家）
編按：1989年，時任於《中時晚報》的作家、記者楊渡，3月赴中採訪兩會、其間訪問了嚴家其、方勵之、李洪林等學者，因目及八九學運爆發，5月下旬再赴北京，持續報導直至6月底。1989年6月4日凌晨，楊渡在目睹長安大街解放軍對北京平民開槍後，由地陪帶領回到飯店，其後與另一位台灣記者徐宗懋會合並重返天安門廣場，記錄下廣場黑夜發生的事情。（* 本文摘錄自《未燒書》（聯經，2021）。）
沒過多久，徐宗懋回來了，已經3點多。
他看見我坐在幽暗的窗前抽菸，窗外是北京夜色，屋裡只有一小燈，大約也察覺到我的抑鬱，他問道：「怎麼了？你今晚在那裡？」
「我在廣場上，靠南邊，正陽門一帶，再去民族飯店那邊，長安大街。」
「你那邊怎麼樣了？我都在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那邊。」
「很慘烈。軍方開槍，死傷很多人。這場面，太讓人絕望了。」我說：「我有經過廣場，那邊的學生還好嗎？」
「廣場那邊還好，解放軍包圍起來，沒有開槍。他們目的已經達到，沒必要開槍了。可是有的學生還很激動，誓言要保衛天安門，跟廣場共存亡。如果是這樣，就會是大屠殺，血流成河。」
他隨即和台北日報編輯部連絡，將北京現況作了初步報告。由於北京飯店那邊已經被看管起來，武警在門口逐一搜索，見到人即全身檢查，舉凡錄音帶、照片、底片、錄影帶一律搜走。宗懋本想北京飯店比較近，要去那邊發稿，一見不妙，轉頭就跑，趕緊回到東方飯店。
台北編輯部已經在12點先綜合記者的現場報導與外電消息，發出解放軍開進天安門廣場的新聞。另一方面，編輯部和印刷廠都還開著，等候最新消息。他們聽完宗懋的報告後，決定要臨時加印號外，由宗懋和我各寫一則新聞，他寫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中心的情形，我寫街道上發生的「戰況」。這畢竟是時報記者的現場目睹，從北京發出來的稿子。
我們邊寫邊迅速交換今晚所見所聞。
這些學生都是最後留下來，堅持要和「廣場共存亡」的人。可以想見，整個夜晚，槍聲與坦克，恐懼與威攝，應已讓很多人離開，還留在現場的，應該都是決心赴死的人。
他整個晚上都待在廣場和學生在一起。學生最後被包圍到紀念碑前。很多學生在哭，又恐懼又悲憤，有不少學生誓死和廣場共存亡，但更多學生則希望撤退，為民主保留最後的火苗，以後再回來。絕食四君子帶領學生，最後全部退到紀念碑前靜坐，派代表和解放軍談判，讓學生和平撤退。但結果如何，還沒有最後決定。
我則談了南邊、西邊街道的戰場和死傷情狀。他很驚訝的說，在廣場那邊，已聽到各地傳來的消息，沒想到情況真的如此嚴重。廣場的解放軍已經完成包圍任務，剩下最後清場，沒必要動武。但如果撤退談判不成，武力清場，那就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一外一內，所見正好互補。
寫完稿子已經4點多。為了使用傳真機發稿，我們把趙慕嵩叫醒，機器在他房間。此時傳真機在北京還是管制物品，不許民間私自使用，我們為了便於發稿，偷偷帶來裝上，如此不會受到飯店商務中心的限制，內容也比較不會外流。
傳真結束，確定台北已收到稿子，我們決定馬上出發，回到廣場。
「走，一定要去見證最後的結局。」
夏日晨光，濛濛初亮，我們三人徒步走向廣場。
早晨的街道相當安靜。只有街道邊、胡同口偶而站了幾個人，顯然一夜未眠，還在焦急的議論著昨夜解放軍如何鎮壓，什麼地方死了多少人，復興門醫院那邊死傷很慘重⋯⋯。
響了一夜的密集槍聲已稍稍停息，只零星傳來機槍掃射的聲音。聲音聽起來不遠，像是在天安門廣場那邊。我們加快了腳步。
胡同口的市民看我們快速行走，問道：「你們去廣場麼？」
「啊，去廣場看看，看學生有沒有平安。」
「廣場上的學生不知道怎麼樣了！」一個中年婦人憂心說。
「也不知道，所以才要去看看。」宗懋禮貌的回答。
「很危險啊，你們得小心。」他們再三叮嚀。
這些學生都是最後留下來，堅持要和「廣場共存亡」的人。可以想見，整個夜晚，槍聲與坦克，恐懼與威攝，應已讓很多人離開，還留在現場的，應該都是決心赴死的人。
一個男學生走出帳篷，舉手向天，大聲哭喊著：「留下來，不要走，保衛天安門！與天安門共存亡！留下來，不要走！」
廣場上的帳篷，倒的倒，歪的歪，只剩下幾根某某大學的紅旗還插在地上。天安門城樓前，大約幾十輛坦克排成一排，同時發出轟轟的引擎聲，產生強大的震攝作用。天安門廣場的地基是用特別厚的水泥做的，而地面都禁不住的顫動起來。
原本設在廣場東北角的工人指揮部，帳篷已經倒了，人應該都撤退到紀念碑這邊來了。否則絕對無法抵擋那坦克的衝擊。解放軍密密麻麻的排在廣場上，以十倍的優勢，擺出陣勢，把學生包圍在紀念碑前。
我們站在歷史博物館旁的植物前，有幾個市民非常憤怒，大聲向前方的軍人開罵：「操你媽，劊子手！」
一人開罵，其他人跟進也大罵：「殺人狂，劊子手，法西斯！」
解放軍不理會，兀自戒備著。但己有軍人為了防衛，奉命轉向面對我們這邊。幾個不畏死的市民怒不可遏，走向前大罵：「法西斯，劊子手！」
由於市民步步向前進逼，解放軍的警戒升高了，槍口舉了起來。此時有一個市民從地上撿起石頭，丟向解放軍。有幾個人也學著丟。解放軍認為有威脅，對天開槍示警，響起一陣機槍聲。
一開始，那幾個民眾嚇得後退了，躲到樹叢下。但後來他們發現是對空鳴槍，就不再害怕，於是又逼進大罵「法西斯，劊子手」，更有幾個人從後面丟出石塊。此時，解放軍並不回罵，而是平舉槍口，回敬一梭子機關槍。啪啪啪，天空中傳來一陣空洞的回響。
幸好機關槍是對著群眾頭上的天空打的，為的只是警告。但機槍打來真的太恐怖了，大家都嚇得躲到樹叢裡。然而任何人都知道，樹叢是什麼也擋不住的，如此下去非常危險。但沒有人願意出聲制止群眾的叫罵，因為那就是每個人的心聲。
一波罵，一波子彈，起初還打天空作為警告用，後來那一群民眾實在逼得太近了，解放軍指揮官乾脆下令，把槍平舉，壓低，對著地面掃射。子彈掃射處，地面上飛騰起一排煙塵。由於子彈會反彈亂射，群眾嚇到了。他們知道接下來就是直接掃射了。這是要致命的。所有人都得死，這才退得遠遠的，不再進逼。
我們站在這些群眾中間，也只能儘量壓低身子，祈禱群眾不要再進逼，卻無法保證子彈不會掃射過來。
就在此時，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六、七個學生從群體中走了出來，手上高舉著白布，搖啊搖的，慢慢走向廣場上。
他們搖動白布，彷彿怕引起解放軍的緊張，走得非常緩慢，一步一步，走向廣場。由於他們的方向是朝著解放軍前進，看起來異常危險。
幸好他們手上的白旗與動作都是溫和緩慢的，解放軍好像有聽到他們的說法，沒有動作。
我們隔得太遙遠，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
學生分成兩組，慢慢走向那些歪歪斜斜，散亂著的帳篷，從西邊向東邊和北邊，一個一個進去查看。有些帳篷裡，還在燃燒，冒著黑煙。
舉著白布的學生像渺小的影子，游移在廣漠散亂、烽煙四起的廣場上。
我看見劉曉波、侯德健站在紀念碑高處，專注的看著他們。他們也舉著白布示意。
有一個帳篷裡，兩個學生模樣的人被找了出來。一個男學生走出帳篷，舉手向天，大聲哭喊著：「留下來，不要走，保衛天安門！與天安門共存亡！留下來，不要走！」聲音遠遠的傳來。另一個留下來陪他的學生跟著哭，支撐般的握著他的手臂。他們站著不想走，舉著白布的學生把他拉起來，托住身體，硬是拖呀拖的，往紀念碑的方向拉。
另外那兩三個搖著白布的影子，還在寬廣的廣場上，慢慢移動，在一個一個帳篷裡尋找，希望不要有人落了單，因為落了單就再無生路。
解放軍全部安靜的注視著。沒有動，坦克聲音一時低了下來。
最後他們在工人指揮部旁邊的帳篷，找到幾個死硬派的工人，他們或許想堅持，雙方僵持了一陣子，站在帳篷前議論，而最後，三個工人終於一起走出來。緩緩走向紀念碑。
我忽然想起那幾個廣東的女大學生。想到她們乾淨的T恤，有一點怯生生的模樣，那女生臉上的可愛小酒窩，和東北的爽朗高挺的男生，他們各自搭了三天三夜的火車才到達這裡，還有從西安、湖北、南京來的孩子，他們還在廣場上嗎？同學啊，你們在那裡？平安否？今夜，還有多少中國各地來的孩子在這裡？
我像是被什麼撞到胸口一般，憂心的注視著紀念碑前的學生。
「要平平安安離開啊，同學！來日方長！」我在心中默默祝禱。
帳篷終於檢查完了，清查的學生帶著幾個衣著襤褸的工人和學生，回到紀念碑。時間約莫5點45分。
學生都回到紀念碑前。此時，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等四君子在紀念碑前說了一些話，可能是向學生做離開的宣告，交待大家要互相照應。而後，走在前面，成一長列，像帶領著一群羔羊般，帶著學生，在軍隊肅殺的夾道包圍下，一步一步向外走。
我們站到廣場前沿，看著坦克逐漸逼近。我明白，學生已走，再下去就是全面清場。機關槍是一種警告，我們不能再留。
「起來吧，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學生中響起低低的國際歌。
學生互相扶持，有幾個人已經精神失常，死活不走，哭喊得無法控制，有人哭倒在地，站不直身體。旁邊的同學只有硬生生將他們拉起來，一起扶持著，甚至把人整個架起來，抬著走出廣場。壓抑拭淚的孩子，嗚嗚哀沉的啜泣聲，集合成巨大的共鳴。
他們為了把哭聲壓住，就更用力的唱起了國際歌。
「起來吧，飢寒交迫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都已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許多學生哭啊哭的，邊哭邊唱。那歌聲是如此緩慢而憂傷，夾雜著啜泣聲。歌聲和哭聲交織中，我身邊的北京老漢也不禁頻頻拭淚。
有的學生受不了，對著包圍的解放軍大聲呼喊口號：「法西斯，劊子手。」
還有人喊：「我們還會再回來的，天安門廣場是人民的。」
此時坦克的引擎聲量突然大增，發出轟轟然怒吼的聲音，成排的坦克從天安門城樓的方向，壓過學生剛剛巡查的帳篷，壓過已經倒下的民主女神像，以緩慢的速度前進。
學生隊伍裡，有一個女生突然「啊——」一聲，淒厲呼嚎起來。那是一種精神崩潰的、撕心裂肺的淒厲狂呼。她整個人面向天空，彷彿向天怒嚎，大哭大喊，完全失控，向後仰倒。旁邊幾個同學緊緊的拉住她，卻拉不動她，最後只得把她整個抱起來，幾個人合力抬著她往前走。
有幾個同學突然用沙啞的聲音，嚎叫著大呼口號「我們會再回來的」、「天安門是人民的」。
集體的嗚咽的哭聲，近乎共鳴般，發出嗚嗚嗚嗚的聲音。既是放聲的長哭，也是響澈天地的天問。
那哭聲，撼動得周邊的市民也一起哭起來。我身邊的幾個北京老漢用手臂的袖子，頻頻拭淚。
哭聲中，坦克車不斷逼近，轟轟然駛到距學生十幾公尺處的地方，停下來，以更強大的聲音，發動引擎。
學生唱著國際歌，呼喊著口號，向東走，再沿著解放軍圍成的路線轉彎，走向西南角出口，終於慢慢走出了廣場，全部離開了。
此時又有一隊解放軍從東南角一側，默默的進入，把學生離開後的缺口給包圍得水泄不通。廣場完成清場。
與此同時，成排坦克有如收到命令，引擎一起怒吼，坦克沒有加速前進，而是以一種緩慢的速度，形成震盪。那共振的力量，讓天安門廣場的大地都震得顫抖起來，威懾的力量更為恐怖了。此時機關槍聲如鞭炮，從四面八方同時響起來。
我們站到廣場前沿，看著坦克逐漸逼近。我明白，學生已走，再下去就是全面清場。機關槍是一種警告，我們不能再留。更何況我們也該跟過去看一看，離開的學生有沒有平安走出去，有沒有人被逮捕。
我跟徐宗懋說：「該走了，我們過去看看學生的情況。」
徐宗懋有如著了魔一般，直望著坦克，竟沉聲說：「不，我不走，我一定要看到最後一刻。」
我想到他整晚在天安門廣場上，對機關槍的掃射也許沒有警覺，便警告說：「接下來會清場，很危險啊。」
「別擔心，我有經驗。我是採訪過中東以色列戰爭的戰地記者。這種場面看多了，」他拍著胸脯，自信的說。
我決定先走，至少要去追一下學生的下落，然後趕回旅館發稿給晚報。一整個晚上，晚報都不曾連絡上，發生這麼多事，有太多必須寫的新聞。
我和趙慕嵩走向學生離開的出口。想不到，學生一走，那裡就給封鎖了。我們只能轉來轉去，最後從東南偏東的胡同小口子出去。想不到一出去就是一條曲曲折折的胡同，繞呀繞的，就是繞不回學生離開的那個角落。走了好一陣子，幾乎都迷了路，我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會來不及給晚報發稿，於是決定先問路，找到回飯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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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作家。喜歡旅行、閱讀、電影和足球。最喜歡的地方，是新疆和阿爾卑斯山。最喜歡的電影是《直到世界的盡頭》。生於台中農村家庭，寫過詩、散文，編過雜誌，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中時晚報》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主持過專題報導電視節目「台灣思想起」、「與世界共舞」等。
著有詩集《南方》、《刺客的歌：楊渡長詩選》、《下一個世紀的星辰》；散文集《三兩個朋友》、《飄流萬里》；報導文學《民間的力量》、《強控制解體》、《世紀末透視中國》、《激動一九四五》、《紅雲：嚴秀峰傳》、《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長篇紀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短篇小說集《九天九夜》；戲劇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以及歷史紀實《有溫度的台灣史》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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