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載爵：青年余英時（1950-1955）

文／林載爵（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

我們都知道余英時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經歷了一場天人交戰後，突然在本來要重返燕京大學的路程上，從廣州決定折回香港，這是他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自此而後，他在香港求學、工作，一共住了五年，正值他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時期，也奠定了他日後的思想根基。

一九五〇年元旦，當車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的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歲的余英時在北京，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對他影響最大的是《觀察》週刊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而讓他最興奮的是讀到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的一篇文章：「自由主義是什麼？」。胡適在這篇文章中強調中國自古以來不只就有「自由」的思想，也有很長的爭取自由的歷史。這樣的說法讓余英時從少年時代開始就相信中國的文化因子中必有某些成分，經過調整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但是他也接觸了馬列思想，閱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雖然沒有把他變成一個信仰者，卻也對他發了刺激作用。

一九四九年六月他考上了燕京大學歷史系，左翼思想當道下，他承認在顯意識的層面是接受了中共的政治綱領。對於中共攻擊的「民主個人主義」，他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份子。最後在人情等各種壓力下，他申請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然而一趟到香港的探望父親之行，卻改變了他的一生。一九五〇年元旦，當車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的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思想狀態中的顯意識與潛意識在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有了交戰的機會。十七歲的心靈深處曾經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價值與觀念，在被壓抑了好幾個月之後終於獲得了釋放，自此開展了余英時在香港五年的青年時代，也就是在新亞書院的五年求學生活。

這五年中，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是他的指導老師，培養他讀書、做研究的基本能力。他重新精讀一遍《國史大綱》，對每章每節做出簡要報告，然後請錢穆指正和評論，讓他真正走進了《國史大綱》的內在世界。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兩年間又在錢穆指導下精讀漢史，興趣偏向社會經濟史，對他此後的學術生命更發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從《後漢書》上推至《漢書》，下延至《三國志》，所寫卡片前後累積了一千多張，奠定了中國史研究的基礎。一九五五年春完成《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的六萬字專論，之後又寫成了十萬字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甚至一九五八年在哈佛大學也寫了《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的研究論文。就在這五年他確立了以中國史作為一生的學術路向。

例如，一九五三年他寫了一篇〈重重壓迫下的中國商賈〉，文中他說：中國智識份子何以特別憎惡商賈呢？從事實上說，智識份子是想獨佔政權的。理論上，智識份子和王權掌握者一樣，對於商賈抱著一種偏見，認為商業只是一種剝削性的、而不能創造任何價值的經濟活動，這些偏見構成了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重要障礙。這個問題意識自然與他在一九八五年開始展開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研究有密切關連。

從二十三歲到二十五歲的三年間他竟然完成了六冊有關民主、自由、平等、革命、文明發展的論著和翻譯，總字數約一百萬字，著實令人驚訝與敬佩。

然而，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面臨一個大變局，大量來自內地的難民湧入香港，國共鬥爭在香港繼續進行，美國反共力量進入香港，一群不分黨派、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形成了「第三勢力」，萬般勢力錯綜複雜。余英時感覺到的是：「我們飄零在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裡，回顧無依，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正如杜甫所說：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

青年余英時觀察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香港，正在遭受著馬列主義狂潮的衝擊，當時的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一般青年人並不注重思想，而略有思想的又不免被所謂「革命」的狂潮席捲而去，情緒十分高昂，但是完全失去理性。他也發現中共在香港有發動文化反攻的趨勢。如某尾巴報之連載俞平伯、張恨水的文字便是證明。緊接著仍將有巴金之小說、田漢之戲劇等等繼續到來。此外，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也開始展開，目的就是要消除胡適的幽靈。他最擔心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正陷入一個空前的低潮。民主究竟是怎樣從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漸發展出來的？當時一般人不但不瞭解，而且根本已失去了瞭解的興趣。

於是在新亞讀書期間，他最感急迫的問題並非中國史的專業研究，而是如何克服馬克斯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他擬定了兩個求知方向：歐洲史與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學術思想的一般狀況。可是難民學校沒有什麼圖書館，家中藏書也因避難而蕩然無存。他祇能利用香港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和美國新聞處這兩個地方的圖書館查書和借書。在資料極端困難的情形下，他努力閱讀了許多英文原著，獲得了無數的思想資源。從二十三歲到二十五歲的三年間他竟然完成了六冊有關民主、自由、平等、革命、文明發展的論著和翻譯，總字數約一百萬字，著實令人驚訝與敬佩。

他不只閱讀與寫作，他還積極參與各項文化活動。一九五二年他和幾位青年朋友組織了一個「革命問題討論會」，討論的內容，是關於一般的革命原則，與當前的中國革命問題，經過幾十次反覆辯論，獲得了對革命的共同看法。他更為《人生》、《自由陣線》、《民主評論》、《祖國周刊》等雜誌撰稿。一九五一年底加入《自由陣線》編輯部，為時兩年。一九五二年六月參加《中國學生周報》的創建，並擔任三個月的總編輯。一九五四年他還和兩位朋友共同創辦了「高原出版社」，刊行有價值、有影響的中文著作，也出版了一份不定期雜誌：《海瀾》。

一九五五年十月，余英時離開了香港到哈佛大學進修，結束了五年集研究生、出版人、編輯人、作者於一身的青年歲月，也奠定了此後一生學術與思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