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二千餘年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起伏轉變

文 / 蕭公權（中國政治學與社會史家）

編按：《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著名政治學與社會史家蕭公權的著作，共五編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辛亥。從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可分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與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依政治思想的演變趨勢，則分為創造、因襲、轉變及成熟四個時期。全書所論及的古今學者六十餘人，文獻資料極為豐富。蕭公權先生採政治學的觀點，用歷史學的方法，敘述晚周以來兩千五百年間的政治思想。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別為緯，取材則以前人著作之最有理論價值者為主。在本書緒論中，蕭公權就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脈絡與歷史分期作出詳盡講解。（* 本文摘自《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上、下）》緒論，標題為編者擬。）

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育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

一、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為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徵，固不待論。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記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歎二禮無徵。[1]《洪範》九疇雖或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為信史，而記載疏略。[2]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3]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統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為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曾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4]然學術思想之為周人所創，則為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5]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6]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乃風起雲湧，蔚為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即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7]遂釀成春秋之局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8]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9]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西元前445-397），田齊之稷下，[10]尤為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語見《論語》），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鉅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11]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育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為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12]

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為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為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二、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13]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迹，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西曆西元前551）至始皇統一（西元前221）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西元前221至西元1367）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至1898）為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　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1896與1898之間。）

先秦為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14]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15]墨子「用夏政」，[16]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17]道、法二家，推尊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為依據。[18]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為中國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為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復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19]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20]「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21]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22]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為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為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為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匢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為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23]《左傳》所載春秋士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為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以之為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為創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為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為之丕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為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為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為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為因襲，亦非悉出模倣，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為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24]荀非十二子，[25]墨氏譏儒，[26]莊生評騭諸家道術，[27]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寖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28]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採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為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為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29]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尚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為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減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為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為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30]或既廢而復興，[31]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32]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33]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34]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份，極為罕見。

因襲時期政治思想潮流衝激之大勢，簡言之，乃中國學術上之長期內戰。其交戰之團體為中土固有之學派，其爭鬥之利器為先秦舊創之學說。千六百年中僅南北朝時代佛道二教關於致敬君父、分別夷夏等問題之爭辯為異域思想參加戰爭之例外事實。然為期甚短，對思想進展之趨勢，未有顯明之重要影響。學術內戰之結果，雖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滯，然中國君主專制之政體，自秦漢開端，此後殊少改變。先秦思想既以社會環境之劇變而驟興，秦漢以後之思想亦以社會環境之變動較少而缺乏創造之成分，此誠一極自然之現象，毫不足異。苟非明清時代西洋之武力與文化藉海通而相繼不斷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襲時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終止，其轉變時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來也。

吾國政治思想轉變之直接原因為外力之刺激。佛教東來，開異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亂華，露異族入主中國之兆。然二者雖促成政治社會宗教哲學各方面之騷動與進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蓋佛教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其不能對政治思想有所貢獻，亦意中事。至於晉代亂華之諸胡，其文化均低。占據中原以後，文化則自動「用夏變夷」，[35]政治亦不能越出建號稱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動思想轉變之能力。必俟明清時代海通之後，歐洲之高度文化隨傳教士而播於中土。加以閉關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統之「天下」突然變為世界上列國之一。而積弱之餘，更屢為外國所侵侮。如此空前鉅變，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為轉變時期見於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則蒙古入主中國，約一百年。人民備受異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義禮樂，法家之尊君重國，明法飭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無為，以及一切中國固有之政理治術，均經歷史之事實證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則窮極生變，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向新方面以前進矣。

轉變時期雖包括明清兩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過略見轉變之端。除舊更新之大轉變，直至晚清，然後發動。蓋明清之初，遺民志士以反抗異類政權而發揮種族思想，一變傳統思想中之大同主義。中明以後陽明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之桎梏而發揮自由思想，亦圖衝決網羅，肅清尊古守舊之結習。凡此雖具重大之意義，明示轉變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據觀點與所含內容，仍自舊學中蛻化而來，終不脫前人之窠臼。雖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國崛起，始本基督教義，參以民族思想而產生吾國空前之思想轉變。此後則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無論其所持之主義為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響，而與二千餘年傳統思想相對抗，則不謀而合。吾人斷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舊學說之一部分，遂疑其仍與先秦以來之「道統」完全一貫，良以清季維新及革命思想家之採用舊說，皆按自立之標準。其採用一家之言，非以其為古聖先賢之說，而以其適於現代國家之用。權衡在我，取舍從心。[36]思想自主之風氣，殆為先秦以後所創見。

辛亥革命，思想為轉變時期之結局，亦為成熟時期之起點。　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權學說融會古今，貫通中外，運獨到之特見，集一代之大成，不僅樹革命之理論基礎，而立國之根本大道，亦於是完成。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醞釀衝激不能產生近代國家之觀念，此實歷史環境之所限，不足以為前賢病。亦猶歐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於市府，中世之醉心於帝國，必至近代，然後有民族國家之理論也。

三、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之歷史背景

上文就二千餘年中思想演變之大勢，而分為四期，雖不盡妥，或無大誤。吾人又可就思想之歷史背景而劃分為下列之三時期：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與上述之「創造時期」相當。

（二）專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分相當。

（三）近代國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維新時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與「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相當。

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37]漸進而成封建天下，[38]此為一變。始皇併吞六國，劃天下為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為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為三變。段落分明，早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劃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誠極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發生於周代極盛之時，而興起於就衰之後，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以封建天下為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為對象或理想。試舉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從周」，[39]其思想以封建天下為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40]之說雖不尊周，而亦未否認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實為對戰國侵伐兼併之抗議，其「尚同」之說明揭「國君」「家君」[41]壹義之事，則亦純然為封建天下之思想。道、法二家，與此相異。老子近乎放任主義，莊子近乎無政府主義，二者皆消極對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評，而提出缺乏歷史根據之自由社會為理想。法家如商鞅韓非諸人則承認戰國七雄爭長之實際情形而發為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之學說。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傾向於嬴秦之專制。故諸子之中儒墨擁護已就崩潰之封建天下，法家預想行將出現之君權一統，道家則否定歷史上之一切制度。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漢至明清之制度為背景。先秦諸家各視其本身能否適應此歷史之新環境而決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適應之力最強，[42]故其道統最長遠，實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雖傾向於專制，且事實上為嬴秦統一之基礎，似應大盛於專制之天下。然申、韓之學自李斯致用之後，其法令名實諸旨漸已成為實用之治術，終止學理上之發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於君」[43]之要義則與君主專制政體之精神根本衝突，尤難為人所接受。故秦漢以後，雖間有法家之言，終不能預於顯學之列，足與儒家相抗衡。專制政體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長成，乃旋即棄之不顧，使歸於微弱，縱非梟食其母，亦似得魚忘筌（語見《莊子》）。專制天下之亂多治少，恐此為原因之一。墨家本與儒家同為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變。加以「其道大觳」，[44]「若燒若焦」，[45]又不似儒家具有詩書禮樂，五行三統諸術，上足以「合文通治」，[46]下亦可粉飾太平。故秦漢以後，宗風頓息，終專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絕學。[47]道家思想之時間性，較諸家為最少。其消極之態度始終大體一貫，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為郡縣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極短之時間，曾為朝廷所採用，取得獨尊之地位[48]以外，老莊政治思想為專制天下時期反對專制最徹底之抗議，與儒家思想對立，略如野黨之於朝黨。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亂之際，則儒勝而道微。紀綱崩壞，生民困苦，則無為無君之思想乘機興起。直至宋元以後，專制政體之發育達於極點，然後此抗議之聲始趨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復有獨立之道家宗派。綜上所述，足見專制天下時期政治思想之主要趨勢有三：（一）儒家思想由擁護封建制度一變而擁護專制政體，成為二千年中之正統學派。[49]（二）儒家勢盛，而法墨同歸失敗。（三）儒道二家隨社會之治亂，互為消長。[50]

封建與專制兩時期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點，無論其內容如何，均以「天下」為對象。其所異者封建天下為合法之分割，專制天下為絕對之一統而已。天下觀念之含義略近歐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國。其理想之範圍，至為廣大。古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1]者，最能表示此點。故嚴格言之，「天下」時期之一切政治關係皆為內政，而無國際間之外交。至封建改為專制，則並春秋時代，形似外交關係之聘弔盟約，亦完全歸於消滅。周、秦以後，四夷時與中國為敵，甚至侵占中原，僭竊神器，事實上否定天下之觀念。然而自漢以來，論治夷政策者，仍多襲四海一家、安內柔遠一類之傳統思想。[52]其尤荒謬可笑者，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臣馬加特尼[53]之來，所乘舟車皆令懸英吉利朝貢之旗。覲見皇帝，強之行跪拜禮。高宗與英王之敕書復有「傾心向化」「航海來庭」等語。此皆明白表現國人根本缺乏國際觀念之事實，而推原此政治唯我論[54]之由來，天下本位之思想殆應負一部分之責任。復次，專制天下之思想，頗有大同主義之傾向。忽略族類之區分，重視文化之同異。[55]其結果遂致二千年間，中國勢盛，則高唱「用夏變夷」之理論，外族入主，則遷就政治屈服之事實。只須征服者行中國「先王之道」，同化於我，則北面稱臣，承認異類之政權，亦毫不愧恨。民族思想發育不良，此為專制天下思想之又一結果。

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醞釀衝激不能產生近代國家之觀念，此實歷史環境之所限，不足以為前賢病。亦猶歐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於市府，中世之醉心於帝國，必至近代，然後有民族國家之理論也。

綜上所舉各端，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國家之觀念而已。近代國家之品性為何，雖無絕對之標準以資判斷。然按世界各國政治經驗之通例言，則所謂近代國家，至少具有下列之數特點：（一）樹立民族自主之政權。（二）承認列國並存，彼此交互之關係。（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賴人倫道德以為治。上述三端歐洲主要之國家在十五世紀以後已粗具輪廓，迅速發展，至十六、七世紀而大體成熟。吾人若就十八世紀以後之情形論，則（四）擴充人民參政權利一端亦可認為近代國家特點之一。[56]此四種品性，吾國當專制天下之時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天下之分割時期亦僅略有痕迹，似是而非。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醞釀衝激不能產生近代國家之觀念，此實歷史環境之所限，不足以為前賢病。亦猶歐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於市府，中世之醉心於帝國，必至近代，然後有民族國家之理論也。

歐洲近代國家之發生與長成，先於中國者數百年。以開國之遲早論，則我老大而彼少壯，以政治演化之程度論，則彼先進而我晚成。兩者相值，強弱立判。明季清初，西洋教士雖已東來，國人尚狃於專制天下之結習，對其所傳來之西學，未發生普徧之影響。必經辛丑、庚申、甲午、庚子諸役喪師辱國，然後朝野人士始漸覺專制天下之舊制度舊思想不足以圖存。於是效法西人，維新變法之議大起。歐美近代國家觀念乃傳入中國，與傳統思想互相爭鬥，局部調和。離陸熣燦，蔚為大觀。先之以戊戌維新，繼之以辛亥革命。至孫中山先生集全局之大成，而吾國政治思想之第三期於是正式開始。

吾人就不同之觀點，試擬兩種之分期，其結果竟大體相符合。足見所擬雖未必盡善，而大致不誤，則可斷言。本書下文即按此分期，將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史，次第作扼要之敘述。

[1] 《論語‧八佾第三》。
[2] 王國維《古史新證》認《商書》除〈湯誓〉外皆真，《周書‧洪範》可疑。
[3] 參周傳儒《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4] 《中國古代史》頁29，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謂「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是不以周為新創。
[5] 平王元年遷都洛邑（西曆西元前770）。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722），終於哀公十四年（西元前481），戰國時代之起迄尚無定說，姑以春秋終止以後，始皇統一以前之二百五十九年當之，即周敬王四十年至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480-221）。
[6]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詩教上〉。
[7] 《國語》卷十六〈鄭語〉。《史記》卷四〈周本紀〉亦有同樣之記載。
[8] 如《左傳‧昭公三年》載晉國「欒、卻、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又如寧戚飯牛而見用於齊桓公，百里奚貧賤而事秦穆公。
[9] 孔子「有教無類」以詩書六藝授人，首開學術普及之風。
[10] 魏文侯立於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齊威王立稷下宮，設祿招士，當在其即位之初（前356）。宣王時（前319-301）稷下復盛，達「數百千人」（《史記‧田齊世家》），「喜議政事」（《新序》），至湣王時（前300-284）乃解散。
[11]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謂「春秋時猶敬重禮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尊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晏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此述春秋戰國之變頗為明晰。劉向《戰國策‧序》亦謂「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王侯，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倣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可見周末社會之大概。
[12]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及〈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二篇一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一章二節，均論先秦學術之起因，可參閱。
[13] 作者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第一節中略論中西政治思想之異同，可參閱。（見本書附錄）
[14] 《論語‧述而第七》。
[15] 《中庸》三十章。
[16] 《淮南子‧要略訓》。
[17] 汪中《述學‧墨子後序》。
[18] 《晉書‧藝文志》謂「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中略）商君受之以相秦。」
[19] 諸子學說來源，此後於分述各家時當略論之，茲不贅及。
[20] 《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
[21] 同書卷二，〈原道上〉。
[22] 例如江瑔《讀子巵言》卷二，頁28謂「墨子之學出於史佚。（中略）史佚有書二篇，《漢志》列於墨家之首，且謂周臣在成、康時，則由史佚歷數百歲而後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學。」
[23]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謂「周禮盡在魯矣」。
[24] 《孟子‧滕文公》上，下。
[25] 《荀子‧非十二子》。
[26] 《墨子》〈兼愛〉、〈節用〉、〈節葬〉、〈天志〉、〈明鬼〉等篇。
[27] 《莊子‧天下》。
[28] 《呂氏春秋》為最重要之代表。（雜家為門派之一，非諸家之雜，見《漢書‧儒林傳》）。
[29] 姚舜欽《秦漢哲學史》第二章謂秦漢哲學乃混成，頗有見地。
[30] 如法家之在秦漢，儒家之在漢魏。
[31] 如道家之在魏晉。
[32] 如墨家之在漢代。
[33] 如儒家之在漢代。
[34] 如道法之在漢代，儒家之在魏晉。
[35] 《晉書》卷一○五，〈載記第五‧石勒傳下〉。
[36] 維新思想家中康有為似為例外。蓋其主張變法，每託《春秋》三世之義，稱孔子為萬世制憲，確不免守舊之嫌疑。然《孔子改制考》謂先秦百家之學悉出新創，孔子亦改制託古著為六經。或康氏本人亦竊取改制託古之義。又《大同書》之理想雖出於〈禮運〉，實多與西洋學說相合。
[37] 徐協貞《殷契通釋‧序》據甲骨文推定殷前半紀為「混亂部落社會」，後半紀為「王朝部落社會」，可參閱。
[38] 周代封建概況可參閱《史記》卷四〈周本紀〉。
[39] 《論語‧八佾第三》，《中庸》第二十八章。
[40] 《孟子‧梁惠王上》。
[41] 《墨子‧尚同》中、下。
[42] 《荀子‧儒效篇》謂儒者「持險應變典當，與時遷移，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43] 《管子‧法法》。
[44] 《莊子‧天下》。
[45] 《荀子‧富國》。
[46] 同書，〈非十二子〉。
[47] 清末譚嗣同《仁學》自序謂墨學乃其思想來源之一，然未嘗認為復興之獨立宗派。
[48] 西漢初年迄文帝之世，黃老曾一時大行。
[49]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256，論專制君主之心理曰：「綜（秦皇漢武）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中略）蓋皆專制之一念所發現而已。其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耳。開邊之意，則不欲己之外別有君長，必使天下歸於一人而後快意，非今日之國際競爭也。至於求仙，則因富貴已極，他無可希，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於儒術與專制之關係，言之至確。
[50] 儒家孟子一派注重民本之旨，與秦漢以後傳統儒學之關係，略有似道之與儒。每當君國闇危之際，孟子一夫可誅，保民而王等說，輒起與無為無君之思想相呼應。
[51] 《詩‧小雅‧北山》。
[52] 公羊家最能代表此種態度。如成公十六年鍾離之會，《公羊傳》文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53] Macartney，參《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四裔考》六〈英吉利〉。
[54] “Political Solipsism” 此名雖作者杜撰，似尚能顯示天下觀念一方面之精神。參閱註49引夏曾佑秦皇漢武開邊之意。
[55] 此亦公羊家開其端。其進退褒貶之標準為夷狄用中國之道則進之於「中國」，中國有夷狄之行則貶之為「夷狄」。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此前者之例。僖公三十二年秦襲鄭，《傳》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此後者之例。秦漢以來有意或無意間承其緒者如王通以元魏「受先王之道」而帝之（《元經‧述史》），許衡為蒙古立綱常制度（《魯齋遺書》），凌廷堪為侵華之外族辯護（《校禮堂文集》、《詩集》），康有為為滿洲進維新保國之計，皆其著者。清世宗《大義覺迷錄》亦利用其說，以折呂留良、曾靜之民族思想。
[56] 梁啟超謂中國二千年之政論祇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意即指此。參閱〈少年中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