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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究竟是什麼使得徽宗成為這麼有魅力的人呢?

文/伊沛霞(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編按:一一〇〇年正月,十七歲零三個月的徽宗登上了宋朝天子寶座,從此開始了近二十六年的統治。宋徽宗以對藝術的貢獻而聞名:他是造詣很深的詩人、畫家與書法家,也是知識淵博的音樂、詩歌與道教的贊助人。然而,在治理國家這項主要職責上,他卻一敗塗地——女真人在北方鞏固了實力,並大舉入侵宋朝,攻陷都城開封,擄走徽宗、數千名宗室嬪妃,與宮中侍從⋯⋯宋徽宗,到底是文化的開創者,還是亡國的罪人?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宋徽宗?專門研究宋代史的漢學家伊沛霞,以全新視角,兼容徽宗的藝術成就和政治作為,細數徽宗任內的創舉與敗筆,分析這位藝術家皇帝如何踏上悲劇之路。(* 本文摘選自伊佩霞《宋徽宗》,標題為編者擬)

究竟是什麼使得徽宗成為這麼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聰明,飽讀詩書,在儒家禮儀、道教天界、音樂和藥物學等廣泛領域委派專家進行研究。他能寬容地對待別人的過失,還很喜歡向交往的人贈送禮物,有時候甚至會給他們一個驚喜,例如命人在儲祥宮為劉混康修建了新的住處。有時,他還會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態,對周圍的人表達尊重和感謝,例如親自為他們備茶,或是問候他們的家人。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宮女中發現了很多自己喜歡的人。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為他不僅不知疲倦地親自參與諸多工程的細節,而且有時間留給自己不斷增加的家庭成員。此外,在藝術上他也非常有天賦,並願意讓別人看到他在詩詞、書法和繪畫上的努力和才華。即使當他受到命運的沉重打擊時,依然以一定程度的優雅和尊嚴應對苦難,對那些境遇比他悲慘的人表示同情,並盡量避免將罪責歸咎於他人。即使他有時表現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

我們應當如何評價作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書中,我試圖從徽宗的視角來理解他的世界,並考慮到他在當時能夠了解哪些訊息。徽宗在1120年底聽到方臘起義時,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將要淒慘地結束;他也不會知道他為修建一座新園林而耗費巨資,在六、七年之後會顯得非常荒誕,因為到時政府甚至無力為前線將士提供足夠的食物。與此相反,他將賭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場一百多年都沒有發生過的重大軍事勝利上,如果取得勝利,宋朝就能將領土擴大到一些主要由漢人聚居的地區。那麼,與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們是否對可能發生的戰爭準備得不夠充分呢?為了發動軍事行動,宋神宗用了很長時間儲備物資,但他還是發現戰爭太昂貴了,因此在西北地區打過幾次戰役後,就將軍隊撤了回來。面對徽宗和欽宗所捲入的軍事災難,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資儲備去輕鬆應對。

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志,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制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還有編印書籍也值得稱道,徽宗不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還編纂了幾部醫學著作和《政和五禮新儀》,甚至還整理了一本書法作品的拓本。另外還有一些大項目,也許看上去沒有那麼崇高,但它們有助於提升朝廷的莊嚴和威武,例如對宮廷樂制的改革,對藝術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觀、宮殿和園林。

徽宗有什麼缺點呢?他顯然很虛榮,因為也許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他對祥瑞的狂熱。虛榮心或許還可以用來理解,他對自己的文學和書法技巧造詣之高非常自信,他認為每個人都應當有機會一睹御筆,因此命人將他的書法刻在石碑上,並立於各州。

過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個缺點。這一缺點導致他錯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所造成的後果。也正是由於過分自信,他認為自己可以忽視其他人對蔡京的敵視。再後來他做出聯金的決定,同樣可以歸咎於過分自信。當一些大臣對宋朝是否充分準備好北征提出異議時,儘管徽宗也猶豫過,但後來他仍然拒絕聽取那些擔憂者的意見,而是站在了夢想家們一邊,認為有可能打一場大勝仗。

傳統的中國史家看待徽宗的態度有所不同。他們從徽宗的王朝總結出一條道德教訓:統治者放縱自己的慾望或沉迷於宗教時,就會使國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險之中。

徽宗的精力和熱情在很多情況下令人欽佩,但同時也為他帶來了一些問題,特別是他對道教的虔誠信仰。我並不認為徽宗是受了蒙騙或神道設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間,他的確摒棄了自己以前的謹慎態度。

傳統的中國史家看待徽宗的態度有所不同。他們從徽宗的王朝總結出一條道德教訓:統治者放縱自己的慾望或沉迷於宗教時,就會使國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險之中。在徽宗朝之後兩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編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這類頗具影響力的觀點。在《宋史.徽宗本紀》的結尾,編著這部書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並非不可避免。如果在1100年選擇哲宗另外一個弟弟繼承皇位,這場戰爭也許就不會發生。此外,如果對後來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選擇,也有可能產生不一樣的結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絕接納從金國叛逃到宋的張瑴,「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縱觀一些亡國之君,要麼是由於愚蠢或殘酷,要麼是成為軍事政變的犧牲品,但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適。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為受到了誤導。蔡京使他對保守派產生了偏見,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諛」。蔡京還以精美華麗的物質生活去誘惑徽宗,讓他耽溺於自己的慾望。此外,徽宗還沉迷於道教信仰,不僅為此耗費巨資,同時也疏於軍事和國防管理。「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尤其是讓童貫掌管軍隊後,更是加快了災難的到來。史家最後尖銳地評論道:「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1]

蔡京畫像。戴敦邦:《水滸人物譜》(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對徽宗作出這種負面評價的背景,是十二、十三世紀士大夫階層反對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一些民間文學作品也助推了這種思想,特別是明代小說《水滸傳》,其背景就是徽宗統治時期發生的事件。十六世紀晚期,為了教導年幼的萬曆皇帝,張居正編撰了一部圖文並茂的書籍《帝鑑圖說》,書中列出了古代帝王的一些善舉和劣行。在收錄的七十二則善舉中,有十六則發生在宋朝,包括宋太祖五則、宋太宗兩則,以及宋仁宗九則。在收錄的三十六則劣行中,三則發生在宋朝,全都與徽宗有關。第一則是在舉行道教儀式時,徽宗將自己的位置設在了林靈素的下席。張居正先是從《宋史》中引用了一段文字,然後進行評論:「夫徽宗為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於異流,猥雜於凡庶,甚至親受道號,甘為矯誣。自昔人主溺於道教,至此極矣。卒有北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歟?」顯然,張居正認為徽宗的道教信仰不僅荒謬,也是毀滅性的。書中舉出的第二則不明智的事例是設立「花石綱」,從東南地區搜刮奇花怪石運送到京師,放進徽宗新修的園林艮嶽中。修建艮嶽的工程也造成了大量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的行為。張居正評論了這件事,指出花石沒有什麼實用價值,但徽宗對這些東西的喜愛卻導致國家動亂,外族入侵,自己身死荒漠,家人離散各處。在張居正看來,皇家的氣派沒有實際的用途。第三則劣行的例子是徽宗任用「六賊」(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和梁師成)。張居正評論,忠臣會勸說君主節儉和克制,就算君主不願意聽他們的諫言時也會這樣做。而那些只對君主講討好獻媚的話、鼓勵君主奢靡之風的一定是奸臣,將貽害無窮。[2] 根據張居正對歷史興衰的理解,他認為以上三則劣行中的任何一則都足以導致徽宗的悲慘結局。

張居正:《帝鑑圖說》(純忠堂刊本,1573)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帝鑑圖說》清內府朱絲欄圖繪寫本。資料來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儘管《帝鑑圖說》是為小皇帝撰寫的初級讀物,但它很受歡迎,也多次修訂。後來,十七世紀時,王夫之在《宋論》中對徽宗朝進行了更為嚴肅的學術評價(但這部書在當時流傳不廣)。[3] 王夫之關注的主要是當時文人與大臣的選擇,特別是楊時和李綱等知名的儒士。但他對人們普遍認為徽宗是庸君這一觀點沒有質疑,稱徽宗為「醉夢傾頹」。王夫之指出,徽宗並不似隋煬帝等前朝皇帝那樣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歷代主要輔臣惡劣,但降臨在徽宗身上的災難卻要沉重得多。[4] 王夫之認為徽宗朝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戲,這是王夫之提出的最有趣的一個觀點。王夫之說,蔡京自稱是王安石的追隨者是在演戲,甚至聯金抗遼也不過是徽宗和蔡攸共同操縱的一場遊戲。[5]

值得一提的是,認為統治者由於個人放縱而導致亡國的觀點古已有之。在《左傳》中,即使只是對華麗的衣服感興趣,也會被認為足以亡國。

那麼,指責徽宗主要因放縱奢欲而喪失皇位是否有依據呢?當然,徽宗的確在物質生活中找到了很多樂趣,尤其是藝術品、古代青銅器、園林和宮殿建築。徽宗的收藏品肯定價值不菲,但沒有一個具體的數額,而且很多物品顯然是進貢給皇帝的禮品,而非徽宗購買所得。在建築方面,儘管徽宗修建的宮殿數量比之前任何一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後建成的宮殿群還是比唐代長安的皇宮面積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陽也建有一處規模宏大的皇宮,以及幾處廣袤的狩獵場。在1117至1119年間,徽宗痴迷於道教神霄派,似乎的確是不計成本地開展了一些建築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罷相、軍費開支驟然上升,大臣們才開始注意到這些逐漸顯現的赤字問題。不過即使到那時,女真人向開封勒索賠款時,宋官府藏庫中仍然有大量銅幣,以及金、銀和絹等財富。

如果客觀地考察這些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認為統治者由於個人放縱而導致亡國的觀點古已有之。[6] 在《左傳》中,即使只是對華麗的衣服感興趣,也會被認為足以亡國。[7] 唐初史家在編纂唐朝之前滅亡的梁、陳和隋的歷史時,認為這些朝代的滅亡都是因為末代皇帝的「放蕩生活」和「無節制地追求享樂」。[8] 他們也許由此推論,如果一位君主失去皇位,那麼這件事本身即證明他沒有對自己進行適當的節制。唐太宗在他的著作中也意識到「敗國喪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9] 在儒家傳統中,值得稱道的是皇家的節儉而非奢侈。

我們還可以從跨文化的角度來考察宋朝皇宮的花費。建築、裝飾和收藏的慾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與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為了加強皇室威嚴而投入的花費並不算出格。縱觀歐亞大陸,在條件允許時,宮廷總是願意動用資源來增強自身的宏偉氣派,例如擴建皇宮設施和增加宮廷人員。但這樣做的君主可能會被指責為不負責任,有時也不得不縮減開支,尤其是當宮廷希望派遣軍隊對外作戰時。[10] 當然,這都是相對的。在文藝復興和近代早期的歐洲,宮廷中平均每人的花費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羅倫斯的梅迪奇家族只有一百萬人口,面積也不比中國的一個州大多少,但他們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碧提宮(Pitti Palace),並雇用了一大批藝術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只有兩千萬臣民,是徽宗時期人口的 五分之一,但卻修建了凡爾賽宮、楓丹白露宮和羅浮宮等多處宏偉莊嚴的宮殿。無疑,對東西方這種不同 的一種解釋是,在歐洲,由於不同公國與封邑相互競爭威望,促進了宮廷在富麗堂皇方面的發展,但這種情況並不適用於中國的宋朝。

《宋徽宗文會圖》。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歷史學家注意到徽宗似乎並不在意宮廷花費的問題,但沒有深入分析這一點反映出徽宗什麼樣的性格,以及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儘管中國很早就有為重要的政治人物立傳的慣例,但皇帝傳記是一個例外。在史書中,對開國皇帝的敘述會比較詳細,但對其繼承人的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就徽宗而言,史書中記載了他的正式諡號的全稱(共十八個字),他的名諱、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出生在皇宮,母親是一位姓陳的嬪妃,然後是他按時間順序獲得的各種封號。緊接著就是哲宗駕崩和徽宗繼承皇位,但對他登基前的生活狀態沒有任何記載。[11]

《宋史》的本紀對每位皇帝的敘述非常枯燥,幾乎不能視為通常意義上的傳記。而且,它對朝廷中發生的事件也沒有提供太多資訊。例如,以下是對1107年的兩個月中發生事件的紀錄: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戊子,詔括天下漏丁。壬寅,班祭服於州郡。乙巳,賢妃武氏薨。八月乙卯,曾布卒。丁巳,封子構為蜀國公。庚申,以戶部尚書徐處仁為尚書右丞,吏部尚書林攄同知樞密院事。己巳,降德音於淮、海、吳、楚二十六州,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12]

《宋史》其他部分的內容能夠對以上記載進行補充。例如,我們可以了解到,去世的嬪妃是徽宗的庶母之一(即他一位兄弟的母親),分發祭服是由議禮局提議的,伊、洛河水泛濫在早年也曾發生過。[13] 但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這些內容,就必須將其他史料中的資訊拼接在一起,就像我在這本書中所做的一樣。

二十世紀之前的史家似乎認為,為一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的皇帝)寫傳記是不適宜的。為什麼呢?[14]是不是因為一個人在做了皇帝之後就會喪失全部個性、開始成為國家的象徵呢?[15]在某些環境下,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除非是自古以來通常將政治危機歸咎於統治者個人行為的情況。傳記顯然會使君主與其行為之間的連繫更為清晰。另一種解釋是,對王位安全的擔心使得為皇帝撰寫傳記成為一種禁忌。因為當權者不希望讓臣民去想像做皇帝是什麼樣的感覺。如果人們想像了在皇位上的感覺,可能就會受到鼓勵,認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但這些只是猜測,我提不出支持這些觀點的明確證據。[16]

為什麼不讓皇帝離開皇宮、多一些機會親眼看看他的王國呢?皇帝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重高牆與自己的臣民分隔開嗎?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中國在記述統治者生活上的禁忌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許因為在西方歷史著作中,對君王生活的描寫是一個重要的類別。在中世紀,很多編年史都是圍繞著君王以及發生在宮廷中的事件撰寫,使得君王的個性和癖好成為政治敘事中的核心。對於重要的統治者,在去世後的一個世紀內,通常會出現多種描述他們生平的著作。[17]一些關於歐洲君王的書籍直到現在仍然很受歡迎。中國的著書者為了取悅讀者,有時的確會根據想像寫出一些故事,說明皇帝在宮廷各種誘惑下的放蕩生活。[18]不過這些想像中的皇帝也很少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君王那樣,具有十分複雜而且有缺陷的人格特徵。儘管中國的史學和其他評論家可以隨意地譴責徽宗,但徽宗的這些缺點是如何形成的,他們都沒有提供細節資訊。

當我試圖重現徽宗的生活時,傳記的缺失只是引起我興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皇帝所受到的限制。我發現自己有意無意地在拿徽宗及別的宋朝皇帝與其他朝代的皇帝進行對比。[19]如果在中國各個朝代之間進行比較,宋朝皇帝的教養是格外突出的。徽宗和幾乎所有宋朝皇帝在與大臣打交道時,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禮、寬宏大量,但並非所有的中國皇帝都是如此。徽宗曾公開列出一份被禁止在朝廷做官的數百人名單,也許一些批評者認為徽宗這一舉動太過分了,但他並沒有將這些人召入朝廷進行斥責,更沒有讓人毒打他們甚至將其賜死。而暴躁和殘酷的皇帝在其他朝代並不少見。[20]

對於這種現象,一種解釋是宋朝大臣成功地使皇帝聽從了他們有關帝王得體行為的觀點。例如,大臣們努力阻止皇帝離開皇宮去接觸更多外面的世界。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引用了一位大臣在1101年呈遞給徽宗的一份奏疏,以強烈的言辭反對皇帝任何可能的外出狩獵計畫。我還引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一份奏疏,反對徽宗悄悄出宮去拜訪大臣府宅。在宋代,除非是一些固有的禮儀,例如每三年舉行一次祭天大典或一年一度的郊祀,在其他時間,官員們都傾向於讓皇帝留在宮闈之內。[21]不過,由於從全國各地來的人都會進宮拜見皇帝,因此,他也沒有與外界隔絕。當然,在朝殿見到端坐於龍椅上的皇帝同在其他地方遇到皇帝有著本質的不同。當代歷史學家黃仁宇在研究明末的皇帝時,看到了「一種將君王去人性化的傾向」,因為官僚機構「只需要一位與世隔絕的君主作為執行官」。[22]宋朝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Huang, Ray, (黃仁宇)"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大臣和皇帝經常提到的一個論點是,因為皇帝身居九重宮闕之內,不能親眼目睹當下帝國各處正在發生的一切,因此需要大臣們充當耳目。那麼,為什麼不讓皇帝離開皇宮、多一些機會親眼看看他的王國呢?皇帝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重高牆與自己的臣民分隔開嗎?將皇帝隱藏起來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 而秦始皇更是一個典型,他讓人修建了高築的迴廊,目的是在不被人發現行蹤的情況下往來於不同的宮殿之間。 [23] 而在更早的朝代,儘管有大臣反對,皇帝們還是會經常離開皇宮外出狩獵,或是以各種理由到其他地方巡視,最常用到的理由可能就是率兵出征或親謁某些聖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中,這類流動都被視為統治行為的一部分。用托馬斯.阿爾森(Thomas Allsen)的話說,「歐亞大陸上的絕大多數皇室、貴族都多多少少用狩獵來加強、維護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與政治影響力」。[24]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每年夏天都要前往距長安城一百五十多公里的離宮住上一段時間。[25]在大多數其他地方,通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皇宮以外的地方接觸,君主的威嚴似乎被進一步加強,而非被削弱了。的確,皇帝的很多官方職能都可以留在皇宮內履行。作為國家的象徵、集權政體的核心、等級架構中的最高首腦和宗教儀式中的主祭,皇帝在政治體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這些目的,他們並不需要外出。然而,君主無須外出並不意味著外出旅行不會帶來任何益處。

宋代前三位皇帝均未始終駐足於皇城內。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武將出身,他們經常要率兵出征,與其他國家打仗。真宗雖然在皇宮內出生、成長,但也到京城之外的地方進行了幾次長途旅行:1004年他曾御駕親征澶淵,至少是號稱抗擊契丹軍隊;1008年往東到泰山舉行封禪;1111年往西前往汾陰祭地;1114年往南巡蒞亳州拜謁當地的老子廟。[26]此後,宋朝皇帝外出巡遊就少得多了,這也許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宮廷的重要性不斷加強。1047年,當宋仁宗希望第二次外出狩獵時,很多大臣都上表反對,最後他不得不取消這一計畫。[27]自仁宗開始,宋朝的皇帝就基本上留在京畿一帶,史料中沒有任何記載表明徽宗在位期間曾離開京畿地區。宋朝政府共修建了四座都城,分別位於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然而,皇帝並不會定期巡視每座都城,而是在東都開封一住就是幾十年。相比之下,從整個社會來看,旅行在宋朝變得越來越普遍。文人和官員要前往京城接受教育,參加科舉考試,如果中舉,還有可能被派到全國各地就職。同時,他們也喜歡旅遊,遊覽一些著名景點或古蹟。[28]但皇帝卻被剝奪了這種精英人士習以為常的旅行體驗。

為什麼皇帝提議外出狩獵或巡遊時,大臣們總是要強烈反對呢?反對打獵和其他出行的說辭最早出現於漢代[29]。其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認為出遊是一種娛樂形式,尤其是狩獵,其主要目的是使皇帝得到消遣,但享樂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質疑的事情。另一原因則是有可能發生不可預見的事,而皇帝身邊的侍衛無法完全控制這些事情發生,換言之,皇帝可能會因遭遇意外而受傷,甚至駕崩。而且,皇帝越是接近百姓,就越難防範刺殺皇帝的陰謀。[30]同時,那些與皇帝打交道的重要大臣,可能也不認為皇帝形成自己的觀點會帶來什麼好處。出遊的皇帝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想法,希望改變一些常規做法,但這些變化也許是大臣不支持的。皇帝的經歷越豐富,可能就越難以應付。阿爾森認為,唐代大臣之所以反對狩獵,是為了阻止皇帝與文人圈子以外的人來往,尤其是接觸到一些「不受歡迎的人」,包括軍人、守邊官員和外國人等。[31]唐朝與宋朝的極大不同,並非用什麼樣的理由去反對皇帝到京城外冒險,而是宋朝大臣更成功地使皇帝遵守了這些地理限制。在兩本存世的用於教育皇帝的教科書(范祖禹的《帝學》和張居正的《帝鑑圖說》)中,宋仁宗被認為是最應該效仿的宋朝皇帝,因為他對待重要大臣如同對待老師一樣尊重,而且採納大臣們反對他出宮巡遊的諫言。[32]

另一方面,徽宗也的確發現了很多方式,不必遠行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樂趣和愉悅。徽宗對宗教和藝術的追求,都使他的世界看起來不會太狹小。道教思想中對宇宙的想像極其寬廣,且不受限制。同時,徽宗通過修建艮嶽,對整個國家的壯麗景色和植物多樣性進行複製,並從全國各地收集了豐富的植物標本。長久以來,現代歷史學家一直對宋朝不重視軍事方面的統治頗有微詞。[33]皇帝被留在皇宮內,從而限制了與軍事將領及軍隊進行接觸,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間更關注人文與文化職能的一種方式。如果徽宗能夠經常出巡,檢閱軍隊,並與前線將領交談,也許他對如何與女真人的統治者阿骨打談判就會有更好的直覺,對應該把什麼樣的任務放心地交給哪些將領,也會有更好的判斷。

[1] 《宋史》卷二十二,417–418 頁。
[2] 《帝鑑圖說》下篇,葉88b-89a、91a、96a。關於這本書,參見Julia K.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31, 2001, pp. 65–101; “Didactic Illustration in Printed Books,”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17–50。
[3] 關於王夫之,參見Wm.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 2, 2n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35。
[4] 關於隋煬帝成為荒淫無度末代皇帝的典型形象,參見Arthur F. Wright(芮沃壽),“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The Confusion Persuas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李林甫是唐玄宗的重要大臣,對幾乎推翻唐朝的安祿山叛亂負有責任。
[5] 《宋論》卷八。
[6] 參見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7] David Shaberg, A Pattern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224–225.
[8]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The Difficulty of Pleasure,” Extrème-Orient, Extrème-Occident 20(1998), p. 14.
[9] Stephen Owen, “The Difficulty of Pleasure,” p. 16. 另參見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pp. 73, 76。
[10] 關於歐洲的宮殿花銷,參見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p. 135–149;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13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9–135; Jeroen Duinham, Vienna andVersailles: The Courts of Europe’s Dynastic Rivals, 1550–178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5–89。關於歐洲宮廷的多樣性,參見A. G. Dickens ed., The Court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1400–180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77; John Adamson ed., The Princely Courts of Europe, 1500–1750, London: Seven Dials, 1999。
[11] 《宋史》卷十九,357 頁。
[12] 《宋史》卷二十,378 頁。
[13] 《宋史》卷十六,312 頁;卷一百零二,2484-2485 頁;卷二百四十三,8632 頁。
[14] 唯一一部從名稱上看似皇帝傳記的書是《漢武帝內傳》,但它實際上是一部道教書籍,而不是我們這裡討論的那種傳記。
[15] 參見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95–100【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16] 人們可能會提到對預言書的禁止,是因為一些叛亂的人利用了這些書。預言書是明令禁止的,但對皇帝傳記顯然並非如此。
[17] 關於宋朝同時期以君主為中心的歷史,參見拜占庭時期的著作:Niketas Choniates,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es, Translated by Harry J. Magoulia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ichael Psellus (1018–1096), Fourteen Byzantine Rulers, trans. E. R. A. Sew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18] 參見何穀理書中的一個明末例子。Robert E. Hegel,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4–111.
[19] 關於中國皇帝的學術論文目前有很多。關於具體某位皇帝的英文著作包括:Jonathan Spence,Emperor of China: Self Portrait of K’ang-hsi, Vintage, 1988【史景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溫洽溢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Silas H. L. Wu(吳秀良), Passage to Power: K’ang- 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h. de Heer, The Care-Taker Emperor: Aspects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as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Chu Ch’i-yü, Leiden: E. J. Brill, 1986;Shih-shan Henry Tsai(蔡石山),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Victor Xiong, “Ritual Innovation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 82 (2006), nos. 4–5: 258–316;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歐立德《乾隆帝》,青石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Tang Dynasty;Hok-lam Chan(陳學霖), Ming Taizu (r. 1368–98)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1。還有一些書籍在某個相關主題下對具體的皇帝進行了關注,例如,Howard J. Wel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Arthur 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New York: Knopf, 1978;Ray Huang,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孔飛力《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年】。關於更普遍的帝國君權及其背後的政治思想,參見Frederick Mote, “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 A Critique of Wittfogel’s Theory ofOriental Despotism as Applied to China,” Oriens Extremus 8.1 (1961):1–41;Michael Loewe,Imperial China: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Praeger, 1965, pp.70–92;”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 The Ch’inand Han Empires 221BC-AD220, edited by Denis Twi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26–46;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5–111【《漢代的信仰、神話和理性》,王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Michael Nylan(戴梅可), “The Rhetoric of Empire’ in the Classical Era in China,” in Conceiving the Empirein China and Rome Compared, edited by Fritz-Heiner Mutschler and Achim Mitta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9–64;Yuri Pines, 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近年來,皇宮也成為一些研究的關注點,如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周衛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David M. Robinson(魯大維),“The Ming Court,”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20] 以明朝為例,開國的洪武皇帝和他的兒子永樂皇帝都將很多大臣賜死(參見Shihshan Henry Tsai,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pp. 30, 51, 70–71),明朝後來的皇帝也經常對大臣施行鞭刑(參見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pp. 17, 24, 59, 99)。
[21] 一些明朝的例子參見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pp. 121–124。
[22]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p. 86,另參見p. 93,作者指出萬曆皇帝意識到「他不像是所有人的統治者,而像是紫禁城的囚犯」。
[23] 參見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2006, pp. 79–80。戴梅可認為,使漢朝統治者遠離人們視線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隱形的統治者」對民眾而言可能意味著他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同時,「隱形統治者」的思想還有可能是為了掩蓋漢代朝廷的日常現實,例如,權力掌握在外戚手中。Michael Nylan, “The Rhetoric of Empire’ in the Classical Era in China,” p. 59.
[24] 參見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n Press, 2006, p. 14。關於中世紀歐洲宮廷的狩獵,另參見Malcolm Vale, The Princely Court: Medieval Court and Culture in North-West Europe, 1270–1380, pp. 179–84。
[25] Howard J. Welchsler, 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 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p.130.
[26] 參見Nap-yin Lau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 (960–976), T’ai-tsung (976–997), and Chen-tsung (997–102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M: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9, pp. 260–272。
[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3866–3867 頁。《宋朝諸臣奏議》卷十一,95–96 頁。另參見久保田和男〈宋代の「畋獵」を巡って-文治政治確立の一側面〉,487-506頁。
[28] 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張聰《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李文鋒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
[29] 關於這一說法, 參見David R. Knechtges, “The Emperor and Literature,” in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edited by Frederick P.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pp. 51–77, 尤其是pp. 55–59。Cong Ellen Zhang, Transformative Journeys: 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pp. 45–54.
[30] 參見Allsen 書中列出的一些在狩獵中遇刺的例子。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pp. 207–8.
[31] Thomas T. Allsen,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p. 109. 另參見Jack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pp. 35–36。
[32] 《帝學》卷四至六,《帝鑑圖說》。
[33] 參見Richard L.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Century China, pp. 135–151。Nap-yin Lau and Huang K’uan-chung, “Foun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 under T’ai-tsu (960–976), T’ai-tsung (976–997), and Chen-tsung (99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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