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岩谷將：重探抗戰史，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

文／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岩谷將（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編按：1939至1945年，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並與世界大戰合流，歐亞戰局也牽動中國戰場。關於這場戰爭，仍然有許多疑問有待釐清，其中包括：日本為何甘冒天下大不韙，在深陷中國戰場且軍力吃緊的情況下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為何始終未能攻進重慶、為何不直攻四川速戰速決？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APRS）合作跨國研究項目《重探抗戰史》，第二卷在近日終於出版。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重新來回看這場影響甚深的戰爭。（本文摘錄自《重探抗戰史》（卷二）第七章〈日軍為何始終未攻進重慶？〉）

抗戰期間，日軍占領了中國半壁以上的江山，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長沙、衡陽等重要都市，一一落入日軍之手，但日軍卻始終沒能進攻國民政府的抗日中樞重慶。

事實上，日軍曾經數度接近重慶。1940年日軍占領宜昌，宜昌扼三峽水路咽喉，是長江西進重慶的門戶，當時震驚了整個重慶，日軍如再繼續進攻，國民政府就危險了！結果是，日軍雖占領了宜昌，其主力部隊卻自動撤回原駐地。1943年5月，日軍再度來到宜昌，在石牌要塞與國軍展開激烈戰鬥，幾度猛攻，都沒能拿下石牌，最後決定撤退。最後一次是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日軍第一師團曾接近潼關對面的風陵渡，胡宗南兵出關中，在靈寶與日軍激戰，截退日軍。

為了攻進重慶，日軍曾多次制定「西安作戰」及「四川作戰」，發布作戰準備令，翔實規劃、認真準備，還做了演習。計畫的內容雖有變化，但不外乎兩條路徑：

(1)從山西西部過黃河，控制西安，然後南下占領重慶。或是

(2)從宜昌沿長江三峽西進，攻占重慶。

兩條路徑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拿下重慶，重擊國民政府，使其崩潰或屈服。這些作戰計畫最後因為種種因素，都未能實現；但從日軍動念、規劃，到最後不得不放棄的過程中，顯示東京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動向，亦反映出太平洋戰場與中國戰場的密切關係。

抗戰前期，日軍信心滿滿，戰略是速戰速決，不把戰線拉得太長，所以並無攻占重慶的計畫。武漢會戰後，日軍資源更加吃緊，對華戰略調整為「政略」、「戰略」並進，實際上是以「政略」為主，手段包括誘降、和議、扶植親日政權等等；戰略方面則進入中日兩軍相持的階段。此外，四川周圍都是崇山峻嶺，攻入四川太困難；而且，大部隊向西作戰，後面龐大的占領區必出問題，所以，日軍也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重慶上面。

為配合戰局發展，大本營逐漸將戰爭資源轉移到南方戰場；在中國的幾次作戰，也大多與太平洋、東南亞戰局有關。

一、南方作戰亟需解決中國戰事

直到1941年日軍準備南進，南方作戰需要龐大的兵力及戰備資源，而數十萬日軍被拖在中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又堅不妥協，如何打破僵局，把在中國的兵力及資源轉用到太平洋及南亞戰場，成為日軍的重要任務。於是，東京大本營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開始籌謀盡快解決中國戰事。

限於資源，1941年11月5日天皇裁決的「帝國陸軍作戰計畫」中規定，南方作戰發動後，對華作戰方針將調整為「與帝國海軍配合，對中國保持目前之態勢，同時，消滅在華的英美等敵對勢力，政略、謀略相結合。對敵施加壓力，以期迫使蔣政權屈服」。[1]當時陸軍省及參謀本部專注南方作戰，無暇顧及中國，只能要求中國派遣軍加緊政略工作（和議誘降），並期待以南方作戰的勝利來迫使蔣介石屈服。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大將對這個消極的做法表示不滿，認為應採取積極做法，考慮攻入四川、直接壓迫蔣介石屈服。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中將，曾對派遣軍表示，南方作戰告一段落後，可增兵中國，「以遂行對華積極作戰」。[2]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南方軍」勢如破竹，三個月內幾乎拿下了整個東南亞，日軍士氣大振。為配合戰局發展，大本營逐漸將戰爭資源轉移到南方戰場；在中國的幾次作戰，也大多與太平洋、東南亞戰局有關。日本迫切希望藉國際局勢的變化來加重對重慶的誘降，盡快結束中日戰爭。[3]

然而，日軍在東南亞的勝利並沒有影響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對重慶的和平工作也始終沒有成果。相反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得到英美的支持，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和力量變得更堅強。

此時，陸軍高層已有不少將領主張，欲解決中日戰爭，唯有使用武力，否則將無法使重慶國民政府屈服。釜底抽薪的辦法是，集中所有戰力，直接攻進四川。參謀總長杉山元、參謀次長田邊盛武、作戰部長田中新一、還有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幾等，都支持發動一個大規模作戰，直接攻進四川，占領重慶，一舉解決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4]

然而，攻進四川並不容易，除了要克服懸崖陡峭及洶湧澎湃的天險之外，還得突破蔣介石在四川周邊的嚴密防衛。

二、蔣介石對四川的防衛部署

四川是個盆地，四周都是海拔高、陡峭險峻的山地，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稍不小心，就會墜入萬丈懸崖。抗戰時，沒有公路入川，日軍若想入川，只有兩條路：溯黃河或長江而上，也就是必須經過潼關、三峽兩處隘口。

蔣介石把四川防衛得固若金湯，在潼關及三峽都布有重兵，負責守備這兩個地區的，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中央軍將領：胡宗南、陳誠。

胡宗南以最精銳的部隊駐守黃河，建立各種河防、城防工事……日軍研擬進攻西安計畫時，都不敢忽略胡宗南的大軍。

胡宗南守關中

軍事委員會在關中等廣大西北地區設置第八戰區，部署了中央軍精銳胡宗南部隊。胡宗南，黃埔一期，是蔣介石最重視的軍事將領之一，抗戰初期率領精銳第一師投入淞滬會戰，後來又參加蘭封會戰等重要會戰，之後派赴陝西，駐守西安地區，負責陝東一帶的河防。

初入陝西的時候，胡宗南率領的是第17軍團，後來擴編為第34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下轄3個軍：第1軍（軍長丁德隆）、第16軍（軍長董釗）、第90軍（軍長李文）。經過不斷擴張，1942年從1個集團軍擴大到3個集團軍，包括第34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第37集團軍（總司令陶峙岳）、第38集團軍（總司令范漢傑），胡宗南出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為朱紹良，常駐甘肅，陝西軍務由胡宗南全權處理），總管這3個集團軍。這一大批部隊可說是胡宗南的嫡系子弟，幹部多出自胡宗南在陝西籌辦的中央軍官學校第七分校，兵員主要是陝西農民。

蔣介石派胡宗南入陝，首要任務是防止日軍渡過黃河。日軍自1938年之後就占領了大部分的山西及河南，胡宗南以中央軍精銳部隊負責河防的重任，與日軍隔黃河對峙，其中潼關與對岸的風陵渡相距僅3.5公里，雙方經常隔河相互砲擊。

過去不少論者以為，蔣介石命胡宗南大軍固守關中，主要目的不是抗日，而是防堵陝北共軍。胡宗南也因此備受批評，謂40萬大軍不去與日軍打仗，徒然浪費在陝北。[5]

其實不然。胡宗南以最精銳的部隊駐守黃河，建立各種河防、城防工事，並多次隔黃河與日軍互相砲擊。胡部強大的部署，對日軍有恫嚇作用，日軍研擬進攻西安計畫時，都不敢忽略胡宗南的大軍。[6]

除了守備關中之外，日軍數次進犯山西、河南，胡宗南都派軍出關中作戰，防止日軍渡河。例如，1940年，山西龍門渡口一度失陷，情況危急；胡宗南整飭河防工事，嚴陣以待，終使日軍放棄渡黃河。1941年，晉南中條山之役，為防日軍南下，胡宗南派第76軍到第一戰區的河南支援作戰，成功阻擋日軍攻勢。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其中一個支隊曾試圖向潼關前進，四川為之震動。胡宗南率部出關阻遏，與日軍在靈寶激戰（就是著名的「靈寶之役」），成功阻止日軍對關中的威脅。不僅如此，「一號作戰」期間，胡宗南還空運第36軍、第57軍到重慶、桂林支援後方作戰。此外，雲南遠征軍組成時，胡宗南也空運兩批共5萬名士兵赴雲南。[7]抗戰晚期，1945年3月到5月，胡宗南還指揮31集團軍在河南與湖北交界的西峽口與日軍作戰。[8]

當然，蔣介石命胡宗南守西北，除了抗日外，還包括另外三個目的：（1）防範中共；（2）牽制西北的馬家軍、盛世才，還有蒙古的德王；（3）整訓部隊。[9]坊間最關注、也是爭議較多的是關於防堵共軍一事。胡宗南的確負有「預防共軍竄擾後方」的任務。[10]根據軍令部1944年擬定的「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畫大綱」第一條規定，第八戰區「以一線兵團，依陝東、綏西既設陣地，拒止敵人，並監圍奸偽」。[11]這個「奸偽」指的就是在延安的共軍。蔣介石究竟放了多少兵力監視中共？王奇生研究指出，當時國軍對付日軍與監視共軍的兵力比大概是7:1，也就是7分之1的部隊用於監圍中共，大約是20個師。[12]

蔣介石派精銳部隊守四川，胡宗南在北、陳誠在東。日軍欲占領重慶，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

陳誠守三峽

三峽是另一個入川要道，蔣介石在那一帶設置第六戰區，由能征慣戰的陳誠率部把守，防止日軍從三峽入川。

陳誠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蔣介石的親信，抗戰爆發未久，蔣介石曾在日記提到「軍事能代研究者，辭修也」，[13]可見對陳誠的重視。

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湖北成為四川大後方的門戶。蔣介石任命陳誠為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司令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武漢防務。第六戰區一度併入第九戰區，1940年6月，日軍攻占宜昌，為加強重慶外圍的防衛，軍事委員會以長江為中心，重建第六戰區，陳誠擔任司令長官，轄鄂西、鄂南、川東、湘西地區，司令長官部在湖北恩施，兵力配置：（1）江防軍（總司令吳奇偉）居中，扼守三峽門戶；（2）長江北側布防第26集團軍（總司令周喦）；（3）更北側為第33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4）長江南側為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5）以及守常德的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向南銜接第九戰區。總兵力達40個師，25萬人。[14]

最重要的三峽一線，由江防軍負責，江防軍所轄主力，就是陳誠嫡系精銳的第18軍（軍長方天）。在江防軍的防守範圍，第六戰區構築好幾個防禦要塞，順江而上依序有沙套子要塞、石牌要塞、廟河要塞、洩灘要塞、牛口要塞等，要塞內設置艦砲、15公分重迫擊砲、7.62公分游動砲等，利用三峽天險防備敵軍入侵。[15]

1943年2月，陳誠轉任遠征軍司令，孫連仲代理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是台兒莊之役的名將，戰功彪炳，不過防衛三峽的部隊仍是陳誠的嫡系第18軍。本書第二卷第六章談到的1943年5月的「鄂西會戰」，日軍到了三峽最大的防禦工事石牌要塞，試圖突進三峽。情勢危急，陳誠從滇緬戰場趕回第六戰區指揮作戰，第11師師長胡璉守備石牌，據險堅守，日軍發動數次進攻，都無法攻下石牌，最後主動撤退。

由此看出，蔣介石派精銳部隊守四川，胡宗南在北、陳誠在東。日軍欲占領重慶，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5）派遣軍作戰（一）華中方面軍作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頁12。

[2]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5）派遣軍作戰（一）華中方面軍作戰》，頁16。

[3]波多野澄雄著，戶張敬介譯，〈日本陸軍內部的戰略決定（1937~1945）〉，收入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歷次戰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122。

[4]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5）派遣軍作戰（一）華中方面軍作戰》，頁19。

[5]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Toronto NewYork: Bantam Books, 1972), p.316.

[6]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5）派遣軍作戰（一）華中方面軍作戰》，頁65。

[7]於憑遠、羅冷梅編纂，《胡宗南上將年譜》（台北：台灣商務，2014），頁135。

[8]黃潤生，〈八年抗戰最後一役—西峽口之戰〉，《河南文史資料》，2007年第2輯，頁49-86。

[9]關於胡宗南在西北的任務，請參看劉緯道，〈抗戰期間胡宗南軍系的組建與發展〉，《國史館館刊》第22期（2009年12月），頁97-136。

[10]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收入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歷次戰役》，頁325。

[11]軍令部，〈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劃大綱〉，收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714-718。

[12]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收入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歷次戰役》，頁326。

[13]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

[1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鄂西會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頁6-8。

[15]同上，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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