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王顥中
編按：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王智明日前推出《落地轉譯：台灣外文研究的百年軌跡》一書，聯經出版於2021年12 月 17 日和今年 2 月 18 日分別舉辦兩場新書座談，本側記綜合了兩場座談內容，分別是新書作者王智明在第一場座談中對書的介紹，以及第二場座談中部份與談人對本書的回應。
《落地轉譯》一書從回顧台灣外文系所的學門建制史出發，上溯19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的歷史，考察本地知識份子如何引介並回應大量湧入的外來新知，並指出外文研究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
王智明表示，學界過去不大注意自身學門的建制史，學生在學院中不會特別學到，要回頭完整考察學門建制的歷史軌跡也很不容易。從百年向度來看，早在1920年代，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與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陸，就已經不約而同開始出現外文相關學科建制。
《落地轉譯》全書可根據殖民時期、冷戰時期、全球化時期這三個王智明稱為「關鍵歷史轉折」的時間點粗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整理了十九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的歷程，包含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建立的教會學校、洋務派推行的同文館、中國第一所官辦現代大學京師大學堂，一直到民國初年各大學開始發展外文系，透過學門建制史嘗試追索民初文人當時對於如何面對、認識西方的基本挑戰。
王智明舉例，書中處理了兩個辯論課題，分別是「語言」和「文學」是否應該分系；以及聞一多、朱自清等人曾提議中文系和外文系應該合併在一起。王智明說，這兩項辯論課題在直到今天的外文研究領域中都仍然經常出現，也可以在學院系所中觀察到相應的緊張關係。
在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現台灣大學），西洋文學講座也從日本傳來台灣，讓西洋文學和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發生接觸和交錯，繼而產生「比較」的認識。王智明透過民族主義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比較的幽靈」（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的觀點，指出「比較」一方面是對自身的自省和觀察，同時也是對西方的模仿和迫近，這種既抵抗卻又深受其影響的精神就構築了外文研究的基本風貌。
在第二部分，王智明通過三項個案研究：分別是夏濟安、侯健、顏元叔三位在冷戰分斷下的外文學人，試圖理解國際冷戰格局如何影響台灣外文研究，包含國際冷戰對台灣的外在制約，以及在地學人如何回應並試圖超越冷戰制約，藉以反思冷戰以及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最後的第三部分則是解嚴後面對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時期的外文研究朝向三個研究領域發展：理論研究、文化研究與族裔研究。王智明表示，從90年代以降，外文研究的重要思考方向，就是不再單純是把台灣當成是一個引進知識的空間，而是把台灣本身也視為具有知識價值和理論潛力的對象。
當代台灣社會包含新移民、性少數等議題接連湧現，本地知識份子在倡議與論述過程中積極挪用、援引知識資源，當西方的課題與論述被引介進入本地，本地社會又會釋出相應的回應，這些內／外交互作用影響的關係，至今都仍在發展當中。
此外，外文研究者也必須面對西方本身持續不斷在變化，王智明認為，本書回顧外文學門的建制歷史，不只是要細數學門過往的發展成就，也是要釐清學科發展與文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聯、引導甚至搏鬥，從而重新定位自己，了解自己的任務何在。王智明強調，外文研究的前景，應該是世界化而非英語化、是本土化而不只是台灣化，除了接收西方經典外，還應拓境深化其他非西方的語言文化與世界觀。
是否「主體性」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本身就充滿陷阱，容易出問題？但又有什麼更為健康、有益的主體性思考方式？
賀照田：思考「主體性」問題的條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照田認為，《落地轉譯》表面上是聚焦在台灣外文系，談過去30年來對台灣外文系產生重大影響的幾個思潮，但問題核心卻是台灣知識份子怎麼回頭檢視解嚴以來30多年所走過的道路，在今天的台灣和國際現實中如何自處。
針對《落地轉譯》第三部分處理「主體性」理論問題的第六章部分，賀照田指出，台灣知識份子曾通過後殖民理論試圖界定「台灣是什麼」，但這些努力後來很多都和剛性的台灣民族主義匯流在一起，甚至本身就是這種剛性台灣民族主義的一種理論形態。對照來看，中國大陸近年也有很多學者以哲學、理論來關注中國的主體性，但這些努力同樣和在中國大陸形成的相當剛性的民族主義有著密切關系。
賀照田提出，是否「主體性」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本身就充滿陷阱，容易出問題？但又有什麼更為健康、有益的主體性思考方式？或者可以通過其他的追問方式來涵蓋現有對主體性問題的關懷，同時可以避開發展成剛性民族主義的危險性？
賀照田說，在《落地轉譯》的第七、八章裡，王智明強調要在台灣內部站在弱勢的立場，在國際上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已經一定程度包含了對上述問題的回應。當一個台灣知識份子在台灣內／外都站在弱勢、邊緣的立場展開思考的時候，是可以思考主體性問題的，否則主體性思考很容易滑落到維護既有體制而不自知。
但賀照田也提醒，本書對台灣當代文化研究頗為肯定，希望追溯更早期的外文研究找到當代文化研究的「前史」，因此方向主要是著墨在這些「前史」中與當代文化研究有聯繫的部分，而不是把「前史」置於他們所處的歷史與思想狀態當中理解，這樣一來，恐怕會讓這些「前史」成為服務性的角色，因而錯失透過這些「前史」來打開或反思當代文化研究的機會。
本書也具有獨特的性別研究視角……重新發現在歷史角落中過去不被看見的早期女性研究者對性別的思考，從而聯繫上解嚴之後的酷兒研究、性別研究。
王鈺婷：如何敘明「三源」在戰後各自的影響力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王鈺婷表示，本書以「三源匯流」（西方、晚清、日治）切入討論影響外文系建制史的不同思潮，就同張錦忠教授所稱的「複系統的文學觀」。而王智明在書中也提到，在戰後因政治轉換，台北帝國大學這一源流的影響力就沒有那麼大。本書可促使人們進一步思考，如何敘明這「三源」在戰後各自的影響力。
在年代分期方面，本書是以外國文學的移入、冷戰分斷（1949-1987）、理論的年代（1980-）為分期，王鈺婷認為，或許可以將年代分期更細分，例如以解嚴前20年作為分期，或許可以看到更細緻變化。
在第三章到第五章，談了夏濟安、侯健與顏元叔，以及新人文主義在冷戰結構中發展，提及夏濟安的影響力貫穿好幾個世代的外文學者，包括白先勇、劉紹銘、李歐梵、陳若曦、王德威、張誦聖等人。王鈺婷認為，王智明比較著重談夏濟安的影響力，但夏志清對台灣也有非常大影響力，包含夏志清的學術經典《中國現代小說史》，深刻影響中國文學研究。從冷戰結構與人文主義角度看，夏志清也很具有代表性，包含新批評的方法，和對人生和人性的提倡，且夏志清參與了台灣兩大報的文學獎，影響了台灣文藝思潮批評範式的走向。
王鈺婷認為，本書也具有獨特的性別研究視角，例如挖掘出帝國大學時代的西洋文學講座中，大森政壽寫有《女權辯護》，重新發現在歷史角落中過去不被看見的早期女性研究者對性別的思考，從而聯繫上解嚴之後的酷兒研究、性別研究。
最終目的「不在於從種族的觀點解釋世界的現實，而在於藉之改造、追求一個不必以種族區分彼此的公義世界」。
陳春燕：族裔研究能否推出符合企圖的研究方法架構是挑戰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陳春燕表示，王智明在書中結語直接點名外文研究的未來是文化研究外加族裔研究，基本上作者認為文化研究已經實踐著他所設想的目標，包括對於無名無分之人的關懷，以及研究與社會運動的連結。此外，作者也期許族裔研究能肩負起「反霸權、跨地域、後人文的解殖方案」，最終目的「不在於從種族的觀點解釋世界的現實，而在於藉之改造、追求一個不必以種族區分彼此的公義世界」。
陳春燕提醒，訴說願景是一回事，但文學人終究必須在文學閱讀的創見上見真章，台灣的族裔研究族裔，雖然在研究對象上能跳脫保守的經典範疇，顧及邊緣，但方法上長期沿用的就是再現式的閱讀方法，把小說人物視為種族、性別、階級身分的代表人物。是否能夠推出足以擔當本書理想的方法架構，恐怕是非常艱難的挑戰。
此外，陳春燕也不認同把文化研究視為未來外文研究的必要條件，因為對於社會介入的期待，反而可能限縮了文學方法的施展。如果預設了文學研究只能回應某種定義下的「政治」，只能接受某些類型的社會介入，反而容易讓文學研究淪為某種更高意志的僕人，失去自身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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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後的狗派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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